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飘》
我在书店买了一册《快速书写手册》。它是我第一次买的书。封面是红色的,有塑料膜,画面是一支笔搁在一张稿纸上。稿纸一半空着,一半写着蝌蚪样的天书。我还买了一个烤饼。烤饼摊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手艺不错。然后,我就来到了镇上的车站,等着坐三卡回家。
三卡师傅是我亲戚。我叫他表伯。他的三卡是刚买的。三卡就是三轮卡车,车头用挡风玻璃做成一个驾驶室,车斗是用铁皮做成的闷罐子。闷罐子涂着邮政绿,两侧开着两个小窗子,门是设在车尾的。闷罐子里摆着两条长板凳。我上车时,一边已经坐满了,一边空了几个座位。
表伯吆喝了一阵,上来几个人,终于把车子坐满了。其中,有一个人穿着土布衫,手里捧着一只耳机,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掏到他裤裆下,轻轻地捏了一下。他尖叫着转过身,一看到我,又大叫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他是我的死党。我们一起埋过别人的语文书,一起偷看过女生洗澡,一起比过谁的鸡巴更白些。我叫他细眼,因为他的眼珠子比针尖还小。他刚从县城回来,在镇上转车回家。我们没见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聊了许多话,主要还是围绕着成家立业这个话题的。
三卡启动了。路是泥石马路,颠簸得很。我们像是坐在一台巨大的发动机上似的。车子经过镇政府时,我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围着大门口。门前的两棵桂花树被挤得像一把满弓。人群像一大滴墨汁落在宣纸上,快速地渗透着。人群很快就占据了政府大院。在大院中央,我看到了一面红旗,正迎着风飘扬着。不过,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红旗上没有绣任何东西,没有镰刀斧头,也没有星星月亮。
我连忙叫细眼一起看。但是,他正在谈他与第九位女朋友的恋爱史,当他回过头看时,车子正好过了镇政府。他说,他只瞥到了一面红旗。其实,我是想问问他,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刚从县城回来,就算他看到了那个场面,也是一无所知的。
我问了身边的几个人。他们都说没看到,因为闷罐子开的窗子实在太小了。我再问,他们有没有听到沸腾的人声。他们也说没听到,因为三卡晃得厉害,车身上的铁皮“哐啷啷”地响个不停。
我想问问表伯。他在前面开车,视野比闷罐子里的乘客开阔许多。或许,他看到了些什么。不过,我不能立刻就去问他。他在驾驶室,说话的声音肯定是听不到的。半路上乘客下车,都得用木棍子敲铁皮。我不能去敲铁皮,那样会影响他的生意。
车子颠簸,使人疲劳。细眼已经闭上嘴巴了。不时地,他会挪一下屁股,在大腿根上挠几下痒痒。我也挠痒痒,因为车子已经把我的屁股和大腿震麻了。我除了挠痒痒,还一直想着那事。我想,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挤到镇政府去的。但是,这个想法还是有漏洞的。政府开个全镇性的什么会议,或许也有这样的场面。再有,观光团,访问团,高级领导视察,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场面。
但是,还插着一杆旗呢!那杆旗,我是从闷罐子窗口的底处朝上看的。那旗杆又粗又高,让我想起老家的那棵千年老柏。那面旗,又大又亮丽,飘在风中像一朵偌大的云霞。我看到旗杆下,那些黑压压的人头,没有看到一张脸。如果我是那红旗就好了,所有的脸蛋就都仰望着我,那风景绝对可以跟杭州的十里荷花相媲美。
既然,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脸,那么我就无法确切地说出他们的表情。我只有从声音来判断了。那些声音,对于坐在闷罐子里的乘客来说,无异于一个熟睡的人,听床边发出的响声。如果我说他们群情激奋,那么这声音是我看出来的,因为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至少表示了他们不是散漫地聚在一起。当然,我也可以说,整个场面鸦雀无声,但那就是默哀的场面了。我想,这还是不至于的吧!
我越想确证自己的想法时,就越觉得车子的速度太慢了。木棍子就落在角落里,只要让车子停下来,用它来敲一下铁皮就可以了。我俯身,把它抓在了手里。它缠着红布条,这样做是不至于把铁皮敲坏了。我很想拿它敲一下,但还是忍住了。我想,快到家了,等车子停下来再问吧!
