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邺
1， 前言
我的祖父李薇庄是小港李家坤房四子，祖母生下七子四女，但父辈生育并不多，三伯、五伯无子嗣，到“名”字这一辈加起来不过十个男丁五个女儿，要不是二伯继室生了五个儿子，男丁会更少。我在坤四房“名”字辈中排行第四，是现存最年长的，也是唯一生在老宅，并经历了它由盛而衰变化的人。如今坤四房中“祖”字辈已全部作古，“名”字辈男丁十人中三个故世，五个移居海外，在国内尚存二人；五个女儿三个已经故世，一个移居国外，另一个大房长女名玉算来已年届94岁，常年居南京，近况不明。“名”字辈男丁中或无生育，或生女儿，传至“维”字辈和“汝”字辈，男丁更是稀少，子孙旺盛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解放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发展失去了空间，李氏发家的传统已经没有土壤，经历文革十年，教育断层，李氏第三代年长的半生在政治运动中度过，年少的在运动中成长，一旦改革开放，纷纷往外跑是很自然的事。
2， 李公馆
卡德路（今石门二路）158号是李家老宅，人称“李公馆”。这曾是坤四房的象征，七兄弟在此聚居、分居、解体、消亡。
坤四房系薇庄公属下的一支。薇庄公娶方氏，七子按长幼：祖韩、祖夔、祖模、祖桐、祖元、祖敏、祖莱；四女为：瑶琴、灿霞、秋君、诗娟。
有关镇海小港李氏家族的各种文字，早见之于报刊杂志，对于祖先辈的创业发达已经讲得很多，剩下的只有一些内部往事逸闻可以补充。祖父名下十一个子女中有较多内容可以记录的并不多，老二祖夔虽然做过上海县知事，也是依靠家族势力得到的提携，而且当官的时间也不长，北伐胜利后即结束。随后他开了一家火柴厂，基本上当起了“寓公”，无甚政绩和事业建树。
要说在社会上有点名声的，当数三女秋君和七子祖莱，可谓正邪两人，余者皆为普通“生意人”，平淡一生。翻开家谱，可以看出，第三十四世行“光”（祖）字辈，在坤四房中，只有老四祖桐是在较有名的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会计师。祖桐为人正派，一生无诽闻，老五、老六、老七都进光华大学，用现代眼光来看，都属于糊里糊涂读的书，考不上名牌大学，唯有进光华。因为该校校长张詠霓与李氏坤三房、坤七房有姻亲关系，子侄辈称呼舅舅，有了这层关系，反正考不上其他大学的，都进光华，不像坤房中其他支，不乏众多出国留学，回来后都能独立发展、创业。
这种情况，与我祖父薇庄公早逝有关。祖父去世时年仅41岁，其时，老五、老六、老七都没超过十岁。家道中落，寡母孤儿缺乏经济力量，对儿子也就顾不上教养了，下面几个小的孩子，很难成材。现在看来，经济原因还不是主要的，李氏祖先辈设义庄，祠堂收入中有部分资助子孙学业，如坤二房，玉麟公逝世更早，只享年35岁，但五个儿子中二个出国留学，一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这恐怕还是在成长期内的文化氛围有关。旧时话：“父亲不在看舅家”。我舅公家方氏是典型的宁波生意人家，重商轻学，再有就是自身是否能读书好学求上进。
家里顶梁柱过早去世，生活上断了经济来源，只能依靠祖产和家属中兄弟资助。长子祖韩和次子祖夔不得不过早挑起家庭重担，众兄弟成家立业，离不开两大系统的扶持，一是五叔征五公，二是是舅家方氏。当初坤五房征五公提出，四房遗下一大群人，靠资助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前几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必须挑选一个有出息的侄子，助其发达，再带旺整个家庭。由于征五公与薇庄公有共同的辛亥革命经历，两兄弟感情甚篤。其时，征五公与军阀张宗昌是旧部关系，提携一个子侄当差本无问题。按常规，当选老大，征五公不甚合意，认为祖韩的“方家气息”太重，不是理想人选，就选了老二祖夔。
何谓“方家气息”？祖母方氏娘家，也是宁波的大户，以钱庄及房地产业为主，颇有家产。但是作风上属“土财主”一族，过于保守，胆小谨慎，没有大气，方氏四房方季扬尤甚。方氏在我祖母一代，兄弟姊妹七人。大房是先室所出，过世后，继室生三男三女，二房娶李氏，是我祖父的二姐，俗称姑娘对换嫂嫂，四房即方季扬。创业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即二房正室独子，方液仙初创业，他的父亲、叔叔不愿支持，结果是母亲李氏做主和几个李氏舅舅、表兄支持才办成。老板是方氏，但后来掌握经营大权的都是李氏。董事长——坤四房祖韩；总经理——坤二房祖范；厂长——坤二房名岳；掌管财务——坤四房名正。
老大祖韩最早出道，离不开舅家的支持，因此受方家的影响较深，一生事业都与方家有关。老二祖夔出来当差后，其叔征五公对其言明，扶助你是为了整个坤四房，所得利益，首先得照顾老母及几个未出道的弟妹。当初七兄弟聚居的老宅即以祖母名义买下，张大千在沪期间（1945—1948）主要活动也在此，此宅为英国式三层洋房，由独立并排三幢楼拼接成一个整体，有花园，此产业一直保留到解放后，在公私合营浪潮中，与其他房产一并归国家（所谓赎买政策）。我祖母、大伯祖韩、五伯祖元、三姑秋君都逝于此宅。解放初1949年，祖夔为国民党政府流兵强盗所害（本意并不欲置于死地，用“哥罗芳”蒙其鼻口，用量过度致死）。身后在处理遗产过程中，继室毛氏，听闻外人说，此楼宅是祖夔所购给老母居，似有要还产权之意，经祖韩说明，虽无奈，但颇有微词。祖夔原配夫人邓氏1948年5月去世，毛氏夫人进宅正式成为继室只有一年时间，当然不清楚家庭历史。
3， 大家庭生活
