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文件规定，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免费开放。为引导和支持地方重要博物馆向国际先进行列迈进，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经对全国博物馆进行评估，最终明确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为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博物馆。这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均处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旅游的核心地带，是展现中华文明、反映中国文化价值，并具有一定国际水准的博物馆。
以下就对8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八——辽宁省博物馆的42件重要馆藏文物（上）进行介绍。
这件玉猪龙高15.0厘米，是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猪首龙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龙体蜷曲如玉玦形，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露出獠牙，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玉猪龙明确出土于墓葬中，而且成对佩戴在墓主人胸前，是社会地位、等级、权力的象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制成的原始礼器。20世纪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采集，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件玉猪龙是已知红山文化玉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规整的一件，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
此鼎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直耳，深腹，柱足中空，胎壁微薄，口沿下及足上端分别饰单层饕餮纹，足有扉棱，耳、腹、足皆有炱痕。饕餮纹又称兽面纹，自良渚文化时期就存在，但它一直被称作兽面纹，直到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才开始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其表现出的狰狞、粗犷、豪放不羁与震撼人心的威力，象征着中国的历史挣脱野蛮，跨入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20世纪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鼎装饰朴素，重达百余斤，是国内出土最大的商代圆鼎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王畿以外最大的铜鼎，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这三件戈为同一组器物，长26-28厘米，宽4-5厘米，器形相近，皆直援微胡，内端为镂空透雕凤纹。援身倒铸铭文，分别为“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祖日己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此戈形制不出商制范围，但是细部又有差别，如内端镂空立鸟基本与内的阔度相当或微大，不似殷墟常见的鸟喙似勾而下垂的曲内。王国维论其“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从援身铸家族成员名号来看，这并非是一件实战武器，而是一件宗庙祭祀中的陈设品。罗振玉旧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组戈在《三代吉金文存》、《观堂集林》等书都曾著录，涉及人名二十人，且及太祖、祖、父、兄四辈，对于殷商亲族制度及世及制度的研究都是难得的材料，罗振玉“传世古兵无能逾此”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此卷纵32.3厘米，横54.3厘米，绢本楷书，因卷后署有“升平二年”年款，又名《升平帖》。曹娥为东汉人，为寻找溺江而亡的父亲舍身投江，元嘉元年（151），上虞县长度尚以彰其孝行，为孝女曹娥立碑，事见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列女传》，《曹娥诔辞》所书内容即为碑文。此卷屡经刻石，故有《曹娥碑》之称。此卷历来有王羲之墨迹一说，至宋高宗赵构时明确为晋时佚名之作。此作结构多为扁方，磔笔尚存隶意，与锺书尚有联系。然其起笔多为露锋，运笔过程有提按，已见今书风貌，从中可以看到早期楷书笔法结构，为研究书法发展提供佐证。此卷有大量晋唐人观款，卷后有宋高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乔篑成等人题跋，最后还有康熙皇帝作跋。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通篇以小楷书写就，捺笔厚重、结体扁方，尚存隶书笔意，从中可以窥见早期楷书的笔法、结体特征，自东晋流传迄今十分难得，是迄今唯一存世的东晋楷书墨迹，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墨迹，是传世小楷书早期杰作，国宝级文物。
