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琪/罗桥础
（董育德与父母）
一对英国父女早在一百年前便跟四川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就是英国人董宜笃，英文名维维安·亨利·唐尼桑（Vyvyan Henry Donnithorne）和他的女儿董育德，英文名奥黛丽·唐尼桑（Audrey Donnithrone）。
1922年11月27日，一名英国女婴在四川省三台县仁慈医院出生。这名女婴面容娇好，白皙的皮肤，透出几许红润，胖㬿㬿的个头，十分惹人喜爱。父母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董育德。正因如此，董育德一直说自己是四川人，四川的乡下姑娘。
她的父母和三台县基督教会的戴佩德都是英国传教士，当时都在川西传教，彼此过往甚密。
董育德的母亲在1921年5月22日，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很快就死去了。1922年董育德的母亲怀第二胎便十分小心谨慎，临产前就住到戴佩德的小洋房里，后来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仁慈医院产下了董育德。
董育德的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维维安·亨利·唐尼桑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董宜笃，母亲名叫格拉迪斯·艾玛·英格拉姆·唐尼桑（Gladys Emma Ingram Donnithorne）。他们都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的传教士，上世纪初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入四川传教。从这对父女的中文名字也可看出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后来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一，找到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要求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几天后，他便将从燕道诚处借来的5件玉石器交董宜笃。
其二，董宜笃立即找地质专家作鉴定。他急匆匆携带玉石器赶到成都，找到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这些物件为商周时代的文物。
紧接着，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师晋先生一道从成都赶赴广汉现场，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拍照。广汉县县长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对现场进行保护，不准自行乱挖乱掘，从而使月亮湾遗址得到保护。
后来，根据董宜笃提供的线索，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和馆员林名钧组成考古队，并报经省政府教育厅同意，在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下，对月亮湾一带进行发掘。三星堆遗址就此开始浮现在世人面前，一经现世便震惊了世界，董宜笃的热心奔走对揭开三星堆的奥秘做出了重大贡献。
董宜笃之所以能够及时为三星堆文物保护和勘察做出重大贡献，是与他的学历学识、文化修养、技能技艺和基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三星堆出土：青铜大立人像）
1886年1月8日董宜笃出生在英国一个殷实的家庭，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毕业后，在伦敦一家生产X射线设备的公司担任技术经理。1909年，23岁皈依福音派基督教。第二年到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参军，进入汉普顿步兵团当兵。1916年1月因在卢斯战役中英勇作战，腿部遭受重伤，因此获得了十字勋章，从而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退役后，他被教会任命为牧师。
1919年他与格拉迪斯结婚后，俩人一起从事传教活动。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1920年他们被委派外出传教，一起乘船前往中国，脚迹遍布四川的绵竹、三台、绵阳、安县、广汉、成都、重庆等地。
关于他的后期生涯，根据他女儿的回忆录记载：他在中国传教时间持续达23年之久，其间曾担任基督教圣公会四川地区的副主牧。1944年至1953年转到非洲西北海域的加那利群岛继续从事传教工作。1953年退休后，他选择到香港定居，直到1968年在香港去世，后来夫妇俩合葬于香港跑马地公墓。
（二）董育德：四川乡村姑娘；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
鉴于当时的时局，出于安全和教育考虑，1927年父母将四岁多的董育德送回英国老家，她在英国从幼儿园一直读到高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二战爆发，父母挂念她，她也认为自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1940年4月她十七岁时，途经法国，然后从那里由大西洋、印度洋，远渡重洋，经越南海防，到达云南昆明，后来坐飞机来到成都，跟父母团聚。
（左为青年时期的董育德）
从1940年6月到1941年，董育德跟父母一起住在广汉，并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教会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教她说四川话，另一个则教她汉字的读和写。作为回报，她则给他们作英语辅导。不久，她便进入教会开办的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就读，并在这里帮助教授英文。当时，她是这所大学里唯一的外国学生。在这里，她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包括巴金和鲁迅的作品。
日军占领北京后，燕京大学被迫流亡到成都。1942年10月，十九岁的董育德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逸宝教授聘为兼职英语教师和兼职英语秘书，承担了燕京大学学生的“英语语言”辅导工作。
这段时间，她违背父母的意愿，不是加入基督教，而是皈依了天主教。
二战结束后，她到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并为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Elizabeth Anscombe）做保姆。在学校里，她与化学系学生玛格丽特·罗伯茨（即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成为好朋友。毕业后，她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二十年，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1954年和1957年先后出版了与他人合作的《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企业》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西方企业》两书。1967年独自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这一权威著作，大获成功，从而奠定了她在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的地位。
1985年，63岁的她从学术界退休后，移居香港，成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荣誉会员。
董育德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她曾向中国驻英代办处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理由是自己出生在中国，是四川乡村姑娘，应该是华侨。这个申请当时被拒绝了。
大约在1982年前后，董育德曾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客人，再次参访成都等地。
董育德特别积极支持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文革后的教会重建工作。在2008年“5.12”地震后，她为地震摧毁的四川教堂设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四川省教堂、学校、托儿所和药店的重建。
2019年她在香港出版了自己最后的一本著作：《董育德回忆录：中国生活面面覌》（CHINA IN LIFE'S FOREGROUND），记录了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一生，特别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和父母在中国的生活。
2020年6月9日这位终身未婚的老太太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在香港安详地去世，享年97岁。除了香港当地对她的追思弥撒之外，远在四川内陆，天主教南充教区于2020年6月10日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思弥撒，陈功鳌主教号召全教区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为董育德教授祈祷，祈愿她得到永远的安息。
（董育德教授）
【鸣谢】衷心感谢王正方先生、袁韻芬女士、四川大学教授萧安溥先生提供的咨询意见！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