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家庭中，在这大宅里，每家分配到2—3间房。大家庭的生活模式是众兄弟出钱，由老太太当家，真正操作的是祖韩和秋君。之后，渐渐有了积蓄，就代祖母投资，增添了几处房产，有了稳定的收入，不再需要大家出钱了。家里一日两餐大厨开饭，集中在饭堂用餐，只有祖母另开小灶，不必下楼。媳妇们不用为生活琐事操心，只要管好自己的小天地和子女就可以了。后来，增添了人员，小孩又长大，房间不敷使用，才陆续有各家搬出去。第一个迁出的是老四祖桐，接着老六祖敏结婚自立门户，老二祖夔也搬出去了，这样，老宅由聚居演变为分居。仍留下的有大房、三房、五房、七房，老五祖元尚未婚配，单身。1952年后，老宅紧缩，三幢楼只剩下一幢楼。1954年祖母去世后，大家庭生活解体，只有大伯祖韩、秋君三姑和我仍住老宅，二伯祖夔原住底楼朝南一大间，窗外是花园，有棵广玉兰树临窗而立。张大千来沪期间即安排居此处，1949年上海解放，大千去巴西，不会再来沪，此间房为我居住，直至文革开始被扫出。近年，我重返故居，临街望去，那棵广玉兰依然存活，瘦骨伶仃，随风摇曳，我默默望了一眼，离去，老宅遂成记忆。
4， 坤四房“祖”字辈主要履历
老大 祖韩
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董事长。
老二 祖夔
上海县知事兼沪海道尹；大众火柴公司董事长；华安银行常务董事。
老三 祖模
山东胶济铁路会计处处长；青岛太平洋保险公司经理。
老四 祖桐
执业会计师。
老五 祖元
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副经理；华成保险总公司襄理。
老六 祖敏
大中华火柴厂经理，工商联火柴业代表。
老七 祖莱
上海中国银行副总经理；香港瑞士洋行经理。
三女 秋君
中国女子书画会主席；上海灾童教养所所长；上海民主妇联执委；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第二节：父亲——祖莱
老七祖莱是兄弟之间最小的一个，老父故世时只有七岁，自小没人管教、没人理会他，长大后读书不成。老五、老六虽然靠关系进了光华大学，毕竟还混到毕业，老七则还做不到，中途读不下去，不得不停学。家里让他去舅家钱庄学生意，旧社会进钱庄做事，一定要有师门推荐，这与戏班子一样规矩，否则，即使入了门，也会被众人排斥，出不了头。好在老板是舅家，就给他拜了一个师傅，即方氏最大的一家“安裕”钱庄的“阿大”王菊如（谐音）。钱庄阿大相当于现代银行的总经理，此人在钱庄业中颇有名望，靠师傅提携，他初时在钱庄干事，后来进入了盐业银行。
祖莱貌不惊人，青少年时踢球造成骨折，从此右脚微跛。又经受一次所谓被“怪风”吹着，致使嘴微歪，实际上是面部肌肉神经一种病症。事业无成，生活放浪，喜欢往女人堆里钻，又没有父母可以给予大把的钱。这种情况下，要想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想像自己堂兄、亲兄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实现埋伏在心底的奢望，就不惜走歪道。但他也有特长，聪明机灵，能说会道，为人豪爽，出入风月场所与三教九流人物都能称兄道弟，虽无甚学问，但办事能力和对环境适应性极强。他的一生在风浪中滚打，就靠这些基础和本领仍能够在上层社会立足。
父亲既喜欢与女人浪漫又没有足够的钱，做不了绅士，就另辟途径。他一生中相好的女人都是有夫之妇，先是在二十岁不到时就与一位富孀谈婚论嫁，老母不同意，其他兄长也不支持，于是闹出私奔。当时在钱庄还未满师，这样随便旷工，为行业所不容，不但要“停生意”，而且要被逐出师门。他不敢回家，就躲到四舅方季扬家。
方季扬原配生两男一女，长子文波，次子小名阿滨。文波娶徐氏，乃大户人家之女。奈徐氏既无生育，又吸食鸦片烟，为公婆所不喜。公婆便以徐氏无子为由，让文波娶妾。文波本是富家浪荡子，吃喝嫖赌，无一不缺。遂娶一年仅17岁青楼小妓（即后跟随祖莱去香港的李德英），生一子。当时方季扬出钱让两个儿子创业，长子一事无成，吃喝嫖赌花光钱就向老父要。次子阿滨则不然，他投资房地产虽无很大发展，但能守住。阿滨年轻病逝，遗下寡妻邢氏。有了丈夫这笔遗产，加上公公未来一份遗产，邢氏守住不改嫁，就这样，后面生出许多事来。
祖莱到四舅家求助，央求方季扬帮忙，最后摆平此事，这场与富孀的婚姻也就作罢。从此，到四舅家走的勤了。久之，又生出事来，与寡居的二表嫂邢氏搞上了。这场不正常的关系，持续很久，直到抗战胜利1948年之后，由大表哥文波的离妾李德英取而代之。方文波虽娶了李德英生了个儿子，但始终淫心不减，不断寻花问柳，在外买房成家还生了儿子。李德英本是个有心计的女人，眼看自己前途无指望，即便将来分到公爹一份遗产，也会给文波挥霍光。不如乘现在还有点钱，提出分手，拿一笔钱，断了与方家的关系。独身后，在敌伪时期开始，就跟了李祖莱，1948年同去香港，这是后话。
祖莱名声太差，老母觉得不如让他成家，可以收心，但上海名门人家难以谈成婚姻。他二姊灿霞嫁于苏州周氏，遂由周氏姑母做媒，娶了一位苏州小姐万氏。万氏是苏州败落士绅家，祖辈一直在山东烟台做生意，开银楼，因事业失败，才回原籍苏州，不讯上海底细，听到宁波李家的名声，就同意让女儿嫁到上海，结果注定了万氏一生不幸的命运。祖莱一生与许多女人搞上过关系，但就只有与妻子万氏生有一子，家属中认为这是奇迹。其时，祖莱刚准备进上海盐业银行，就取名“名业”，二哥祖夔觉得不够气魄，想到历史上有名人李邺，就更名“名邺”。
不久，就进入了日本侵华时期。李祖莱落水，是有其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他对于发财一直就有强烈的欲望，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上农历正月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民间传说这个财神叫赵公明，为正财神，助人在正道上生意兴旺发达；另有一位邪财神叫金会泽（谐音），不是在正月初五清晨四时，而是另有日子和时辰可接，一般在午夜时分，必须在暗房焚香祷告。这套程序，由人称“神仙”的道者所传授。不过明言，这位邪财神，如果接到，可以助人快速发达，但伴随而来的是有人身风险，如牢狱之灾，刀剑之灾等，一般人不敢尝试。初时，老五、老六、老七三人都有兴趣，最后，老五、老六退出，祖莱独自敢做。不管此说是否应验，终之，他为了发达，是可以不计后果的。前面提到，他的江湖朋友甚多，旧上海出现一个阶层，我称他们为“流氓绅士”，黑道人称之为流氓。但这帮人在事业上都有一定身价，其中也不乏留洋学生。他们行走黑白两道，都有自己的事业，不是闲手之徒。他们也都有背景，或是先白后黑，或是先黑后白。祖莱结交的人群中，如张善琨是有名的电影业制片人，严春堂是艺华影业公司老板，还有一个高阿毛是丽都花园、丽都舞厅（在现北京西路泰兴路）的老板。这个高阿毛是继承已故乃兄高兴保的事业，敌伪时期76号敌特机关打手吴四宝，初出道时是给高兴保开小车的司机，种种线索，层层关系，祖莱与敌伪一帮人拉上了关系，也成了一名流氓绅士。
