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潘麟先生少年向学，徜徉于佛老与文史哲等，玩味于儒家仁义良知之教，方知华夏智慧，一脉千古，朴实无华而又微妙深远。为报圣贤教化之恩，为报国土养育之德，故发愤而著《〈大学〉广义》。值此时代巨变、举世彷徨之际，以期张扬此圣学于当世及未来，企求薪火相传，为民族指示方向，为人生指示归途。
儒佛两家的安心之道都可以安心，然两家采用的路径、理趣大为不同。儒家安心紧扣“仁心”“德性”而不失，于心体、性体之积极面发扬良知，于百姓日用间成就道德，于经国济世中安顿其心、彰显仁义，其所安之心为万善皆备之心，为沛然莫之能御之四端之心，为参天地、赞化育之创造之心。佛家安心在于指示心性，以无染无执、无为无相、空性超然为体，其心性之全体大用，也以无用之用，用而不用，离形离相而为用。如是之心，不能成就道德，实践伦理，彰显创造，经世致用。对于终极安心（彻底解脱），儒家跟佛家所采用的路径和理趣大为不同。
现将先生讲授《大学》的视频《儒佛安心之道的异同》整理为文稿，发布于此，以飨读者。
主持人：“品味儒家经典，享受中华文化。”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东学西渐》之《大学》。我是主持人伊谷。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学者潘麟先生。潘老师，您好！
潘麟先生：你好。
主持人：前面我们讲到了两个佛家关于安心的故事：一个是释迦牟尼出家成佛的故事，一个是二祖慧可断臂求法，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故事。那二祖慧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潘麟先生：他仍然留在达摩的身边，侍奉了好几年。有一个说法是六年，另外一个说法是九年。不管是六年还是九年，总之在若干年之后，达摩把他从印度带来的，释迦牟尼的袈裟和他乞讨用的钵交给了二祖慧可，以此证明二祖慧可得禅法之精髓、佛法之心要。二祖慧可得到衣钵以后，辞别了达摩，从河南少林寺来到了安徽西南。在安徽西南那里，有一座山叫大别山，大别山里面还有一座小山叫司空山。慧可就隐居在司空山里面，像野人一样住在山洞里，吃松树的松针，喝山涧中的溪水，过着餐风饮露的生活。如此过去几十年后，慧可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便指点这个少年。在他的指点下，这个少年很快也开悟成佛了。少年开悟后跟随二祖慧可出家，也成为了一个和尚，而且他还跟着二祖慧可，在司空山里面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他随时向他的师父二祖慧可请教，二祖慧可也随时给他进一步的教导。等到二祖慧可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把这一衣一钵交给了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后来禅宗的第三祖师僧璨。慧可把衣钵传给僧璨，就是禅宗三祖以后，他就离开了皖西南大别山区。他一直往北走，来到了现在的邺都（河北省临漳县）。慧可来到邺都之后，居无定所，一直以游方僧人的身份生活。
史书上记载，慧可在邺都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韬光养晦，变易形仪，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把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是：韬光养晦，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份。变易形仪，就是不穿出家人的衣服，而是普通人的衣服，而且还是那种破衣烂衫。慧可穿着这些破衣烂衫，做了一些什么事呢？“入诸酒肆”，就是经常到酒馆里喝酒。“或过屠门”，就是到屠夫那里去买肉——他不仅喝酒，还要吃肉。他又或者是到街头巷尾，找几个闲散之人，一顿闲聊。“或随厮役”，就是到一些下等人、佣人聚集的地方——贫民窟里厮混着。第二件事情是“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皈依”。这是说他所做的开讲佛法。他有时候吃肉喝酒，厮混于贫民窟之中，醉卧花街柳巷。但是他又不止如此，他有时候还到寺庙中，或者是到一些佛教的宗教场所去给那些佛教信徒们讲解佛法和禅道，如是长达三四十年。有人问他：“师是道人，何故如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祖师您是一个得道的高人、高僧，但是为什么您不仅不穿出家人的衣服，还要喝酒吃肉，混迹在花街柳巷之中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得道高人应有的风范，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二祖回答得很奇怪，他说：“我自调心，关汝何事？”他说，我这是在调我自己的心，与你有什么关系？这里就出现一个疑问，他不是已经被达摩大师安心了吗？他不是已经开悟成佛了吗？他怎么在几十年以后，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的时候，还要混迹在人群之中，穿着破衣烂衫，吃肉喝酒，厮混在花街柳巷之中，而且还说他是在调心呢？“我在调心，与你没有关系”，难道他的心还需要调吗？这是一个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僧俗两界的不满。
