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 发表之后 ，深受读者好评 。（荣获得中国当代散文奖，为了更全面，准确，生动，作者后部分内容重新修改加长，现在重新发表。）
《我的父亲母亲 》 作者 张德富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严格地说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他是生产队的车倌，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多么难驯的骡马，经他调教，都会服服帖帖地任人使唤。可是后来有了机械化，生产队实行责任承包，他的手艺也无用武之地，连一亩水地都不敢包，只是承包了些旱地种。这些年，种水地的农民都发了财，就是不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水地都是地理位置较好的地皮，这些户也跟着发了财或建起了大院盖起了房屋出租。
而我家承包的旱地，都是县城郊外的山坡地，每年连牛犋钱，种子钱化肥钱也拿不回来。
我父亲的这门手艺，还是从我爷爷手里传下来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是个啥样子。只听人说也是赶了一辈子车的车把式。据说，那时候，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他靠十几块大洋买了一头骡子，养的膘肥体壮，把个花轿车打扮的漂漂亮亮，专给有钱的大户人家娶媳妇。串呤一响，鞭子一甩，牛气极了，每天也能挣个肚圆，光景不算富裕，但也能凑合着过。
我爷爷弟兄俩个，分家产时，我爷爷分了骡子轿车和土地，我二爷爷分了县城里一大片房产。后来土地合作化，这地自然成了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我二爷爷靠房子开了旅店。
这些年，我二爷爷家先后在街面的店铺，开了饭店，出租了门市发了财，我父亲弟兄俩都学会个赶马车，一辈子受穷。我二爷爷自然成了市民，祖祖代代靠经商过日子。后来房屋几经翻修，发了财成了有名的富裕户。
记得，我还小，生下我最小的弟弟时候，因穷过不了光景，只好给人。连萝头也准备好了，因为我母亲极力反对，还是留了下来。按理说生下男孩是件喜事，可我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所以一家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那时候，还是学大寨前的事，看到别人家吃挂面，我羡慕死了，又白又软的挂面看的人眼馋。只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才能吃得上。
那时候，不让开小块地，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让养家畜。我家住在县城最偏远的地方，常年无串门的人，就在房前屋后种点小块地，勉强维持生活。
记的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到一家人抱头痛哭，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又揭不开锅，只能靠挑野菜度日子，幸亏好心的邻居们，这家送来一碗米，那家送来一碗黄澄澄的玉米面，全家人感激的恸哭流啼。
大家伙出主意，让我妈领上我去太原去托嘴。我有个舅舅，是省城里的13级高干，家里没有保姆。孩子们也需有人照料。于是我跟了母亲，带着舅舅的亲笔信上太原投亲。
到了太原，门岗不让进，那时候叫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当兵的问我母亲从哪里来，我妈说左卫。门岗怎么也闹不清这左卫是何地方？问周围的人也不清楚，说是没有这个地方，不让进。看看快要下班了还蹲在大门口。我念了几年书，知道左云县历史上叫左卫，就说是左云来的，告诉了门岗，我舅舅在省物价委员会当主任。于是打了电话进去，才有人领着我们进了省人民委员会的大院（现在的省政府）。我舅舅家住的是二层小楼，有秘书，也有伏尔加小车接送。一出院就是梅山，那高高的、尖尖的钟塔，每天上面有军人练习跑步。我舅舅的孩子领着我去看省委书记陶鲁加的房子，那是一座平房，四合大院房里没有人，只从外面窗口，向里望，墙上挂着字画宝剑，室内摆着长长的一沙发和洁白的、勾了花的丝织品。
妗子怕我闲着发闷，给我拿来一大堆外国童话和小人书，这书真好看，现在忘了故事的内容，但五颜六色的图书，神奇的故事把我引入了幻想的世界。我的衣服都是我舅舅的孩子们替换下来的，衣服虽不十分得体倒也干净整洁。当然也很时髦。舅舅家人上班的，上学的，都不在了成了我和母亲的世界。床下箱子里放得红枣有半麻袋。成了我的小吃。妗子爱养猫，专门买了小鱼喂。我和母亲偷偷地，趁她们不在用葫油炸小鱼吃，虽然骨刺多，但那味道香极了。舅舅家经常吃红高粱面白面掺和的面，这些我不爱吃，老是他们不在的时候偷着吃别的东西。
那时候，太原人烧火用煤是从街上买的黄土和上煤面烧，脱成煤糕。回左云后我和同学们说太原的黄土要掏钱买，谁也不信。这话成了同学们围攻我的话柄，没听说黄土还要掏钱买，而且是用来烧火，尽是胡说八道。满山遍野到处是黄土，谁花过一分钱。有一年家里穷，姐姐上不了学，就说了个对象，为的是早点有人供吃，减轻生活负担。还是老师登门三番五次动员，才退了婚，在老师的资助下勉强上完初中。