传说中，上海中国银行有一批职员被敌伪组织绑架，最后由李祖莱解救出来，我幼时也听说过这件事。李氏和方氏长期经营金融业，与中国银行高层素有往来，如陈慕浩等。现在中国银行里出了事，一定要找个能贯通黑白两道的人士来解救，自然会想到李祖莱。解决了这件事后，作为回报，李祖莱就进了上海中国银行任副总经理。当然，银行也希望能披上一件保护外衣。我不清楚，通过怎样的途径，谈妥了什么条件来解决这场“人质”危机。总之，从此祖莱就经常出入吴四宝家里。人们说后来祖莱与吴四宝遗孀佘爱珍关系暧昧，我是相信的。幼时的记忆中，有一次早上大约十时前，祖莱坐车出门上班，我吵着要跟出去。因为父亲不常回家过夜，每当他离开时，幼年的我恋恋不舍，总是吵着要跟出去再原车送回。这一次没有去银行，开到了沪西地区（现在是延安西路、江苏路一带）吴四宝住宅。其时，吴四宝已死，由寡妻佘爱珍接管了流氓头子大旗。这个住宅沿马路围起高墙，墙内是花园，很精致，内设小型喷水池，高墙旁有一条狭长弄堂，容一辆汽车驶到底才是住宅大门。这是一幢中西式老洋房，房子外形本是西式，却改装成中式厅堂，有高高的门槛。我不知道吴四宝生前是否已居此。佘爱珍住二楼，养子女住三楼。当时带我直上二楼，不需通报，直进内房。佘爱珍刚起床，穿着睡袍，随即叫养女玲弟下来，带我到花园去玩，过一阵就回去。试想佘爱珍是何等人物，住宅前后门庭森严，宅内当差的都非等闲，祖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直闯内宅，确实私人关系非同一般。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祖莱以汉奸罪被拘。在庭审过程中，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律师端木铠辩护，其收费相当昂贵，出庭费以金条计。律师的“力度”不在乎口才如何，主要视其背景，请端木律师，就看重他有过硬的背景。他本身是立法委员，为李祖莱减罪的辩护主要依据是他曾经解救过爱国人士，中国银行有人出庭作证，当年事件中被绑架人员中，可能有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的爱国人士，最后李祖莱被判刑七年入狱。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对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一批敌伪汉奸是最放松的，不需要严加看管。只要外面肯花钱，上下疏通，除了没有自由，生活方面还算舒适，衣食都可以外面送进去，家属每星期一次可以跟进去见面。我去过几次，和父亲见面。在监狱长办公室，因为这位监狱长已被打通关节，记得父亲与朱博泉同居一室，朱家当然也肯花钱，但似乎没有父亲那么神通广大，在狱内好像上下都是他的朋友。到了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长江，眼看进入上海已是时间问题，这班官僚，各自打算，想方设法捞进钱财为自己作打算。于是提出了一项政策，这帮汉奸可以出钱赎保（保外），实际上是开价买人。祖莱出来了，随即去了香港。
抗战胜利前，他在外面有两处居宅。一处在赵主教路（现五原路），是买下的住宅，对外说是与佘爱珍合买的，谁出的钱，不知道，胜利后被没收。居守者即前面提到的方家邢氏，这个关系很微妙，她并不是祖莱的妾。她名义上仍是方家遗孀，她没有生育，方家并不阻挡她改嫁，只是提出，若要改嫁，必须留下先夫留下的房地产。所以她没与方家割断关系，她与祖莱的关系只好算姘居，或者情妇。这个女人也是一生不幸，虽是介入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但本性善良老实。年轻守寡，精神空虚，祖莱闯入她的生活后，她死守这份“爱情”。尽管祖莱已有了李德英，她仍旧无怨无悔地等待着“情人”回心转意，让人看着可怜，又令人不可理喻。
另一居处在现在的高安路的一幢公寓，是租的留守者是李德英。她是自由身，正式身份随便怎么讲都可以。祖莱去香港，李德英随行。祖莱入狱三年，三个女人都在外守他三年。妻子跟着老母生活；邢氏不必说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李德英脱离方文波后，儿子随她，小有积蓄，靠此维生。祖莱说，对李德英他心怀感激，所以带她一起走，这话说的莫名其妙。但从现在心态来看待祖莱当初的选择，李德英对他在海外闯天下是有帮助的。
1． 李德英工于心计，交际手腕高超，能说会道，善于奉承迎合讨人喜欢。这种本领可能是天性，也可能自幼在青楼受过训练，是祖莱另两个女人所不及。李德英有自己的一些名流“老朋友”，在大陆时就结识了，去海外后，都会帮她。张大千夫妇，尤其是张夫人徐雯波，在生活上已经离不开李德英作参谋。祖莱在海外拼搏，李德英的内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祖莱初到香港，坤七房堂兄李祖永帮过他。后来祖永有心投资电影业，祖莱就找张善琨这班电影界人士，创办了永华影业公司。初出品“国魂”，讲的是南宋末文天祥的故事，当时认为有影射政治，被禁映。“清宫秘史”放映后引起争议，不久停映。另有一部“大凉山恩仇记”，因涉及少数民族政策，不准进入大陆。一开始出品的几部电影都不能顺利进入大陆市场，对公司的打击是很大的。不久，祖莱离开“永华”，也是靠朋友关系，进入纺织业。初时在南洋纱厂，后在瑞士洋行，都以销售纺织机械赚佣金。这段日子，张大千正在印度办画展，在巴西种植咖啡园，祖莱与大千是旧交，就一直帮张处理一些事务。大千长祖莱12岁，张结交李家时，视祖莱为小弟弟，现同在海外谋生，分外亲切。后大千结束巴西的咖啡园去台湾定居，祖莱退休后，专职成为张大千的代理，相当于经纪人的角色。大约在七十年代，大千从巴西赴美国加州准备开画展，父亲特意从香港去美国和他会面。并留影一张。在台湾，通过张大千的关系祖莱也相识了一些国民党在台湾的高层人士。多少年来，国内也对李祖莱展开统战工作，我不了解具体详情，感觉上似乎没有什么结果。1986年祖莱回香港办事，在置地广场突然中风倒地，随即死亡。警方在其遗物中根据上海银行信用卡查出其身份，由同在上海银行工作的方姓表弟（方季扬的小儿子，庶出）协助处理身后事，葬于台湾。
