《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意识

作者简介

方锡球（1962—），男，安徽枞阳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

建构意识

祁志祥教授是有文化自强意识的学者。他主编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体现出的这一意识和意志，突出表现为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
     今天要恢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来面貌是困难的，这就需要建构。而当代对古代文论的建构，稍有不慎，容易与古代文论本身渐行渐远。也就是说，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古代文论原有的丰富内涵，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处身当代文化语境，对古代文论内涵的任何阐释都无法完全表达其原有的意义，只能将它作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资源，它才是可以建构的。如何建构，涉及视野、视角、内容、思维、方法等多个方面。但是，如何保存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使其丰富的意义不至于流失，始终是建构过程面临的难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采取的方式，是抓住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在对范畴的阐释和建构时，守住概念内在意义的充盈，对包含生命方式、生存方式、现实态度、文化坚守在内的概念蕴含尽力加以保存。过去有一种意见，中国古代文论缺乏逻辑，没有自身的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它只具有潜在的体系。因此，古代文论的当代建构，理所当然应该包括体系的建构。其实，古代文学理论不是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大文学理论，其中包含的不止是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系统。它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我们今天无论怎样以学科的视点去看它，都只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范畴建构体系，在保存古代文论内涵方面，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保存原有面貌，另一方面可以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可见，作为资源的古代文论，需要通过建构，才能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具有鲜明的建构意识。以往的古代文论教材与专著，多见的是史，既有观念史、思想史，也有意识史、理论史、批评史。史的维度是纵向的，历时的。而本书抓范畴，是共时的视角，但没有放弃历时的维度。因为范畴是有语境的，语境有历时内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所涉及的主要范畴有：文学，文，德学才识，文本心性、心物，虚静、神思、兴会，活法、定法、用事、赋比兴，文气、文体、文质、言意、形神、意境、情景、真幻、通变，文类乎人与雅无一格、平淡、风骨，辞达而已、格律声色，知音、以意逆志、好恶因人，观志知风、劝惩美刺、神人以和、趣味，三不朽，训诂、折中、类比、原始表末、以少总多、假象见义，文以意为主、言志与缘情、缘情与尊体、寓意劝谏、醒世求趣。与上述范畴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论、创作主体论、创作发生论、创作构思论、创作方法论、作品论、风格论、形式美论、鉴赏论、功用论、价值论、方法论、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从上述诸范畴及其对应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架构，可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的建构目标，是以范畴为核心，以古代理论作为资源，进行完整的体系建构。就诸范畴而言，它们是并列的、平行的；就范畴本身内涵的不断演化、丰富来说，它们又是历时的。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上建构古代文论，无疑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其范畴的内涵不至于大量流失，从而能够尽可能多地保存它的丰富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在建构过程中将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相对应，说明编者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从而使得这样的构建成为当代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典范畴与现代概念互证、互文，结构成现代系统，防止古代文论意蕴流失；二是做到逻辑自恰，在逻辑系统建构上努力开拓；三是建构的现有系统比较节制，避免了强制阐释。尽管本书按照现代文学理论体系
进行建构，但是作者在对古代材料作系统化处理的过程中，尽量贴近原来的历史文化语境阐发其本有的意涵，并没有随意发挥。这对还原古代文学理论是一次有效的尝试。
　　当然，本书不是简单地还原，它有现代视野和西方视角，具体操作时也比较警惕。比如，第六章“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论”在视野上是现代的，其使用的话语体系无疑是外来的：文学生命论，文学体裁论，形式内容关系论，文学特征论，诗歌形态论，艺术真实论，继承革新论。粗略检视，可以发现这些内容与文本理论、俄苏文论、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都有关联。但这些外来的理论话语或话语系统，又只是用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如文气、文质、文体、言意、形神、意境、情景、通变等）的工具。进而言之，使用西方话语，是将之作为古代文学理论现代阐释的参照，目的是为了在当下语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当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运用西方话语阐释古代范畴，是一项十分复杂繁难的系统性工程，除了逻辑自恰原则以外，还涉及许多关乎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对此，本书有一定程度的警惕。　

比如，古代文论的现代建构，无疑不能回避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价值。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将古代文论有活力的部分激活：一方面，要“寻求历史的本真”，重建古代文论话语；另一方面，要“寻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使古代文论作为建设资源进入现代文论系统。这里就有两重“建构”，即重新建构古代文论话语和建构现代文论体系，两个建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样就会遇到两难困境，那么如何怎么解决这个“两难困境”？有学者提出了“现代阐释”的学术策略：“中国古代文论中宏观研究‘两难困境’之化解，一定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当的学术策略。我们的策略可以表述为坚持‘三项原则’，即历史优先原则，‘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逻辑自洽原则。”[1]（P16）历史优先是尽可能将古代文论放置在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恢复历史的本真，使之变成可以被当代人理解的思想，关键词是“理解”。这项工作正是“现代阐释”之前的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是指西方文论是一个“主体”，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一个“主体”，中西两个主体互为参照系进行平等的对话，两者在互补、互证、互释、互动中取长补短，主要是用西方现代学术视野和方法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逻辑自洽原则是指中西文论对话是有目的的，既不要牵强附会地生硬比附对应，也不要给古代文论穿上洋装，而是要在了解双方的前提下，在“互证、互释、互动”中自圆其说，目的是为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话，达到古今贯通，中西汇流，让中国古老的文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实现现代转化，自然地加入到中国现代的文论体系中去。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材重视中国古代文论文本本身，重视西方视野、注重古今互释，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建构，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现代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系统[A].童庆炳文集(第九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