此摹本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应是南宋高宗时期临摹，大约1162年之前所做的摹本，采“图文融和法”，将赋文分为长短不一的段落，并和相关图像形成不同组合，使图画与文字在画面上产上一种动态的互动效果与整体的韵律感。有了赋文引导，使人能了解整则图像相互之间的故事情节和关系，是六朝时期创行的图文配置法，显示这些赋文在六朝构图中就已存在，并不是南朝临摹时才加上的。根据卷中所钤的八十方历代藏印看，此卷流传的时间顺序清晰。宋时藏于内府，明嘉靖为叶钶所有，明末被袁枢收藏，乾隆时入藏清内府，乾隆、嘉庆、宣统等都十分喜爱。清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将其携出清宫，经天津运往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后被东北抗日联军收缴，后入藏东北博物馆（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清宫旧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摹本忠实保留了六朝时期原本（约成于560-580年）的构图、图像与图本部列的图貌，是唯一画卷中书写有《洛神赋》赋文的一本，其书法风格与辽博收藏的传世最早的楷书既东晋楷书《曹娥诔辞》多有共通之处，被誉为最接近原作的珍品，也是现存宋摹本中最完整、最古朴的一件，流传有序，国宝级文物。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东晋画家，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多才，工诗赋，善书法，被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人物清瘦俊秀，谓之“春蚕吐丝”，与师承他的南朝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又与陆探微合称“顾陆”，又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器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为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制作工艺精湛，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的珍品，如此奇特而罕见的动物造型的早期玻璃器全世界仅此一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国宝级文物。
此马镫高23厘米，马镫的木芯为桑木条揉成，外面包钉一层鎏金铜片，古时骑马无镫，虽可纵身上下马，但奔驰和作战时甚不方便。马镫为中国所发明，最早的镫约出现在三世纪，是单镫，三角形，悬于马腹左侧，只能供紧急上下马时使用。在四世纪时发展为双镫，从此骑乘时可以人马合一，马具发展至此才算完备，此后马镫传入欧洲，对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考古中发现的早期实物马镫，大量为慕容鲜卑遗存。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将军山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副马镫做工精细，造型规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完整马镫，墓葬年代为公元415年，极其珍贵，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国宝级文物。
步摇原是汉人妇女首饰的名称，据《续汉书》记载，汉代皇后谒庙时所戴步摇有一种山形的头面或基座，其上有金枝纠结，枝上有装饰珠、花、鸟等物，因步行时金枝和饰物摇颤，故名步摇。此器通高约26厘米，顶花高约9厘米。底座是一个空体扁球与一个由金片条构成的十字形梁架相连，似帽状。帽顶端铆接顶花六枝，每枝绕三环并各衔1叶，共存13叶。顶端下挂一矩形蝉纹金片额饰。额饰长7.1厘米，宽约6.4至6.8厘米，正面以细金丝和致密的金粟粒贴焊而成的变形蝉纹留案，整体镂空，上部嵌两个石珠作为蝉目，形象抽象逼真。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将军山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件金步摇制作精美，使人见识到久已闻名的这种中重服饰品的风貌，同时印证了历史记载，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步摇冠实物，弥足珍贵。
此印通宽2.6厘米，座高0.63厘米，印通高1.87厘米，重100克。龟钮方座，龟首上翘，圆目，缄口，四肢立撑。方座上端刻有爪的纹样。龟背中脊刻有一道联珠纹带，两边刻有以双线连接的圆珠复合纹饰，其边缘刻连弧纹和弦纹。印面阴刻边阑和篆体“范阳公章”四字。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将军山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印制作精细，且有明确国别、年代和人物所指，为十六国时期金印所仅见，对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官制、印制和篆刻艺术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此志石高41厘米，宽40.5厘米，志文首题“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16行，满行16字，有浅界格，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刻。