为了能省钱，姐姐没有上高中，选择了左云中学的财会班，学制短，又实用，交费又少。
姐姐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小特别招人喜爱。写的一笔工整流利的钢笔字，齐刷刷整整齐齐，像是印上去的，我佩服极了。她是学校的乒乓球运动员，常常拿冠军。右手握横拍子，左冲右挡，十分了不起。她还是小演员，演的是小戏，常常扮成老大娘，那时的戏，大约是王二小放牛之类。
后来，我也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一员，我演的不好，老是配角，演门合（解放军英雄战士）我扮门合的弟弟。我们走村串户，跑遍了城关公社的村村落落。村里大爷大娘拿出最好的吃的给我们吃。那时候没有电灯，只是点煤汽灯，灯光一点，雪亮照人，四里八乡的庄户人都来看，我们演的特有兴致。
我父亲爱听说书，常常请说书艺人来说书，我家成了听书场，每天炕上地上，坐得满满的，全是听书人。《包公案》、《三国演义》、《水浒》等等应有尽有。也许正是我舅舅的文化影响和说书人的熏陶下而我也从小爱看小说。书里人的故事，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吸引着我，我被深深地感染了。从此，我也爱看书，那时候都算是禁书，我家又穷，买不起书，我只得和邻居们借书看，什么书都有，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播火记》、《苦菜花》。书中的爱情故事写的精彩极了。使我产生了朦朦胧胧的爱。到底什么是爱？我也说不清。
那时候，我是班里的班长，我们正是挖地道防空，学工、学农、学兵的年代，每天只上半天课，剩下就是劳动课。修国防公路，什么活都干。记的有一次，一位同学不小心，把水桶掉进了井里，于是我毫不犹豫，带头用绳子把自己吊到井里捞桶。
几个大点同学在上面，把桶捞了上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让班里同学传开了。有位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在作文里写了我。这篇文章写的很生动。老师在全班上念了给同学们听，于是我又成了同学们攻击的目标。给我们配了对。要知道，那时候男女同学从不说话。从不交往，素有最漂亮的校花之称的女同学，竟大胆地在文章里记我。还不引起全班沸腾？于是放学的路上，我们再也不敢偷看对方一眼，只是默默地相跟着，护送她回家。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我整日里充满了幻想。生活觉的挺有意思。我一个全校出了名的穷学生，竟有人如此看重。我便注意争气。这一年，各方面表现出色，我入了团。成了班里的好学生。
后来，我姐姐在教师们的帮助下，在城关公社找到了工作，当了公社播音员。也挣上了几个工资。她工作非常努力，常常受到村里人们赞扬。各方面关系处理的好，又是会计专业学生就当上了公社会计，被推荐到山西财经学院上大学。
姐姐原名叫张绿叶，去了学校就改名张学英。她写信回来说是当了班长，全班同学有新疆的、有上海的。她临走前，县里在我们住的地方要建体育场，让我们搬家，我们没有搬，因为这地方虽然穷，没电灯，下雪老是大雪封门，但好在是能种小块地，能养羊。姐姐在太原上大学出车祸死了后，省建二公司赔了几千元，我们买了房子搬到了现在的住址，一住就是十几年。现在我做梦，还是在东街土八子。那里穷是穷，但有温暖的充满幻想的童年。
后来处理我姐姐后事时，山西财经学院答应说，我可以接替我姐姐名额上学，因为她去大学只有20几天。那时我父亲因赶车出了车祸，压成半残，母亲又多病。我哪里还敢再上太原，留下亲人不管不顾。学院虽写了公文盖有大印，在处理经济上少给了钱这也算作补偿。谁知县教委主任和县革委副主任商量，答复说：要学院先提出招生名额，而学院是要县推荐。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决定实践二年优先录取。
这样也好，两年后，父亲伤也慢慢养好，母亲也逐渐适应这一沉重打击。谁知，我在公社上班二年后，政策变了。说是取消保送推荐，必须经考试入学。工、农、兵学员从此成了历史。我的大学梦成了空想。那时候我一心想上大学，父亲极力反对。原因很简单，我走了连那几十元的工资也挣不回来，全家人生活又没保障。当父亲发现我看书学习，就一怒之下把书全扔到炉子里烧了。当我偷偷地考上雁北农校激动的要命时，父亲说啥也迟了。
等我农校毕业以后，分配在三屯乡工作，说是国家干部，但家里穷，连个媳妇都订不上。父亲大怒，骂我什么干部是块马布（女人用的脏东西）。于是父亲给我说了几个媳妇都是又胖又丑。父亲说，咱家穷，体壮能干活，丑点能养住。父亲最看不惯腰细腿长的女人，说是妖精。将来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跟人家跑当龟头。
所以说了个媳妇，我说啥也不同意，父亲生了气，一炉盖打过来，差点打在我脑袋上。从此我们翻了脸。父亲临死时也没见上媳妇是啥样子，更不用说抱孙子。因为我的两个弟弟都大了，我不娶媳妇，直接影响兄弟们。我父亲死后，我才成了家，当然是在同学们的帮忙下进行操办的，那时，我一连说了十几个媳妇，有离了婚的，有腿有毛病的，即使偶然碰上个中意的，也因为穷，最后告吹。
