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江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黄国胜
在猪圈里鼓捣“理想”，却一不小心成了师范生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疯自王”（哪怕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的高级别“人来疯”）。可在小时候讲理想实在有点不靠谱，我的理想就经常受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
隔壁的哥哥胸佩大红花参军时，我就想当一名威武的军人。于是我家厢房的废弃猪圈就成了我的“军工厂”：我用各种废料如木头、纸箱、布条、竹竿、铁丝等自制了手枪、红缨枪、弹弓等“武器”，纠集附近一批年纪差不多的半大孩子，自任总司令，每人分发一件“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绕村 “巡逻”。
过年的时候，面对大捧大捧香喷喷的爆米花，我转而决定做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爆米花专家，那个猪圈就又成了我的“食品加工厂”。我用了一个小孩子难得高涨的热情把废弃的猪圈重新洗刷了一番，又悄悄把奶奶房间里的洋铁皮盒子偷出来，往里边放上米，密封着用柴火加热。特别感谢我妈，她老人家居然因为很高兴我不缠着她而主动给了我一些猪油和红糖，甚至兴致勃勃地和邻居们品尝我制作的“炒米糖”。备受鼓舞的我后来研发出了一系列各具风味的炒米产品。
再大一些，我小姨当了电影公司的经理，我又产生了当全世界最优秀导演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我家的猪圈就成了我的“电影院”。我把尼龙固定在纸的方框上，画上一些图案，用手电筒做光源，用力一拉尼龙下端，小兔子就奔跑起来，把我的小伙伴们都看呆了！培养了一批粉丝后，我乐此不疲地当了好几个月的导演。前几年老家装修的时候，还翻出了两大洋铁皮盒的马赛克和弹珠，这可都是我当年“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啊！
上了初中，就不能再这么无拘无束地玩了。我爸常挂在口头的那句“小孩子不让他玩，难道让他去种田吗？”的天籁之音，已经变成了“再不好好读书，就去种田！”的恐怖警告。学校一点也不好玩，尽责的乡村老师对我们满怀期待却又实在有心无力，只让我们不停地抄、写、背、听……对我们这些青春期骚动的孩子来说，真真应了“上学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那句话。在无休止地写作业的艰难岁月中，我盼望着能早一点毕业，早一点工作，早点把翅膀长硬好飞走！于是，我的目标明确且坚定——我要考中专！悲催的是，我是异地就读考生，我妈给我报填志愿时，一不留神听岔了，给我报成了中师！
在师范学习一个星期后，我开始“罢学”。我爸啥也不说，带着我到田里除草。烈日炎炎，腹内空空，腰酸背痛，足下打滑。一天下来，我乖乖地缴械投降，灰溜溜地滚回学校。从此，开始了我在教育界摸滚爬打的日子。
半节音乐课后，我选择了当常识老师
在师范学校，我很快从沮丧中挣脱出来，因为在这里，成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考试及格就可以过关。而且有很多社团：影评社、文学社、书法协会……还有经常性的各种讲座、比赛……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这时候，一个对我一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我的音乐老师赵雷先生。此前，我的爱好是美术，在中小学阶段也获得过一些比赛奖项，对音乐虽然喜欢，也只限于随便哼唱。但是有一天，赵雷老师在课堂上让我单独练唱了一段时间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的音色，是我从教以来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好声音之一，你可以在这条路上试试。（假想一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赵雷先生重重地拍我的肩膀。）
鼓励的意义对一个孩子来说，你懂的。
我突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音乐细胞，从未有过的歌唱激情促使我走进琴房，考进合唱团，慢慢成了主唱。1997年香港回归时，温州电视台举行“青年大歌会”现场直播，我站在舞台上，60余人的现场乐队，100多人的伴唱团，镁光灯下的我充满激情地演唱“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我一度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光荣的音乐老师。
来到我工作生涯的第一所学校——瑞安市阁巷镇中心小学，第一节音乐课，我花了好几个昼夜准备好的教学设计，却成为我教学生涯的第一个黑色15分钟！第一个5分钟，发声训练，不错；第二个5分钟，介绍歌曲，挺好；第三个5分钟，范唱，可以；跟唱，等等，哪里不对劲？再跟，还是不对！扫视课堂，所有的孩子都压着嗓子，肌肉僵硬、表情凝重地低8度跟我一个调子上唱！我合上琴盖，鞠躬，走人。
一周过去，音乐课成了我的恶梦，我成了孩子们的恶梦。姜茂干校长不停地宽慰我：咱换个学科吧？数学怎样？要么语文？要不，常识也可以。在农村，家长眼中只有两门课——语文和数学，其他学科不受重视。常识课是新开课程，市里很重视，但还未成气候。校长做过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
我想了想，选择了常识课，因为我喜欢新的东西，富有挑战性的，更好。
机会来敲门，幸福太突然
我满身缺点，但有一个优点一直令我引以为傲——确定要去做一件事时，就希望能尽善尽美地做到最好。既然选择了常识课（浙江省编教材，前身是自然课，后来课改，才有了科学课），我就投入全部精力去研究这门课，懂它，才可以爱它。