在敌伪时期，当时局势一片混乱，各路流氓、强盗投靠了日本人，为虎作伥。除了日伪出于政治目的迫害爱国人士外，那时常发生绑架勒索有钱人家作为揽财的手段。据我所知，除了上海中国银行事件外，祖莱还处理了几件亲戚的危难事件，大多能够摆平。
1、恐吓李祖韩
某年农历新年正月初，全家大小出外拜年，家中只留下几个女眷陪伴老太太。祖韩本来也要出去，适逢有客来访，就在底楼陪客说话。忽然，一大帮日本兵及伪军将老宅包围。担架抬进一个受伤垂死的男人。说是受老板虐待的工人，要抓李祖韩去司令部问话。没头没脑说了一大串，分明是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当时家里除了佣人、女眷，没有一个男丁。那伙人冲进客厅就问，谁是李祖韩？非常巧的是，祖韩所陪的客人叫钟可成（谐音），他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流社会中也是行走黑白两道的人物。他用流利的日语说，“我们都是客人，正在等待李府主人回来。打发日军退去后，祖韩从后门夹弄里逃出，四处寻找祖莱去解决此事。据说，幕后指使人是李士群。
2、绑架潘尚林
潘尚林是一位有钱的建筑承包商，在上海开有潘兴记营造厂(另说潘荣记营造厂)。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由他承包建造，那时的潘尚林正处事业成功、财运亨通的顶峰期。他与李家素有来往。他的独子与祖韩三女是圣约翰大学同学，又是祖韩的契子（上海人称过房儿子），在双方的推动下，结为亲家。潘尚林被绑架，据说主谋是吴四宝一伙儿，也是由祖莱去解决，花了钱才消了灾。
3、绑架方液仙
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方液仙是中国化学工业社（上海牙膏厂的前身）的老板，自然引起了那班亡命之徒的垂涎。因方并不是政治人物，有人认为这是一起为财而勒索的事件。也有一种说法，方液仙办民族工业，为日本人嫉恨，指使敌伪势力，对其下手。据说背后是76号吴四宝之流。最初对方开出过赎人的价钱，祖莱去解决时，先说人已失踪，后来才知道人已遇害。方液仙在乱世时期，随身携带手枪防身，当绑架发生时，他拔枪自卫反抗，寡不敌众，被匪徒所害，尸抛何处，最后都没有查到。为此，液仙夫人对祖莱十分不满，这是后来传出的情节，是否属实，无法考证。4、 绑架李祖基
坤三房如山公次子李祖基毕生从事银行业，最后职务是上海东南银行总经理。敌伪时期，周佛海要他出任敌伪银行界职务，遭拒绝后，被日特机关76号关押，后由祖莱疏通关系，才放回。
第三节：姑母——秋君
坤四房薇庄公有四个女儿，秋君是其三女，人称三小姐。秋君姑终身未嫁，伴居老母，小辈们按宁波人的习惯，父亲比秋君大的，称呼三姑姑；父亲比秋君小的，按男性称呼三伯伯。秋君姑在年轻时，患过严重的肺结核，当时有效的抗菌素如青、链霉素之类特效药等还没有问世，经医生精心治疗，好不容易康复了。但医生关照，要避免结婚生育，否则容易引起疾病复发，生命难保。虽然过后二十年没有发过病，但是已过了适婚期。这时的她名气响了，有了社会地位，眼界也高了，再难谈论婚嫁。
秋君姑生前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人们通常认为她仅仅是一位著名的国画家，其实，她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个爱国民主人士。
1. 李秋君的思想和社会活动
四十年代，李秋君是上海女子书画会会长，上海灾童教养所所长。
五十年代她是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上海市人民代表。
六十年代她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民盟盟员，中国文史馆馆员。
上海解放后，她是陈毅市长首批接见的爱国民主人士，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人民代表，以后列届当选，直至文革开始。第一届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她就是执委。当时民主妇联主席章蕴大姊等就曾在石门二路秋君姑的家里聚会过，接着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来过。解放后何香凝老人第一次来上海，住在杜月笙住宅（现东湖路东湖宾馆）当天就与她会面。李秋君能够靠拢共产党，参与爱国活动，主要是思想受何香凝影响甚深。何也是一位女画家，解放后与秋君姑第一次在上海见面，就送秋君姑一幅她画的老虎图。这幅虎图是旧作，是印刷品，不过有她亲笔题字赠予秋君姑，并说年岁大了，不再有新作。这幅图一直挂在书房内，文革抄家时不知去向。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父亲，经老先生与秋君姑是朋友，所以秋君与何香凝一家交往甚深。解放前廖一家出走后，有两只箱子寄存在秋君姑处。解放后何香凝第一次来上海，经普椿多次来上海，均未来取。据秋君姑说，里面只是一些书画之类纪念性的东西，不很重要，所以大家不放在心上。箱子上了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里面的东西。文革抄家时，讲明是廖家的东西，红卫兵倒也不敢动。在那纷乱时期，廖家那里顾得上这种小事，虽然几批地毯式的抄家，这两只箱子都得以保存下来。待李秋君逝世后，通过街道组织一级级上报，送往北京。其时，廖承志已经获得解放复出，通过组织回复收到并致谢。