侯夫人本姓侯骨，献文帝封她为第一品嫔，相当于一名女官，公元494年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改拓拔为元姓，改复姓为单姓，于是侯骨改做侯氏。景明四年三月廿一日卒，享年53岁。此墓志书法全文一气呵成，留白宽绰，气势博大，具有北魏早期特点，笔力充实，具有北魏时期特有之用笔刚劲的特点，其力充实贯通全篇，与唐代端庄的楷书相比，字形变化多端而姿态各异。1923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北安驾沟，曾为陶兰泉、罗振玉收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墓志文辞简约华美，通篇点画棱角分明，粗细对比强烈，刀刻意味浓重，是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形体精致，写刻俱佳的北魏时期的精品墓志之一，志文内容对研究北魏时期的民族史、官制史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北朝墓志书法临习和取法的重要参考范本之一。
《万岁通天帖》又称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唐万岁通天二年（667），武则天向王方庆征集王羲之墨迹，王方庆将家藏自十一代祖王导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献出，武则天命人全部双钩廓填，因卷尾有王方庆小楷署“万岁通天”年款，故称《万岁通天帖》，目录如下：第一帖：王羲之行书《姨母帖》，第二帖：王羲之草书《初月帖》，第三帖：王荟行草书《疖肿帖》，第四帖：王荟行草书《翁尊体帖》，第五帖：王徽之行书《新月帖》，第六帖：王献之行楷书《廿九日帖》，第七帖：王僧虔行楷书《太子舍人帖》，第八帖：王慈行草书《柏酒帖》，第九帖：王慈草书《汝比帖》，第十帖：王志行书《喉痛帖》。一共七人十帖。此摹本在流传过程中曾两遭火劫，至今仍清晰可见火烧的痕迹。王羲之墨迹早在北宋时期就不易获致，唐摹本日渐稀少。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勾摹精妙，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王羲之家族书法的临摹品，也是唯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书法珍品，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之间书风的传承关系，较之台湾《远宦帖》，日本《孔侍中帖》、《丧乱帖》等更为重要，为研究我国书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包含着深厚历史与艺术价值，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国宝级文物。
此帖纵25.5厘米，横33.6厘米，纸本行书，共七十八字，无款印，文字叙孔子梦奠之事，有佛教无常、报应之意。《梦奠帖》用笔清峻，锋芒毕露，给人以锐利、刻厉之感，且用墨淡而不浓，且是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带清晰，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为欧阳询晚年所书，通篇书法笔力苍劲古茂，清劲绝尘，诚属稀世之珍，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上承接“王”书，下影响“米”书，是行书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属我国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国宝级文物。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湖南长沙）人，幼时聪慧过人，博通经史，工于书法，由篆隶书得笔，晋帖得韵，隋碑得神；形成笔力遒劲，结构险峻的“圆畅方挺”的新体，与薛稷、褚遂良、虞世南并称“初唐四家”。他把两晋和南北朝以来，兴起、演变的楷、行、草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名声远播国外，并且为历代书苑所推崇。
《千字文》根据史书记载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549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是“三、百、千”中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此卷为白麻纸本，包首锦为宋紫钤鸾鹊谱缂丝，纵25.7厘米，横82.5厘米。此卷书体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传世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是孙过庭38岁时所作，通篇以草书写出，行笔流畅，草法精熟而韵致深远，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是草书学习的典范，国宝级文物。
孙过庭（646—691年），名虔礼，以字行，杭州富阳（今属浙江）人，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书法“背羲献而无失”，有“唐第一妙腕”之美誉。今存《书谱序》，分溯源流、辨书体、评名迹、述笔法、诫学者、伤知音6部分，文思缜密，言简意深，在古代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许多论点，如学书三阶段、创作中的五乖五合等，至今仍有意义。
