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队长！"倒回去三四十年，人们经常跟我父亲打招呼这样叫他。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叫得最甜的是院子外西南边的闵大婆。她当时是地主成分，要定期向父亲报告她的情况。闵大婆去世埋葬时，父亲还上她的坟头帮她提泥巴，没想到十多天后，父亲也撒手人寰。
父亲虽然是一个副队长，但队里的具体事务基本上都是由他安排处理。队长是大队主任兼任的，队里的事情他不大顾得上，他只管总的、大的，定盘子。大队的一、二把手都在我们队里，党支部书记二伯就在我们院子里。由于父亲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的安排管理和工作作风、为人都过得硬，因此，尽管院子里有人对他不服，但因为领导的信任，他们也无可奈何，扳不倒他。
父亲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从一些侧面也可得到印证。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父母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给我拜了干保保。就是找一对孩子多、能干有福气的夫妻当自己孩子的干爹干妈，靠他们来庇佑自己的孩子少灾少病，顺顺利利长大成人。父亲将我拜给了院子门口小河沟对面石头山院子里的二队副队长。干爹和我父亲两人都是干农业的好手，因而彼此惺惺相惜，父亲叫他"袁队长"，干爹叫我父亲"王队长"。
父亲在生产队主抓的那些年，每项农业生产工作，农忙时栽秧打谷，农闲时挑牛粪到田边，犁田耙田糊田坎捶田坎，件件有条不紊做得扎扎实实。生产队常年人均分黄谷300斤，远近闻名，别的地方的姑娘都愿嫁队里的小伙，没有一个打单身的。而我们家却因为上有老（祖母）下有小成了弱劳户，到每年农历的五六月份青黄不接时差不多都要缺粮，日子十分难熬。正因为过过艰难日子，父亲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习惯，且在日后乐于一次次地借粮食给家里实在困难缺粮的人家。
父亲的农业生产技术好，在队里虽人所尽知，但却不大显山露水，颇有些"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尴尬落寞。好些社员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不高，从而影响了生产的更好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田土下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过硬的技术反倒大放异彩。
田土下放时，人们纷纷要（承包）好田好土，最后的烂包田、撇土就成了人们挑剩了的，差不多没人要了。队里不得已，只好将它们”打折"，减少面积。父亲等别人挑完后，就收留了这些"弃儿"，然后精心侍弄。没想到，经过父亲的手，点石成金，田土下放后的头年我家的庄稼就全线飘红，大获丰收，让那些拣好的人们大感意外，也大惑不解，继而又有个别人说我家田土面积松，不公平，要求重新调整，这些意见的结果可想而知，自然遭到大多数人的漠视否定。
这里不仅有技术，更有心血和辛劳。父亲将水渠边修水渠形成的”土"里面的乱石，披星戴月，一一拣出来，在土边码成了一道“长城“。我们家的土边，跟别人家的往往不一样，那是将下雨时土里冲下来的土又重新挑进土中间，在土边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土坑，下大雨就形成水潭。土厚了，土壤地力自然就增强了。父亲的用心用力，从他挖土上就可看出来。别人挖土，多是大半锄深，父亲则锄锄都是一锄深。这样，庄稼走根就深，吸取的养分、水分就更多更充足，抗旱能力就更强。人们都说，”王队长土里的麦苗，叶子先是黄黄的，像个黄毛丫头，但到后来就会一点一点地转青。这其中定有奥秘！"也有人当面问过我父亲有些啥窍门？父亲说了之后他们又将信将疑："就这些？这么简单？“他们在心里说，这些我也懂，我也会！可是，实际做起来又将这些忘了！父亲的这实干、付出的奥秘、窍门，虽然简单，但好多人就是不相信，或者不愿学，因此就学不会。
以前父亲有空就编箩篼卖，为了做好自家包产的那些田土，他连箩篼也不编了，干脆有点时间就赶场，将自家竹林里的竹子砍来直接卖掉，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中。
父亲的箩篼编得好，扎实又好看，在附近的板桥坝竹器市场上卖得很好。他那时年轻，也在田土粮食以外动过一些心思，但艰难的生活局限了他的眼光，使他始终钟情于粮食生产。他也曾和院子里几个人合伙，在冬腊月去给农村里修房人家擂墙，也曾在自家自留地里鼓捣过叶子烟，还一度去"倒卖"过木材，从附近的宜宾王家岩买来扛到家附近的地瓜坡上头黑市上卖，一根木料运气好时要赚几块钱。他后来唯一一次破了例，顶着队里的压力支持他侄儿学手艺，也可以说是他思前想后的结果，一个人还是要学一门手艺，当农民做农业单单种粮食不仅苦，社会地位低，更主要的是，以后走起来会越来越难。可惜，这些都只是他人生长河里激荡起的小小的浪花，很快就消失了。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父亲的活干得好，不少人早早就找到他："打谷子换个工嘛！"有时候，父亲就会推脱："还早哩！到时再说吧！"个中原因，父亲会在人家走后对我说："他干活毛糙，打谷子时谷草上留一半，拌桶外抛洒得多。"原来他看不起人家干的活。他经常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眼看到手了，收割时抛洒了，多可惜呀！有的谷子不好打，谷草尖上留了些许谷子，等谷草收回去后，他在空闲时还要找出这些谷草，在家隔壁宽敞平坦的三合土地面的堂屋中间用木棒把谷子捶下来。