秋君姑创办上海灾童教养所，本意是救助在抗战时期战乱中的孤儿和贫困儿童，经费来源是以秋君为首向社会各界募捐。当然，与李家有关系的人士，几乎个个解囊。李秋君是所长，负责经费及向社会上扩大影响，引起人们对抗战的关心。内部主政的教务长等一批教师，很多是地下党员，利用慈善工作、教育工作开展活动。他们输送了一批青年去解放区，参军或加入地下党。这些学生解放后都已是革命干部，来看望过秋君姑，他（她）们尊称秋君姑为李老师。创办教养所对秋君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也是很深的。我发现所里的一些地下党教师是秋君姑以前就认识的，后再到教养所来工作的。至于秋君何以会创办这个灾童教养所，受何人鼓动？再有，这个教养所的开支经费也是个谜，要养活这么一大帮人，给予受初中教育和基本的谋生手艺，开支自然不菲，而且是日常持久的费用，仅靠募捐恐怕是不够的，秋君姑也难以独自支撑下去。这些疑问我过去没有引起注意去弄清楚过。近有资料提到，灾童教养所是何香凝与李秋君组织的，此说是可信的。
解放初期，李秋君的主要活动也不是画画，她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和做妇女工作，贯彻新婚姻法和维护妇女权益。女画家吴青霞上门来诉说受丈夫虐待，秋君姑带着她奔走妇联和法院，最后根据婚姻法判处离婚，后来吴再嫁于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吴青霞曾尊秋君姑为师，实际上吴的画艺相当好，不在李秋君之下。我见过吴赠李的一幅仕女画，一个仙女骑在鸾凤上，上款“秋君吾师……”。后期，进入画院后，吴的画艺已在李之上，有人提起，吴矢口否认认过李秋君为师，对此秋君姑很不开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方面曾请李秋君过去，她没有去。海外亲友劝她出国，张大千亲自打电话来，邀她去巴西，她也没有去。多年来党内也争取过李秋君入党，但是她始终在党的大门外，最后加入了民盟。我曾问过她原因，她说不愿去海外是因为不愿寄人篱下，做二等公民。她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自知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太复杂。她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我想她也不适应党内的组织纪律。在文革期间，她庆幸自己避过了一劫。
2. 李秋君的画
李秋君年轻时是当代女画家吴杏芬的入室弟子。由于家族关系，与一些名人是世交，如王一亭、狄平子等，秋君姑受他们指教和提携。秋君姑自号“欧湘馆主”，有一张横幅“欧湘馆”三字即为狄平子所题，常年挂在书房。秋君何意为号“欧湘馆主”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她对于“湘”字情有独钟。她的成名作仕女图，即为“湘君、湘夫人图”，可能受此感应吧！
秋君真正的画功，初期并没有受名师教导，而来自临摹。第一个来源是家族中多有收藏；第二个来源是家族广结名士，有条件借阅收藏品；第三个来源是有名的古董商经常来往，在考虑收购过程中，通常有1～2日藏品停留在家，有足够时间临摹。所临摹画的年代跨越宋、元、明、清。四十年代的画，主要受张大千的影响。李秋君的画，有山水、仕女、花鸟。初期主要是仕女，自从结识了张大千后，她的画风主攻大型山水和青绿山水，当时女画家大多画花鸟、仕女，也有像顾青瑶、周练霞画些小品山水，称小山水，很少有画大幅山水的。秋君姑能画，主要得益于张大千。尽管秋君姑没有公开承认，而张大千也十分谦虚，据我看，事实就是如此。秋君姑也画些花鸟，只是画在册页上和扇面上。除了仕女，她不画人物，也不画走兽、鱼、虫之类李秋君的画技有一定的水准，她的作品可以说采了众家之长，但并没有形成个人风格，甚至有时是不统一的。大幅仕女的粗旷线条来自宋元古画，一般仕女，削肩细眼，三白面孔是明代仕女的风格。作品常出现的水纹波浪，线条流畅，明显地借鉴了宋、元画卷，山水补石则基本是张大千的风格。她最有名的填金青绿山水，的确金碧辉煌，非常华贵亮丽。这类作品需要大量的纯金粉，和真正的石青、石绿，费用太大，除了张大千、吴湖帆，其他人很少能用。解放前的画家，大部分是靠卖画为生，迫于生计，受到的压力很大，因此进步很大。李秋君作画，是爱好，“玩票”性质，只图名，不图利。当时上海唯一的专门开画展的场所“上海画苑”（在成都路、南京路），二楼是说唱评弹的沧州书场，三楼即为画苑。李氏是画苑股东，开个人画展不成问题，又有家族关系网来捧场，自然为出名创造了有利条件。国画是商品，离不开市场规律，必须让市场来检验。所以李秋君的画，近年来在国画市场上成为纪念收藏性质，不能具备商品价值。张大千还不很出名时，由其兄张善子的带引结识了李氏家族。李家捧张大千不遗余力，为了这份情谊，后来张大千也力捧李秋君，是很自然的事。李的画艺，张大千是很清楚的。张有心指导她，但又要顾及她的面子和自尊心，所以这种指教方式是很奇特的。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大约1945～1948年，张大千的大风堂设在上海。张是非常讲究尊长规矩的，名义上大风堂设在西成里（上海老西门一带）张善子夫人家，张每次来沪必先在西成里二嫂家住上几天，再由祖韩、秋君兄妹接到卡德路李宅，李家专为他设置房间，卧室兼画室。自张善子早逝后，张大千收学生必先尊张善子夫人为师母，意思是已故的张善子是第一老师，自己才是第二老师。四十年代后期，张大千声言，我的学生就是李秋君的学生。当时拜师还流行叩头，先拜张大千，再拜李秋君。所以张的子侄、学生都尊称秋君姑为三孃孃。张大千的作画习惯，大约上午九时开始，先用木炭勾线、打稿，或者将隔夜未完成的画先着色。从下午开始，如果没有其他事，秋君姑基本上在张的左右，看他作画的过程。傍晚时分，宾客盈门了，有书画界的朋友，常客如谢稚柳、陈巨来；学生常客如陈从周、糜耕云，这时张大千会高谈阔论，评述自己的作品，也谈别人的作品，众人当然从中吸取养料，秋君姑得益最多。