我发现孩子们对这门课很不喜欢，因为其中涉及的面太广，历史、地理、社会占了大部头，剩下的生物、物理内容，要么缺少种植经验，要么缺乏实验器材，任课老师则基本上由其他学科老师兼着，读一读，背一背，填一填，完了。
我也很不喜欢这样的教学方法，因为孩子们会睡觉，睡觉就会沉重打击我上课的热情。我对孩子们说，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先听我上课，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可以睡觉，但是绝对不可以打呼噜和讲梦话。
孩子们哄堂大笑。
怎样让孩子不睡觉？我得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课。
历史课太没劲了？没关系，我们可以演课本剧呀；
地理课没意思？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导游啊；
怎样观察动植物？来，跟着老师一起去开发！植物园里，种下香蕉、白菜、茄子……动物园里，买几个笼子，养兔子、小狗；买几个玻璃缸，养鱼……近20年后，回校参观，校貌巨变，植物园依旧。
至于实验课？放心，黄老师会准备好器材等你们。请允许我再提一次姜茂干校长，在当时经费和校舍安排都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特地为我配备了一个实验室，安装了42寸的大彩电及音响等设备，尽管条件简陋，但温暖了我的科学之行。
记得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才走红，而1998年的11月我已经和孩子们一起在看“狮子座”流星雨了；记得每个周六下午2：00-4：00，免费辅导的“科学实验班”，带着孩子们一起研究：沙蟹在淡水里是否能存活？植物的根往哪边生长？姜块适合在哪种土壤生存……
第二年，瑞安市举行小学常识优质课评比，学区推荐了我，从来没有竞赛经验的我拿了个一等奖第一名。时任教研员姜希栋老师认定我是一块璞玉，于是乎经常风雨无阻路上来回两三个小时来听课、点评，悉心指导，并推荐我参加温州市小学常识优质课评比，又得了一等奖第一名。刚刚走上温州市教研员岗位的陈素平老师带着我参加了省优质课评比，这次，我拿了个二等奖，但对于一个刚上讲台不满两年的新人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与此同时，论文、学生竞赛全面开花，全市一些有名的学校开始把橄榄枝伸了过来。我很纠结，心有所动，又舍不得离开这所学校。
姜校长淡淡地说，你是我们阁巷镇小培养出来的，不要忘记有空就回来看看，年轻人应该有更大的舞台，你飞得越高，就是对学校最好的回报。这两句话，教会我懂得怎样去感恩和回报。我会记一辈子。
阁巷镇小，是我科学梦成长的地方；在阁巷镇小的三年半时间，是我最值得珍藏的时光。
一种信念，支撑一个梦想
离开工作了3年半的学校，我满怀豪情来到了瑞安城关四小——这是一所省创新实验学校，全市数一数二的牛校。我很快融入这所学校，独特的教学风格，充满创造力的课堂，使我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持续多久，由于我在乡下不足5年，达不到调动的要求，一个学期后只能回到原学区等待重新分配。
那是一段很灰暗的日子。
每天天不亮倒两班车，耗时近2个小时，来回4小时；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巨大的城乡差别……
林日星校长接纳了我，并且告诉我，我可以选择数学。
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坚持接受了三至五年级所有班级的常识课。因为我坚信我所执教的学科，将会改变很多人的认识或人生轨迹，结果现在未必能看到，但这股力量，多年后将会对某些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主动为老师们开观摩课，试图改变一小个群体对常识课的认识；我带领孩子们到操场、到田野上课，让他们能在最靠近自然的环境中学习；我组织孩子们开展创新实验比赛，每个参加活动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枚小小的科普章，看着孩子们拿到科普章的喜悦表情，我都会被一阵幸福击中。
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幸福构筑了我对未来的梦想：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播下一粒科学的种子。
在叶剑校长的积极争取下，那年冬天，经过考核，我破格春季调动，回到了城关四小。现在，它改名叫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其实无论是在阁巷镇小，还是在城关四小，当时的常识课或科学课的处境都比较糟糕：学生不喜欢，大部分领导不重视，很多家长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门功课。记得学校科学兴趣小组社团活动时，一位家长带着不屑的表情质疑我：科学课只是技能课，开什么社团？学什么内容的？学了有什么用？小学阶段学好语文和数学不就行了？真是多此一举！
面对窘境，我首先做的，就是让孩子们喜欢上这门学科，然后再让孩子们影响身边的人。
2004年，城关四小四年级鲍一苓同学的妈妈写了一篇教子文章《牵引孩子寻找一片自己喜欢的芳草地》给我们的校报，现在还可以在网上查到。一苓妈妈在文章里说：
她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非常郑重地告诉我们：“我真的知道我的理想了，将来要当个科学家。”她是一个沉稳的孩子，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她的表情和果断的语气中，我可以感受到她对科学的强烈的兴趣和热爱。