我是最后一个敲三卡铁皮的。那时,车已经停下了。表伯钻在车子底下检查车况。他躺在一张破席子上,用扳手在拧着什么。我站在一边无聊地把玩着木棍子,偶尔也敲敲铁皮。
“你把灰尘敲到我脸上了。”表伯在车底下大声说。
“表伯,我跟你说件事。”我蹲在席子边上说。
“没看我正忙着哪?”表伯说。
“很快的,就一两分钟的事情。”我趴下了身子,撅着屁股,把头也探在车子底下。
“快好了,等忙完了,你再说。”表伯说。
“刚才你看到了吧?”我占了席子的小块边沿,钻到了车底下对他说。
“小子,别来碍事?”表伯重重地敲了一榔头说。
“我想,你知道的。”我躺平了身子。我看到了车子底下的那些管道,像人体的器官一样裸露着。
“我知道什么?这破玩艺,还是新的呢!”他又狠狠地砸了一榔头,也躺平了身子。他喘着粗气,揉着手腕和胳膊。
“镇政府那里围了那么多人,你肯定看到了。”我说。
“当然,门里门外都是人,我还以为那里可以兜几个生意来呢!”他说。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
“什么事情?鬼才知道。”他说。
“这么多人围着镇政府,总是有事情的。”我说。
“谁知道呢?可能是在搞什么活动吧!”他说。
“活动,近期镇政府里有活动?”我说。
“我是瞎猜的,也可能是老百姓要造镇政府的反,要革镇政府的命。”他说。
“造反,又革命!”我觉得挺好玩。
“小老百姓,瞎折腾,造来造去,还是造自己的反;革来革去,还是革自己的命。”他说。
“那就是造反和革命了!”我觉得快要得到答案了。
“去!哪里真有造反,反是要躲到深山老林里去才能造的!”他说。
“不是造反,那就是革命,那里还有一杆红旗呢!”我说。
“哪里有什么红旗,你给我滚出去,我还忙着呢!”他说完,又敲了起来。
“好,我出去,但我只能爬出去,但真的有红旗的,又大又高又鲜艳。”我从车子底下爬了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停车场附近的氨水房待着。氨水房只建了一半,只露出半截泥墙来。氨水罐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我爬了上去,又跳到了墙头上,扶着墙边的楝树。只要有三卡或者拖拉机回来,我就会从墙头跳到氨水罐,又从氨水罐跳到地上,然后跑着去问车上的人,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带来的消息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他们有的说只见到红旗,有的说只见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的说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我问他们,是不是造反了?他们都笑着对我说,天黑了,造饭去吧!
我抬头看看,天果然黑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回家。我离开了停车场。从氨水房边上的小路穿过玉米地,番薯地,来到了稻桶岩。稻桶岩上有一只高音喇叭,正好与村子相对。新闻联播已经开始了。我侧着耳朵,一字不拉地收听完了新闻联播,可是又一字不拉地忘掉了,只记得主持人的声音中气饱满而又铿锵威严。
我得再等等,既然新闻联播里没有关于镇上的消息,那么县广播台可能会有。我爬上了挨着岩壁的一堆稻草,踩了个窝,躺在里面,继续听广播。一段广告之后,县广播台终于开始播地方新闻了。播音员的声音甜极了。我能想象出,播音员是个女的,还是个美女。我在对她的幻想中,把地方新闻也听完了,但我仍然没有听到我想听到的新闻。不过,我还是没死心。当县台广播结束后,通常会有镇里的短暂广播,比如播报一些农事消息,干部会议通知之类的内容。
当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时,我吓了一跳。我在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一则寻人启示,他们要找的人正是我。当我从稻草堆里起身时,我看到了村子边上亮着数不清的火把,仿佛一大群萤火虫朝我涌来。我后悔没有跟家人说一声,也抱怨表伯和那些同车回家的人,他们怎么也不知道我回家了呢?
第二天,我带上了《快速书写手册》,出了门。我来到停车场,等候那些从镇上回来的人。表伯的三卡载回来一车又一车的人。我问他们,今天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说没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再问他们,昨天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他们还是说没有,或者说不知道。每次三卡启动,我都会跑到驾驶室,向表伯打听一些事情。他只说,镇政府大门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又问表伯,那么那面又大又高又鲜艳的红旗还在吗?表伯加了一把油门,说没有了。我提高了嗓门,对他说话,希望他能从镇上带回一些消息来,告诉我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是否还没结束。但是,车子一发动,声音就噪得很,我不知道表伯是否听到了我说的话。
除了停车场,我就爬到稻桶岩下的稻草堆上,踩一个窝,躺在里面,听中央新闻联播,听县电台广播,听镇上播音台的消息和通知。广播里不再播放寻人启事了。一到吃饭时间,家人就很容易地找到了我,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总是在两个地方逗留,一个是停车场,一个是稻桶岩。
我在听广播的间隙,偶尔也翻翻书。那是一册秘书用书,用来以最快的速度把被采访者的原话记录下来。其中,有一部分是线条简写法。我用石头在岩壁上刻它们。我看着它们,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只有我才认得它们。不过,我很快就烦躁了。这种烦躁是因为得不到镇上的消息而传染开来的。
尽管我对徒劳的打听感到烦躁,但我还是去打听了。表伯早已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了。我唾沫费尽,但他却只吐一个单音节词,或者双音节,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高音喇叭也越来越刺耳。新闻联播开始时的音乐,也听得让人耳朵生茧。我想,为什么不换一个曲子呢?《东方红》不是更好么?《社会主义好》不是更好么?