解放后，李秋君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当时提出，艺术作品必须来自生活，中国画不能再出现古装人物。山水画中经常需有人物点缀，这就难倒了李秋君。她没有学过人体解剖学，也不会写生，又受声名之累，不好意思从头学起。另方面年龄也大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她的画中所缀的人物还是谢之光帮她。谢老师是她的好友，住在慈溪路，即李宅后面一条小路，很近，常来走动，有时候我们也过去。李秋君虽擅长画仕女，但不会开面相（即画像）。逢到有名流来求画，如当年电影名星胡蝶送来一张照片，要求秋君姑按面相绘一幅仕女。秋君姑有一个拍档，姓陈，因他耳朵听觉不好，人们称呼他为“陈聋蟚先生”（上海人对失聪者称聋蟚）。他是画祖宗“喜像”或称“神像”出身，只要他将脸部画像了，秋君姑就自己补身、配景。后来陈做珠宝掮客，在南京西路1149號开了一家“陈福昌珠宝店”，得发了，不再作画，不过偶尔有需要碍于老朋友交情，还会帮助秋君姑。
3. 李秋君和张大千
张大千的一生传记中，如果缺少了李秋君这一章，将是不完整的。各种各样的文字中，最多渲染的两点，一是大千与秋君论婚之说，二是秋君为大千终身未嫁，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国内的文字比较讲究考证，指出薇庄公早逝，其时大千只是14～15岁的毛孩子，根本还没有进李家的门，哪里谈得上什么薇庄公许婚之说！至于秋君姑后来未嫁，有前面谈到的健康原因。熟悉秋君姑的人都清楚，她没有像陆小曼楚楚动人般的浪漫，她继承了旧式宁波女人的习惯，说话大声大气，没有吴侬细语般温柔；她性格豪爽，交际场合中从不出入歌榭舞厅，除了在全女班（如女子书画会）聚会，她不喜欢在女人堆里聊家常，通常与男人们一起谈局势（指当时政治、社会形势），谈市面（指当时金融、股票、期货、房地产等趋势），她更像现代版的女企业家、女强人，这样的一个女人缺少温柔，绝对不是张大千所喜欢的。但是这种论婚之说流传开来，最早出现在张大千的自述体传记，由台湾作家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1981年在台湾出版）。这本自传由作者采访形式编写而成，经大千本人确认后出版，其中内容是大千自己所讲，当时秋君亲弟李祖莱一直在大千身边。此书完成后，对其中涉及李家的内容，祖莱在各种场合没有否认，采取默认的态度，所以外界对此书所说增加了可信度，不断引证此书，作为根据。其实此时祖莱已随大千移居台湾，作为张大千的经纪人。虽然大千念旧交，两人关系亲密，但实质上的雇佣关系是回避不了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雇主（老板）是绝对正确的，老板的言行从来容不得下属持不同意见。这就明白了，祖莱是没有可能出来指正这段低级的错误，反正外人不是历史学家，很少有人会来深究。
两人的关系，虽算不上谈婚论嫁，但确可算得是亲密的良师益友。两人结识在未享盛名之前，双方结成这种亲密关系是各有所需，为将来的发展，相互依靠。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两人的确都最大化地利用了这种关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方都帮助了自己。若是同性，自然成为一对密友，偏偏是一男一女，也自然引起外界各种说法。我的看法是，尽管最初的出发点，大家是自私的，相互利用，但是人非草木，不谈爱情，不做夫妻，终究也会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的，我想他们就属于这种状态。
有一部电视剧本“张大千”，将张大千与李秋君的关系称作“红颜知己”，这种讲法，我觉得也不为过。大千住在李宅，生活上自然由秋君姑照料，大千娶现在的夫人徐雯波，也是秋君姑帮着操办。徐是四川人，原是张大千女儿心瑞（小名直德）的同学，原名红彬（谐音）。徐家并不赞成这门婚姻，所以两人决定在上海办理婚事。新房设在李宅，按旧俗，新娘必须在娘家出嫁，这个难题，由秋君姑来解决。让徐先住到李秋君的三弟祖模家中，到时再迎娶过来。其实所谓祖模家，是祖模的外室。祖模元配也住在老宅，祖模要娶外室，本不复杂。但是祖模太太赵氏与李家有姻亲关系，她的姨母张老太太，嫁于乾房詠裳公，是祖恒、祖泰的母亲。有了这层关系，吵出来就不好看了。最后家属出来调停，星期一、三、五、日回老宅，星期二、四、六祖模住外面。当时外室在康瑙脱路，大概是现在的康定路，外室太太我们背地里都称“康太”（即康瑙脱路的太太）。大千在国际饭店二楼“丰泽楼”摆酒，酒楼老板是四川人，与大千是同乡朋友。我们李家大小都去，当年我大约12岁，也上座。早时大千的女儿直德已过继给秋君姑做干女儿，大千允诺待徐氏夫人生第一个孩子也过继给秋君姑。结果也是一个女儿，这个小女儿在大千去巴西后已夭折，大千感到十分遗憾，托人带信来，将徐氏夫人在巴西生的第二个女儿后补过继，我们始终未见过。
有说张大千与李秋君互写墓碑，确有其事，我都见过。秋君姑五十岁时，在静安公墓（现静安公园）建寿穴。大千写墓碑“画家李秋君生壙”，经石刻朱红色字立碑，不是外界传的“李秋君之墓”。秋君姑为大千写的，倒是“张大千之墓”。大千也买寿穴，在秋君旁边，我们李家很多人，包括我祖母的寿穴都在静安公墓。当时大千是否真的有意逝后葬于上海，只有他自己知道了。1971年8月李秋君在上海病逝，丧事后，我将她的六吋遗像，寄到香港，托人带往台北，向我父亲报丧。最初他们没有告诉大千，后来徐氏夫人觉得久瞒也不妥，就报于大千。他十分悲痛，我相信，这是他的真情流露，终以亲笔作了一篇悼秋词，最沉痛者为末句……“古无与友朋服丧者，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此篇悼词在祖莱手中，据知，祖莱逝后，李德英将其在香港拍卖得二十万。
1983年大千逝世，李祖莱与台湾王新衡为张大千遗嘱执行人。秋君与大千两人划上句号，地下相见矣！
4. 后记