我们也开始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发现我们的孩子对《科学》的学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总是不辞辛劳地准备着《科学》课所需的实验器材；满怀兴致地在阳台、书房、冰箱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时时神采飞扬地向我们讲述一些科学小知识，令我大开眼界；在书店里总是把眼光停留在科普读物上，对于我热切推荐的纯文学作品反映平淡……确定我们的孩子最喜欢的是科学，我们开始满怀欣喜地在科学方面进行引导。
首先想到了热情、敬业的黄老师，孩子的兴趣从他的课堂教学中萌发，更能在他的鼓励下迅速成长。我非常坦率地向老师表达了孩子的理想，得到了老师热切的帮助，孩子在学校里有了更多的鼓励和帮助。而且在黄老师的指点下，我们开始帮助孩子完善学习方法、征订科学方面的杂志，购买许多科学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不仅在科学方面进步很快，动手能力迅速提高，而且对学习也变得自信，最重要的是她开始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了。
……
现在，鲍一苓是香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的研究生，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奖学金，2014年是10名国家奖学金特别评选奖获奖者之一。
这只是因为喜欢科学课而喜欢上科学的其中一个孩子的故事。
今生遇见，就是传奇，不离不弃的6年
2009年，对我来说，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时候，我正沉浸在教研集团“攻城拔寨”的喜悦中。
2000年回到城关四小后，为了吸引更多的科学教师共同研讨，共同进步，我试着组织老师们创建了小学科学教研集团，把瑞安优秀的小学科学教师们聚集起来，请教研员当首席导师，邀请如章鼎儿、陈素平、施昌魏、李家绪等专家、名师定期指导教师如何有效开展学科教学；每两周一次的联片教研从未间断，几十人围在一起，往往为一个细节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外出考察也是我们经常学习的方式，湖岭、万松山……都留有我们探索的足迹。
就是这么一群人，9年，风雨无阻，把原先32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拥有126个正式成员的小学科学教研航母。专家首肯，领导重视，成员们教学成果捷报频传。我甚至觉得，作为一线科学教师，夫复何求？
2009年5月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章鼎儿老师推荐我和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合作，作为首批东部名师志愿者参与什邡和青川的小学科学课培训任务。我跟着“南章（鼎儿）北路（培琦）”两位小学科学界的泰斗来到四川，从此与桂馨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本以为桂馨就是一个普通的基金会，后来才知道它是国内唯一一家支持乡村小学科学教育的机构，不由令我肃然起敬，有多少机构和团体愿意做这样的事呢？大灾面前，仿佛只有物资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小学科学在当地冷门到有些县甚至没有科学教师或者没有开设科学课！说白了，做这样的公益，做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卓识远见！
我很认真地对基金会秘书长樊英女士说，因为您，因为丰伟，因为康典先生，因为你们对西部小学科学课的担当和责任，让我感到敬佩和温暖，我想，我又找到了我科学教育努力的方向，从此我要成为桂馨的编外一员。作为桂馨的铁杆粉丝，我自命为“桂花糕”。现在，这块“桂花糕”的保质期已经超过6周年。
这6年里，我去四川什邡、青川和湖北秭归等地做科学课教师培训项目；到汶川县做科学课调研，为当地老师做示范课和讲座；带领3个团队分别到什邡、绵竹、北川做桂馨科学夏令营；到温州西部山区泰顺、文成等地送教下乡……
去年夏天，我在四川绵竹做第二届“桂馨科学夏令营”的时候，遇到第一届夏令营的营员兰天宇，我们在一起回顾起第一次夏令营的快乐时光，他认真地看着我说：“等我长大赚钱了，我还要让夏令营继续办下去，还请您当营长！”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虽然多年后，这个承诺也许未必能实现，但对我来说，在一个孩子心里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就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借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是由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发起、复星集团捐资，并与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合作，对中国师范高等院校中的科学教育专业学生设立的专业奖学金。作为截止目前我国唯一的科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奖学金，该奖项的设立旨在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各师范高等院校推荐及自我申请等方式，培养、评选及奖励优秀科学教育专业师范生。从而引领和推动社会对于科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科学教育专业发展和青少年科学教育的关注、认识和支持。本次“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之科学名师进高校（河北站）由桂馨基金会主办，保定学院生化学院承办，复星公益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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