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故事

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万隆会议的发起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苏加诺同时也是一位画家、著名的收藏家。在苏加诺总统的独立宫、国家宫、茂物总统行宫和新棠拉耶的总统别墅，几乎都挂满了他亲自收集的藏画。贵宾到达时，参观总统的藏画成为重要节目之一。印度尼西亚人民都知道苏加诺总统藏有很多珍贵的名画，可是无法欣赏到。

1956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国庆的时候，印尼情报部曾以苏加诺总统200多幅藏画的复制品在全国几个大城市举行展览。画展在雅加达文化宫举行时，由雅加达市长苏第洛亲临主持。1958年5月19日——24日，又由印度尼西亚民族纪念碑委员会在南洋旅馆举行第二次展览，规模比第一次更大，苏加诺总统还送了一只大花篮，祝贺它的成功。同样的画展也在印度尼西亚各大城市轮流举行。

1955年12月，苏加诺总统府画家杜拉邀请我的父亲司马文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母亲雷维音夫妇到家中作客。谈话间，苏加诺身着浅蓝色便装来访，称自己是平民总统，邀请司马文森夫妇观看他的藏画。杜拉表达了希望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意愿。父亲随即起草报告向国内请示，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1956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邵宇带队，及姜信之、安靖、杨荣敏等到达印尼，父母和杜拉陪同他们去参观了苏加诺在独立宫、国家宫、茂物总统行宫和新棠拉耶别墅的藏画、选拍藏画。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由苏加诺总统府画家杜拉编辑，责任编辑：安靖、鲁少飞，美术设计：曹辛之，原作摄影：杨荣敏，印制总负责人：姜信之。《藏画集》第一、二集于1956年9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为大四开本，每幅画配有中文、印尼文、英文、俄文说明，每集100幅画，组织动员了出版社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使彩色印刷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上，这套书得到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获得了金质奖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第一、二集1958年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发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一画集对开展两国文化交流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多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成长情况是隔膜的。特别是在印刷技术上，有些人还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第一流的。1956年，当《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些人对于在中国是否能够印彩色画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印成，以及要不要把原画带到中国去等问题，是信心不足的。因为据说曾有一个美国的美术出版商，愿以三年时间复制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并且坚持需将原画带回美国。

但是，中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却表示不用三年时间，只需要半年就够了，而且也不用把原画带走，只派了几个技术人员带着照相机、彩色胶片在总统府日以继夜地工作。返中国后，他们又以同样的热情，找窍门、想办法，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访华前出版了，我国文化部曾以该画集100部赠送总统作纪念。苏加诺总统返国后，就以它作为贵重礼物，亲笔签字送给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

“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有人不得不这样承认。但是当画集在印度尼西亚公开发行后，所引起的却不仅是惊奇，而且是一片喝彩声。印度尼西亚艺术界的反映是强烈的，画集在印刷上的精美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认为中国的印刷艺术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且画集中的200多幅画竟然全都是彩色的，这使他们感到很兴奋，觉得到当时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画集。雅加达一家专印彩色画片、被认为规模最大、具有国际水平的荷兰印刷厂中有一位专家说：“一幅彩色画在我们这儿要印15－20天，而在中国，这样大一部画集却只有半年就印出来了，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又说，没有原画仅凭照相，能巧妙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

在广大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当中，《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出版，是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件典型范例。对中国印刷技术落后的陈旧看法被打破了。有些青年甚至请求到中国来学习技术。

《藏画集》中有许多国家领导人赠送苏加诺的画。杜拉于1956年1月13日及18日两次拜访父亲司马文森，转达苏加诺期盼到中国访问，并希望得到毛主席赠送的画，收入《藏画集》。父亲的报告，得到重视，毛主席于1956年4月21日签署了给苏加诺的访华邀请书；他也如愿以偿得到毛泽东赠送的齐白石绝笔《富贵长青图》。齐白石因体力不支，该画由陈半丁（中国画院副院长）合作完成。毛主席在画的右侧题写“毛泽东”三字署名，据说毛主席亲笔题字书画作品十分稀少，除人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外，当推此画。齐白石老人的落款写的是“九十七白石”，名下钤朱文篆书“借山翁”方印，他在完成这幅画不久便去世了。1970年苏加诺去世后，这幅画据说流入美国市场，被陈君见先生发现，认为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可估量，不忍其流落国外，用重金购得，携带归国，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5年春季拍卖会上，这幅《富贵长青图》参加了拍卖，并以2035万元高价拍出。《藏画集》中有周恩来赠送苏加诺的徐悲鸿作的《奔马图》，还有著名华人画家李曼峰的多幅佳作。

苏加诺总统本人对《藏画集》的出版十分重视，专门作序，提到：“这并非是因为我的藏画水平很高，而只是说明了我对艺术的爱好，同时也为了使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密切。”《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出版，展示了新中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印制技术。通过画集的出版，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对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往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第三、四集于1961年出版。父母亲从印尼离任后，由继任林参赞联系出版第五、六集，日期不详。《藏画集》第一、二、四集由北京美术印刷厂印制，第三、五、六集由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制，这些画集是在中国出版的外国画集中最巨大、最丰富多彩的大画集。其中质量最好的画集中在第一、二集，最差的画是第五、六集。父亲曾发表文章《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江山，美丽的图画》等介绍《藏画集》。

苏加诺生前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他不断强调要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对中国表示友好。1956年苏加诺访华，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元首受到最高的礼遇，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迎送，欢迎仪式中第一次由以前的陆军仪仗队改用三军仪仗队。连同1961年和1964年，苏加诺总统共访华三次，均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隆重的欢迎。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颇感兴趣，曾试图将民主协商引进印尼的政治体制，使之能广泛代表各方面的意见。

1965年春，父亲在法国巴黎最后一次见到苏加诺总统。当时父亲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苏加诺经巴黎到阿尔及尔参加第二届亚非会议（未果）。在巴黎，黄镇大使宴请苏加诺。宴会上，苏加诺和父母亲谈笑风生，问他们什么时候再到印度尼西亚。和苏加诺总统走同一路线的还有约多，他在印尼的《火炬报》上发表了诗《巴黎的会见》，记述此行。如今苏加诺总统已去世，他收藏的艺术品也大部流散，但作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谊的见证，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世代流传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记述着这段珍贵的历史和人间的艺术珍品。

在父亲司马文森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七年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父亲曾发表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印尼的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皮影戏、木雕、电影、诗歌、历史传说、风土民情、绮丽风光、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以及两国人民间朋友加兄弟的感人的友情。父亲曾和马可合作，创作《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为两国艺术家演唱，并推荐出版一批印尼作家的著作《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集》《印度尼西亚诗集》《错误的教育》《苏拉巴蒂》《游击队之家》《丹贝拉》《茶馆之花》《天上有星星》，以及杜拉编辑的《印度尼西亚民间雕刻》画册等，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

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六十周年之际，重温《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故事，以寄托父亲对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民世代友好的真诚祝愿。        2010-11-23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