此卷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作品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中，字体奔放豪逸，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草书之美其实就在于信手即来，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整体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急风骤雨，所以在草书发展史上是新突破，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国宝级文物。
张旭（658-747年），字伯高，唐朝吴（江苏苏州）人，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此帖纵28.6厘米，横40.5厘米，纸本草书，共9行85字，代表着怀素草书的另一面目，笔下明显洋溢出东晋王羲之恬淡平和的风神气息。从艺术风格上看，《论书帖》不同于怀素其他如《自叙帖》、《食鱼帖》等用“古瘦”和“半无墨”的毛笔创作的笔意连绵不绝、体势险绝诡奇、极度夸张浪漫的狂草之作，笔下明显洋溢出东晋王羲之恬淡平和的风神气息。此帖处处不离魏晋法度，用笔结体出规入矩，这一种传统素养的修持，颇受后世书家瞩目。其每作一字，起落分明，虽无纵横捭阖之势，但由于擅长驾驭中锋，故能做到笔势圆融婉转、飞动轻灵，骨气深稳，血肉丰润。《论书帖》前后800来年，流传有绪，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明项元汴、清高士奇、安歧、清内府收藏。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运笔悠然自得，意气平和，应规入矩，精谨而纯熟，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也是师法王羲之的早年之作，对后世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国宝级文物。
怀素（737-799年），本姓钱，字藏真，僧名怀素。生于湖南零陵县，后移居长沙。幼年好佛，出家为僧，并热衷草书艺术，以“狂草”著称，史称“草圣”。曾将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又广种芭蕉，用蕉叶加以挥洒，即称其居曰“绿天庵”。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师从张旭的学生邬彤学草书，与张旭合称“颠张醉素”。其草书狂风怒浪，援毫掣电，随手万变，法度精严，影响后代极大。
此图纵51.8厘米，横148厘米，绢本设色，描绘的是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再现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耻骇”的典型环境。全画共九人骑马，前三骑与后三骑是侍从、侍女和保姆，中间并行二骑为秦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其中四人（包括女孩）穿襦裙、披帛，另外五人都穿男式圆领袍衫。虢国夫人在画面中部的左侧，她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肩搭白色披帛，下着描有金花的红裙，裙下露出绣鞋上面的红色绚履。作品重人物内心刻划，通过劲细的线描和色调的敷设，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板滞。全画构图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与马的动势舒缓从容，正应游春主题。清宫旧藏，后被溥仪带出北京故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劲力中透着妩媚，设色典雅富丽，具装饰意味，格调活泼明快，画面上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为流传有绪的唐宋名迹中稀有瑰宝之一，也是工笔人物画样式的确立者张萱的代表作品之一，国宝级文物。
张萱，京兆（陕西西安）人，唐开元天宝间的杰出画家。工画人物，擅绘贵族妇女、婴儿、鞍马，名冠当时，与周昉不相上下。他画仕女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画婴儿既得童稚之形貌，又有活泼之神采。画贵族游乐生活场景，不仅以人物生动和富有韵律的组合见长，还能为花蹊竹榭，点缀皆极妍巧，注意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其妇女形象代表着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是周昉仕女画的先导，并直接影响晚唐五代的画风。
此图纵46厘米，横180厘米，绢本设色，描写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全图分为四段，分别描写妇女们采花、看花、漫步和戏犬的情形。人物线条简劲圆浑而有力，设色浓艳富贵而不俗。全图的构图采取平铺列绘的方式，卷首与卷尾中的宫女均作回首顾盼宠物的姿态，将通卷的人物活动收拢归一。宫女们的纱衣长裙和花髻是当时的盛装，高髻时兴上簪大牡丹，下插茉莉花，在黑发的衬托下，显得雅洁、明丽。图中人物的描法以游丝描为主，行笔轻细柔媚，匀力平和，特别是在色彩的辅佐下成功地展示出纱罗和肌肤的质感。清宫旧藏，后被溥仪带出北京故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很高，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展现了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国宝级文物。