直到下午,从镇上回来的人才给我带来了一点消息,这让我感到一些安慰。不过,消息的内容与我所见到的大相径庭。他们说,在镇上确实树着旗帜。不过,不只是红旗。他们说有红旗,也有蓝旗,有黄旗,也有绿旗。他们还说,旗上还印着一些图案,但是他们说不出究竟是怎么样的图案。我再问他们,那么人呢?他们也作了回答。他们也说有许多人,但是人群不是在镇政府门口,而是在电影院门口。我问他们再做什么?我得到的答案是看电影。我寻思,为什么是看电影,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闹事,造反,搞群众活动之类的呢?
除了这些,消息源源不断,但与我所见的已经越来越没有关系。有人说在开庙会,有人说在开交流大会,有人说县里文艺下乡,有人说邻县的著名画家领着学生写生来了。说法太多,难辩真伪。我也一时千头万绪,脑子一片混乱。我感到脑袋发胀,额头的青筋一跳,脑壳里就一阵痛。我问得越多,疼痛就越重越紧,但我无法不问。
表伯开最后一趟三卡时,我又上了车。起初,他是不肯让我去的,但是我抱着驾驶室的方向盘,死活不松手。于是,他就妥协了。他叫我别带什么书去。他是这么想的,反正只是去镇政府门前看一眼,死了心就回来的。可是,我紧紧地抱着书说,我必须带着。在镇政府前,我用木棍子狠狠地砸铁皮。三卡停了下来。我走到驾驶室向表伯道别,他却探着头挤着嘴骂我敲得太重,车子会破的。
镇政府门前,桂花树的身架很好,枝叶上挂着花,散发着清香。大门前的一片水泥地,干净得很。我用脚跺了跺,居然没有扬起一点灰尘。大门内外没有人影,只有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子。我到门口时,他翻着眼镜,目光从镜框底下出来,然后在我身上游来游去。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扔给了我一本来客登记簿。
我翻到了昨天的来客登记目录,但是登记目录只有窄窄的一小片,数下来十个人也不到。我问老头,昨天发生过什么事情。他又翻开眼睛,从镜框下看着我。他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我干什么。我说,昨天我看到了这里人山人海,不知在搞什么活动。他还是不回答,又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是哪里人,在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但是,我所提的问题,他连一个都没回答。
我想看看政府大院里究竟有没有红旗。我在门口,探着脑袋朝里看。靠近门口处是水泥地,左边是一个车棚,中间围着一个花坛。花坛中央砌着一个水泥平台,平台是用汉白玉栏杆围着的。平台中央树着一根旗杆。我抬着头,看到了一面旗帜。不过,它与我昨天所见的红旗有许多差别。它看上去低了许多,风很小,因此没精打采地耷拉着,并不像我昨天所见的那样,又大又高又亮丽,仿佛偌大的云霞。再有,它上面并不是完全的红色,而是锈着五颗星星。
在离开前,我向老头借了一张昨天的报纸来看。报纸上写的全是其他乡镇的新闻。我把报纸还给了老头,在桂花树下站了很长时间。我需要时间来思考,我该怎样来确证自己所见的。我怀疑到底是自己记错了,还是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发生过,或者还是所有的人都对昨天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按着原来的路线,把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重复一次。或许,相同的境遇能够使我对已经逝去的时光有更加清晰的回忆。我来到了书店。销售员是陌生的,柜台上没有书名叫《快速书写手册》的书。我按着记忆从书店出来,寻找烤饼店,但是只看到了大阳伞下的一个移动水果摊。我知道,细眼跟烤饼店一样,也不会在三卡上出现。我再也听不到他在嘈杂的车声里讲述与九个女朋友的恋爱史。
我来到车站。表伯坐在一只包装箱上吆喝着,招揽生意。他看到我,笑了笑,然后继续吆喝。我上了车。闷罐子里搁着一个猪篓子,一只小猪在篓子里“哼哧哼哧”地叫着。忽然,我感觉到裤裆里一紧,本能地把腿一夹,转过身一看,发现细眼正朝我淡淡地笑着。
我们寒暄了一番。我又问起了黑压压的人群,还有又高又大又亮丽的红旗的事。然而,他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对那红旗的一角也忘得一干二净。
他反而问我说,这对你重要吗?我想说点什么,但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把那一本书名为《快速书写手册》的书抓得更紧了。只是,我觉得,它是那么轻,那么小,根本抓不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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