俗人认为他不像一代高僧，僧人们也同样认为他不像一代高僧，认为其所做之事不是一个出家人该有的行径。在匡教寺里，有一个著名的高僧叫辩和法师。辩和法师在寺中给听众讲解《涅槃经》，但是慧可大师在寺门外，给大家讲禅宗禅法，可能因为他讲得比较好，比较生动活泼，讲得比辩和法师更深入人心，所以吸引了很多听众。但是这些听众之前是听辩和法师讲《涅槃经》的，现在都不听辩和法师讲《涅槃经》了，都从寺庙中悄悄出来，在寺门口听慧可大师开示讲经。这下子触怒了辩和法师，辩和法师认为他在妖言惑众。
主持人：那后来呢？
潘麟先生：他们把慧可大师告到当时的官府，官府很快就把慧可大师抓住，准备法办。怎么法办呢？就是把慧可大师判决为斩首。慧可大师被斩首以后，其尸体被随便抛弃在荒野之中，但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很奇异的事情。
暴尸荒野的慧可大师，尸体不仅没有腐败发臭，而且数日以后再去看，反而异香馥郁。当地的行政长官，听说了这件怪事以后，下令把慧可大师的尸体扔到河里。慧可大师的尸体被扔到河里去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他的尸体没有沉入河底，而是盘腿坐在河面上。他不仅没有沉入河底，而且还逆游而上，移动了多远呢？移动了十八里之后才沉入河底消失不见。这就是慧可的晚年生活。这件事证明了慧可大师道法高深，他已经达到了生死自在、神通自如的境界。
但是，慧可大师是从佛家的义理入道，由于受佛家义理性格的限制，他不能够成就德化人生。因其严重的败德乱纪的行为，终于引起同门的愤怒，就是以辩和法师为代表的同门将其告上官府，设计陷害他。一代宗师由此陨落，死于非命。
主持人：那慧可大师安心之举说明了什么呢？
潘麟先生：佛家固然有不安之心，它是以慈悲为本；固然有安心之道，以息烦恼。与儒家相比较，佛家不安之心，主要表现在引导人生以出尘离俗为归；佛家安心之法，在于指示心性，以无染无执、无为无相、空性超然为体，其心性之全体大用，也以无用之用，用而不用，离形离相而为用。佛家心目中所理解的心体与性体，为偏而不圆，只知其一，不及其余。故佛家所安之心，不免为空寂心、偏枯心、出离心、无为无用心，以离尘合觉以安其心。如是之心，不能成就道德，实践伦理，彰显创造，经世致用。如是安心，其心能终得安乎？这个不好说。我们以禅宗二祖为例，二祖慧可纵使被达摩祖师安心，数十年之后，仍然混迹在酒肆之中。
慧可混迹在花街柳巷之中。别人问他，你何以如此？他说我自调心，也就是说，他的心还要再调，他从达摩大师那里所安的心不能一安永安、一得永得。所以他继续在调心，也就是说，他这个调心可能要持续一辈子，要持续到临死。因此佛家所安之心，能终得安乎？这个问题不好说。
相较于佛家，儒家安心是紧扣着“仁心”“德性”而不失，于心体、性体之积极面发扬良知，于百姓日用间成就道德，于经国济世中安顿其心、彰显仁义。如此安心，相较于佛家和道家而言，是有一些差异的。
主持人：老师，那儒家和佛家的安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潘麟先生：儒家和佛家安心之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的安心，是自心体、性体健行不息的生生之德，是从正面建立德行之先天根据，建立德目何以如此的所以然之理，就是为什么要有温良恭俭让？为什么要有仁义礼智信？它的所以然之理建立在哪里？就是建立在心体与性体上。儒家是从正面来看待心体与性体的，于实践德行的过程中实现安心。儒家所安之心为万善皆备之心，为沛然莫之能御之四端之心，为参天地、赞化育之创造之心。
第二，儒家是自上慈下孝、忠信诚正的德化人生中，实现安心。所安之心，不离世间、不离人伦纲常、不离经世致用。佛家是正好相反的，它远离人伦纲常、经世致用，讲究出尘离俗。儒家的所安之心就是上慈下孝，在上——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对子女要慈悲；在下——就是作为子女，我们对父母要孝顺、孝敬。儒家所安之心，就是在上慈下孝的人伦日常、经世致用之中实现安心。这个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第三，佛家指出心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虚妄、梦幻、烦恼、颠倒、迷执、业障、无明等等。其实儒家也并非完全不承认佛家所说的其心不安的原因，但儒家在肯定佛家所谓的其心不安之诸种原因之外，它还认为引起心不安的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最持久的原因则是礼崩乐坏、文明不传、道德不行、人间不公、天下不平、圣贤不出、家国无道等方面。儒家从这些方面出发，来指出心不安的原因所在。佛家跟儒家对引起心不安的原因的理解上是有重大差异的。
第四点，佛家安心后方去济世化民；儒家则是济世化民后其心得安。所以佛家终极之处，恰是儒家起步之始。儒家一起步，就站在佛家菩萨的果位上、果境上，从正面实现心性，尤其是实现心性中的德性——心性中的道德和良知这一方面。
第五点，佛家人生是觉悟人生，儒家人生是德化人生。佛家是把人性收纳到佛性之中，用佛性来吞没人性、消化人性，因此在佛家没有人性，只有佛性。佛家文化是佛性化文化，或者叫神性化文化，它是以神为本。儒家正好相反，儒家是把佛性、神性、天性、圣性，纳入到人性之中，以人性来消化佛性、神性、天性。如此，儒家文化是真正的人本文化、人性文化，是以人本、人文、人性为核心的文化。因此，佛家以觉悟圆满为修行实践的极果，而儒家以德化人生的圆满，也就是止于至善，为修行实践之究竟。此两者皆可获得彻底解脱。所谓的彻底解脱，通俗地说叫终极安心。但是，儒家跟佛家所采用的路径和理趣，则大为不同。
主持人：通过潘麟老师的讲解，我们对儒家和佛家的安心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这个对比，我们也能够更好地去领悟和进一步地了解到“大学之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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