人言秋君姑颇有私蓄，此点在文革抄家中得到证实。人们会问，以一个未嫁女儿身，秋君何以能聚财？她一直参与投资和炒卖黄金、股票等，很少独自出手，多数是众兄弟帮她，兄弟们都十分护着她，赚了钱最好，如有失手，也会帮她垫上，原始资金我想是借用祖母那里来，因为她是大家庭中真正的当家者。秋君姑收藏张大千的画颇丰，有三个来源：第一是赠予，大千赠画，最精彩的是三件大幅山水中堂，两个女儿过继，各有一幅。再是秋君姑的五十寿辰。第二是收买，大千住李家，逢年过节，一般要对佣人开销，小孩送压岁钱，习惯上大家要画不要钱。因此我都收藏多幅大千的作品，在文革中无法隐藏大件，只保留了一把扇子和一幅对联。佣人们拿到的都是小品，最终都为秋君姑收购。第三是在画展会上所买，大千办画展讲究满堂红，即一幅不剩。大部分作品在未展出之前，已经有人订购，即使有余数，也有人捧场买去。但有时会有意外，如某次有一幅“白鸦图”，虽然画得非常精致，但是白鸦也是鸦鸟，人们觉得此鸟不是吉祥之鸟，外加整幅画面非常清淡，此画无人问津，最终由秋君姑买去。早期大千有精品十二幅扇面，取意红楼梦十二金钗人物，配上象牙骨，装在一只红木盒内，珍藏不露。我也听说有其事，从未见过。外界传说，此物在李家。文革后，李祖敏去香港，与祖莱见面时，受大千托，查问此十二幅扇面下落，可见，此珍品是存放秋君处，而不是赠予。文革中下落成谜。
秋君姑虽在1971年自然病故，但是在1967年文革最凶残的年代，对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打击，是致命的。她处事一直十分谨慎低调，待人宽厚，所以在画院中人缘颇佳，这些革命小将对她还算手下留情。周练霞的眼睛被打瞎，陈小翠被逼跳楼，她的面部被打肿，她却始终不肯吐露真相，说是摔跌所致。她去世后，遗骨一直寄存在“龙华殡仪馆”，没有入土，使我心存不安。在那困难的时期，我周转托人，找到苏州一个公社办的墓地，亲自带了她的遗骨去落葬。在我出国后，九十年代，由上海家属——我的堂嫂将她的遗骨重新迁往比较正规的上方山公墓，完成了我一桩心愿。
1993年我访问台北，通过故宫博物馆，想拜访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因张氏家属亦居住在内，希望四十多年后再能见到张夫人徐雯波。当年我12岁，如今已是人届中年，未必能认得。不巧的是，故居正在全面修缮，不能接待。张氏全家也暂迁出外居，错过一次机会，是件憾事。
四、机遇与挑战并存----我的人生之路
我在回忆录写了父亲祖莱、姑母秋君。现在写写我自己。现在想来，我已年届古稀，值得记载的经历，最早发生在五十年前，最近的也有二十年了，已无隐私可言，略加整理作为续篇，不究文字华丽，但求真实。
1、我与父亲
我，名邺，生于1936年，坤四房老七祖莱的独子。1955年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前光华大学旧址），是坤四房中解放后第一个大学毕业生。1988年移民出国，落脚点是毛里求斯（Mauritius）属法语区和新加坡（Singapore），工作轨迹在印度洋周边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出国前任上海县、团级大中型国企正厂长，共产党员。在海外奋斗了十五年，2003年从纺织业跨国集团广东分公司高级职位上退休。
我的童年是不快乐的。1945年，父亲因汉奸罪入狱三年，我只有十岁。在此前，他也不常回家。1948年，父亲带了李德英去香港，环境使然，我与他感情淡薄。父亲走后的十多年，没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艰难。好在大家庭生活跟着祖母、秋君三姑过，可供我上学。母亲变卖首饰，当作日常零用。母亲是旧式妇女，初中文化，出身败落大户人家，不会打理家务，也不懂理财。1954年，祖母去世，大家庭解体，以后这段日子过得更艰难。其时，我已上大学，挨到1958年毕业，有了固定收入，虽然收入不多，我不得不过早地操管家里经济，但是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妻子会说我小气，太会算计经济，她那里明白我是艰苦日子过来的。这段经历却为我以后管理企业打下了基础。
年轻时，我恨我父亲，恨他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历史问题倒成了我的包袱。但是后来，我原谅了他。起初，我们不通信息，是我不愿意。在大学期间，大概在1956年，有关部门找上我，出于统战需要，六十年代初我与父亲恢复了关系,通过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亲情交流，这是我的工作，国家的需要。我要做他的工作，必须要先搞好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微妙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我很清醒，重建亲密的感情交流不是最终目的，虽然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两条路线的沟壑横亘在我们中间。我必须小心翼翼来平衡这种关系。自从我与妻蔡氏到了论婚阶段，父亲不得不有明显的态度转变。李、方（我祖母娘家）两家与蔡、莫（我妻的外婆家）两家有太多的密切关系。岳父蔡声白在香港的的地位和社会关系，远胜于父亲，他必须顾及面子。我们结婚后，蔡家在香港小范围内办酒，父亲受邀，出于礼节，李德英也被邀。我想，她是十分不情愿的，不过，她还是出席了。
1986年，父亲从台湾到香港，因心脏病瘁死。我赶去香港奔丧。李德英不肯见我，怕我来争夺财产，实是小人之心。我很清楚，父亲除了有一些张大千的画，没有什么钱财和产业，我不屑和她理论，我逗留两周后回上海。当我刚出海关，看见来接我的妻戴了白花，知道母亲已去世几天。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他们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2、我与领导