我的母亲，从小没爹没妈，是个命苦的人。姥爷姥姥是个啥样，当然我更未见过。只听人说，她们家一直是三台子村的地主，大舅抽洋烟，老爷好耍钱，把个家过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穷。后来定成份也只是个中农。大舅是个什么样，我没见过，二舅是村里的饲养员，一辈子老实本份又软又没主见，穷的最后过不了光景，讨了几年吃。临死时没钱看病。受一辈子稀荒。
我三舅从小在县城亲戚家念书，为了逃婚，考上了国民军官学校，后参加了簿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在太行山打游击，任特派员。后来，解放后任山西省工业委员会主任，物价委员会主任、冶金厅厅长，最多的还是在轻工业厅任纺织厅任厅长。因为他刚一解放，任峰峰煤矿军代表，晋华纺织厂军代表等。据说舅舅订婚的那个女人等了她一辈子也没等见上面。
抗日战争时期舅舅上了抗日军政大学。曾和一位女战士相爱，不知何原因未成了婚，她解放后任青岛海洋博物馆馆长。我妗子是武乡人。是那里大地主出身，对于我们左云老家来的人他都无好感。不知是何原因，舅舅一生离家后再没有回到他的故乡看一眼。孩子们也从未踏上半步回家探亲。当然对左云的人和事并不大关心。
后来，我舅舅死了，骨灰安放在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因收费太高，说是要迁回左云，听说左云建起了革命烈士陵园，但最终也未迁回安葬。舅舅死后没有通知我们去，妗子死后也没有通知我们。从此，我们联系的更少了。
舅舅一生除了自家人外，最亲的就是妹妹。那时候，舅舅在太原晋华纺织厂，把我父亲母亲接去当工人。我父母不识字，干不了工厂的活，只好给我父亲找了个倒垃圾的差事。我父亲觉的还不如在左云赶大车自在，就独自一人回到了故乡，继续他的营生。母亲扔不下父亲，也回到了左云，当她们的农民。
文化大革命时，我三舅被下放到忻县五七干校劳动，成了走资派。给我家寄来的照片当然也是老俩口种菜时的情景。
我三舅家三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帮着照料大的。那些年舅舅患了高血压，想念亲人，接连三封信催促，要我母亲去太原。因我母亲每次上太原都要带上我去住，我舅舅家里人反对，我妗子常看不起我们乡下人，这样惹的我舅舅和妗子常常因此而吵嘴。我三舅家一家住着一个小院，孩子们每人一间房，舅舅和妗子一间，我和母亲在小房。舅舅给我零钱花常常背着妗子。我说啥也不要。为了维护我妈的合法存在，我舅舅常常被妗子的过火行为气得独自暗暗流泪。
虽然我在三舅家常住，但各有各的房间，故而见面时多谈话时少，虽然在一块吃饭，舅舅身体不好，吃小灶，我们吃大灶。
我的父亲一生喜爱喝酒，脾气暴躁。三句话没说就翻了脸，不是踢翻桌子就是砸了饭锅。所以母亲一生都是忍气吞声中度过。
后来，我父亲死后，我姐姐死后，我以为她禁不住打击，怕要疯了，可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去。特别是我弟弟二氧化氮中毒死后，她还给二弟拉扯了一个小女孩。这样孤儿寡母艰难的生活着。
父亲死了好几年，母亲决计要嫁人。我坚决反对。有河北的一老汉在我姐父（舅舅家的女儿）家种菜，挺能干活。就这样没有结婚生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家，我媳妇是右玉县的，我弟弟媳妇是内蒙的。这样河北、内蒙、右玉、左云不同省份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家庭。
母亲最大的缺点是爱唠叨。做饭有迟无早，我弟弟考大学那年，本来是学校出名的尖子学生，都说清华、北大苗子，放学回来饭还无踪，于是经常挨老师批评。加上骄傲，自恃聪明。下学后，就跑到街上看下棋，时间久了就成了棋迷。最后成了县里有名的棋王。常常邀请到大同或省里参加比赛。在他看来，我家穷，即使考上学校，也无钱供书，所以高中毕业后，给人当了家教，常替人考试。谁知后来成绩下降，只考了个中师，也因个子低，被别人挤了去，未被录取，只靠在南关学校先教英语后来打工为生。
就这样，我的家庭经历了七灾八难和生活艰辛。那时候我上农校又患上了重病。因无钱医治为了治病和校长闹翻，被留了级，三年的农校念成了四年大学本科。
多亏常常有好心人帮忙，总算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母亲还活在世上，现在七十多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能把我二弟的孩子送在希望小学。以解后顾之忧。她常说：我死了后给我雇上班鼓匠吹他几天。每隔几天我不去看她，她总是登门来问罪，说是不孝顺，其实她不需我们钱财上帮忙，她没啥营生，只是陪着说说话，看一看，她就心满意足了。有时，他也舍不得吃喝，给我女儿几个零花钱用用。老人一辈子无父无母又失去了不少亲人。最心爱的女儿上大学身亡，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最担心我出门。我在朔州报的日子很难下决心离她而去。我真不忍心离他们而远去外出谋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