那时，我家田多，大大小小有十几块，我对父亲说："什么时候谷子才打得完呀？"这个时候父亲就说："不怕！打一点就少一点，总有一天会打完！我还巴不得一直打下去哩！"父亲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一天天把我家的那么多块田的谷子打完，颗粒归仓。几年工夫，我家的余粮就节节攀升，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解决了供我上学读书的问题，最多时我家存粮上万斤，家里因此打造了一个专门装稻谷的石仓。父亲的这种从容乐观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在我面前，活再多我也不怕，因为父亲说过，干一点，它就会少一点！对待困难，就要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分而治之，锲而不舍，战而胜之。
在生产队里，父亲总是带好头，每天总是早早出门，把家里的事、娃儿的事都甩给了我妈，还要求她也要带头。在他眼里，母亲是"干部家属"，人家都盯着，要自觉带头，不能出工晚了，也不能干活偷懒。在秋天，父亲还和大家一样夜里去看（值守）生产队保管室。生产队有三个保管室，谷子从田里打起来没全晒干分给社员之前，队里要每晚安排一家的一个壮汉去看守。收进保管室里面的谷子，每天由保管员盖上灰戳。队里在保管室门旁边搭个棚子，用石头垒起，上面钉上木板，绑上竹子，铺上竹折、稻草、竹席，就成了一张宽大简易的床。轮到父亲去看保管室时，他往往就拉我去作伴。不知道别人的轮子时去没去保管室门口棚子里睡，反正有一次队里的瓦房子保管室门口挂的带秆带壳的豆子就被人偷走了，最后也没查出来，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其实手里是有些"权力”的。他要管两类人。一类是地主闵大婆她们，一类是阴阳先生王中平大大他们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父亲对待他们，是柔性、宽松和友善的。
闵大婆解放前是戏班子里的，走南闯北，能说会道。后来她嫁给了挑夫刘大爷，从山上的"半岩头"草棚子里搬到院子西南边紧靠二伯家背后安家，给她定的阶级成分是地主，需要定期到我们家里跟我父亲报告她近一段时间的情况。她是何等聪明之人，”王队长"叫得嘴上像抹了蜜，她的嗓音又极好，让人听起来十分舒服。解放了几十年，闵大婆就算是国民党特务，她一个人也掀不起多大风浪，这现实还有谁不清楚吗？每次闵大婆来，父亲都表现出农民特有的憨厚质朴和热情，从不为难她，因此，闵大婆总爱对她家里人说："王队长是个好人！“
这样说的，还有阴阳先生王中平大大。在家族里，父亲要叫王中平大大"大哥"，他是队里的会计，也是队里少有的文化人。他时不时外出为丧家看地，手头宽裕。当时，公社对阴阳道士这类人抓得很紧，认为他们搞封建迷信活动，为他们专门办了学习班，自带干粮和被褥等生活用品。公社每次询问大大的情况时，父亲都替他遮掩、搪塞过去。有人去向公社反映大大，父亲也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哪有这事啊！”这样，大大总算躲过来了。有一次，大大故意诈我父亲，问他："有人说你到公社去反映我？“看我父亲有些紧张，大大笑了："这怎么可能呢！我相信你！"父亲紧张是怕自己说不清楚！大大根本就不相信有人说的胡话！后来，母亲去世，葬的坟地，就是大大看的，他说我父亲帮了他很多，因此，他也就只象征性地收点钱，等于是还父亲的人情。
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当的副队长，他一直干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时为止。父亲向来不徇私情，没让自己和家里占过队里一次便宜，违过一次规。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却打破了自己的"铁律"。
王良学是父亲唯一的亲侄儿，他父亲是我的大爹。当年，父亲和大爹两兄弟为修房子，去附近的木桥沟深山沟里砍树子，在一个深夜里，大爹被炕的木料突然垮下来打死了。王良学长大后，外出去学木匠手艺，队里有人就有意见了，要让他回到队里做农活。大妈于是就找到了我父亲，她十分忧虑，担心不将王良学叫回来不行！这一次，从来没徇过私情，没为自己、为自己家里考虑过的父亲，却很有信心从容不迫地对大妈说：”大嫂，这件事你不用担心！就交给我处理好了！”后来，别人在他面前说到王良学，他要吗装聋作哑，要吗顾左右而言他。知道了他的意思，也知道王良学的情况，因而，说一两次后，他们也就不再说了，说了也白说！从未为自己家里徇过私的父亲，为他侄儿破了一次例。
王良炬 2020年4月1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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