解放初期一个青年干部，三十岁不到，陕西人，来自北京。他带我去见他的领导，这位领导显然是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起初为了让我放松，他像大哥哥式的与我谈思想，陪我看京剧、秦腔，彼此联络感情。1960-1961年，我曾下放上海青浦农村锻炼，他们也来看望我。大约在1963年，换了一个大约比我大十岁的上海人“老祝”，和一位姓胡的女同志与我联系，单位开展运动（四清运动前期）时，他们曾指导我如何工作。十年中历次运动他们保我过关。毕业时全系40个毕业生，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分配在上海，其中一个给了我。从大学到工厂领导，都知道我是一个得到组织关心的“特殊人物”。
开展对父亲的工作是不成功的。他本来答应和我在深圳会面，后来反悔了，而且对我有了警惕。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其一，与父亲的通信经过组织的审阅，知子莫如父，他熟悉我的语气和文法，如果语气发生了变化，多了“八股味”，引起了他的疑虑。其二，是李德英反对他去大陆。我体会到做对外工作，真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十年的接触中还有一个插曲。我的婚姻进入论婚阶段，我担心起来，因为蔡的父亲蔡声白在解放初期与人民政府不合作被列入黑名单，给父亲的信中我没有提蔡声白，而说是莫怀珠之女，舅父是莫如德，因莫如德与父亲是年青时的玩伴，我想他就一定明白。岂知，他回信提问，为何不说蔡父倒说蔡母和舅父，这使我十分难堪。
文革开始了，一切乱了套。在横扫的年代里，我自知难以幸免。一直到七十年代初，迟到的厄运终于轮到了我，每天要去机关报到。我做了准备，时时刻刻可以进去了出不来。过不了关时，我想到过死。有一天，老祝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救星来了。文革后知道，那时候他自身难保，是叫他来陪审我的，他毕竟还是帮了我。文革刚结束，他就来看我，我们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他身受重重磨难，健康受损，准备退休。提到胡同志，得知她受不住打击，已经出现精神病症。我们除了感慨，竟相对无言。我萌发了出国的念头。
1985年后，我是一个国企的党政领导，我和领导讨论的话题也不再是有关父亲这方面了。有趣的是，与我联络的小李名叫李维×，好似我们李氏的侄辈。
1986年，我在香港时与姻兄杨元龙讨论了我出国的事宜。他可以利用在毛里求斯和新加坡的企业投资获得移民配额为我作担保。这件事，我回来后，向各级领导正式提出申请，获得同意，但直到1988年才成行，因为组织上可能将我外派，要我等一等。我的材料已由局里送到市里，最后选了其他人。通常一项任务，必有多名候选人，从中挑最合适的人选，这是很正常的。到了最后时刻，妻的护照已经批出，我的护照被卡住了。市人事局认为我是“特殊高级人材”不肯放行。是否真正原因，不得而知。我不得不发动一切有影响的力量，费尽周折，终于批出。走前，组织方面设便宴为我送行，小李同志同车陪我们去机场，就此踏出了国门。
3、结束语
回顾一生，三个人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人；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秋君三姑。
童年，我是逆境中的孩子，在三姑的呵护下，使我没有自卑感，能够健康成长。她供我上大学，择师出资让我学国画、昆曲，提高文化素质，是我人生旅途有个好的起点。后来，也是她的安排，成就了我的婚姻。三姑未嫁，无继承人，我料想将来必有遗产之争。为了避嫌，抑制了对她像对母亲般的感情。遗憾的是，待我稍有成就，已没有机会回报她的恩情。能做的只是我亲手把她遗骨入土为安。我和秋君三姑在五十年代建国初期，曾有一张合影。那时我初中还未毕业。秋君姑时任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为拍正装照，我陪她去照相馆，三姑与我合影一张，这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第二个“人”是党组织，它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旧时代的宁波人重男轻女。坤四房中，我辈多独子。男孩个个是宝贝。家里全封闭式的教育孙子，关在大宅里，不让外出。上学后，每天接送，只让参加学校的活动。玩伴除堂兄弟外只有一个大男孩，是宁波来的俗称“小郎”，由他照顾和陪伴我们。我们就在这种气氛中成长。我生性懦弱，胆小怕事，不谙世事，缺乏阳刚之气，根本不是一个将来可闯天下、做事业的材料。在我人生最关键，将要定型的青年时代，我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他们教育了我的思想，指明我将来的方向和前途，锻炼了我的胆魄，让我学会了慎密思考问题，增强了组织和应变能力，最后将我推上领导岗位。这些锻炼的积累使我在出国后的工作中得益匪浅，使我能克服种种困难。我化了两年多时间，从基层做起，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争得了一个立足点，成为一名能够在异国管理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第三个人是我妻
她本富家女，愿嫁我穷书生。我们相识于“盛世”，结合在“乱世”。
我们在暴风骤雨中走过来，不离不弃，相互依附。当形势好转时，她始终支持我的事业。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确有一个能干的女人。我对她的歉意是，我一直隐瞒了我的政治经历。好在她能理解。现在我们携手并肩共享快乐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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