周昉，字景玄，又字仲朗。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卒年不详。出身贵族周昉是继张萱之后以表现贵族妇女著称的画家。有“画仕女，为古今冠绝”的美誉。他的仕女画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具有用笔秀润匀细，衣裳劲简，色彩柔丽，人物体态以丰厚为体的特点。在佛像画方面，周昉也别树一帜，他首创美丽端庄的“水月观音”，把观音菩萨画于清幽澄净之境以示圣洁，成为历代画家沿用的形式，有“周家样”之誉。
此器高9.3厘米，长14厘米，宽7.4厘米，胎体纯白，胎质细致坚硬，器内外均施青釉，釉色清淡，晶莹素洁。通体作龙鱼形，龙首鱼身，鱼腹下为平底圈足，以定器身。龙首口部特大，略显夸张，上唇卷起，塑贴俩小原点作眼，眼上贴勾形独角，对龙首面貌是作了艺术性的简化处理。鱼身雕满鱼鳞，双翅伸展，尾部高扬，尾鳍开张，全身弯作“U”形，于平衡中呈现优美姿态。翅膀和尾部周边塑贴小圆珠，暗示龙鱼正从水中翻飞而起，设计极富匠心。此器似一条刚出水的游龙，披鳞展翼，腾空飞起，意态生动，栩栩如生。1971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器造型独特、烧制技术一流，青釉晶莹素洁，胎质细腻坚硬，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反映了制瓷工匠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为耀州窑青瓷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器，对研究历史上中外及中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状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国宝级文物。
此图纵50厘米，横320厘米，绢本淡设色，描写江南夏天景色。起首沙坡剔细草，塌下溪流萦绕，布景空灵。中幅结构缜密，山峰层丘叠壑，焦墨大披麻皴，高厚雄壮。山麓溪回径折，为山家出入沙路；迤左则村墟烟落，夏木阴阴；鸥渚渔汀，犬牙相错；缘溪小柳鬈鬈，画法尤异；渡艇东西往来，摇曳于沧波窈霭间；待渡人物，有著红衣者。明代画家董其昌此卷的引首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此画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初被末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清宫旧藏，后被溥仪带出北京故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与《潇湘图》在画法、风格上颇为相似，全图构思精细，设色雅淡，冈峦清润，林木秀密。技法上以披麻皴为主，多用苔点，色彩淡雅，整个画面宁静中见动势，既和谐又统一，是董源江南风格的典型作品之一，国宝级文物。
董源，五代南唐画家，字叔达，江西钟陵（今江西进贤）人，自称“江南人”，又称“董北苑”，南唐亡后入宋。据画史记载，董氏善山水人物、云龙、牛虎，无所不能，尤以山水画最为著名，开创南派山水。其山水多以江南真山入画而不为奇峭之笔，记载说他山水多画江南景色“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兼工龙、牛、虎和人物。他的画风对元明山水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尊为中国山水画的鼻祖之一。
此图纵114.3厘米，横56厘米，绢本设色，图绘双钩墨竹一丛，其中有长竹三竿，耸立其间，又有三只麻雀，分踞竹上：有的寻觅食物，有的静立下观，有的自理羽毛，神态各殊；丛竹之下生长的三株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显得鲜艳肥大，引人注意；花前的两只灰兔为此图的主题：一只在吃草，一只在探望，神态逼真、活泼清新。1974年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辽代7号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设色清秀，意境明快，静中有动，生机勃勃，图中虽无作者款印，但因出土的墓葬为辽代早期，即北宋太宗时期，画作的时代下限可靠，为研究五代、北宋早期、辽代的山水画、花鸟画及中原绘画的发展与影响提供了极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国宝级文物。
此图纵106.5厘米，横54厘米，绢本设色，图绘深山景象，近处浅水山石，山石高低错落，山石间排列着松树，间有杂树，枯枝，山石后平地上一位高士策杖缓行，两僮子，一肩扛琴，一身背酒囊，紧随其后；山后依次向上，山上广植松树。山间的建筑，颇具规模，厅堂轩室、楼阁回廊、栏杆台阶，一应俱全。庭院里，两高士设盘对弈，一僮子侍候在侧。建筑在高山绝壁的环抱中，一派清幽宁静，背后又是高耸的山峦，远近相衬，云烟中姿色峻峭秀丽。1974年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辽代7号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山势高耸挺拔，树木修长，整幅画有宋辽时契丹族敬慕中原文化，艺术风格也多一种通天接地的气势。此画出土于辽代早期墓葬，填补了辽代山水画实物资料的空白，是研究中原和契丹绘画艺术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国宝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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