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者主义学者，自始至终都是具有强烈的汉民族主义情怀的史学大家。
小编的话：正所谓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我们读历史、钻研历史，除了要了解我们民族的历来过往、激发我们对本民族的热爱与认同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反思自我，避免一次次的重蹈历史上的覆辙，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知耻方可后勇，认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方能够真正的去复兴我们的民族。
有人说“汉民族不需要反思、反思是左派的行为、是民族自我矮化的行为”，更有甚者会说“汉民族的亡国纯属偶然、是周边狄夷变得强大了”，这种不思进取的想法才真真是阻碍民族复兴的绊脚石。民族主义所依靠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在反思中一步步前进，正是因为看到我们民族在以往的不足，所以再重新构建民族主义、再民族复兴之际才能够加以斧正、更好的朝正确的方面迈进，否则只会沦为“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悲剧。我想，这并非是我们大家想要看到的结局。
钱穆老师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亦是深刻的反思了自汉代以来两千余年的弊端，截取正文如下：
我并不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有利而无弊。目下人类知识，也尚未能发展出一个永远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或恐人类知识，永不能发展出一个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来。科举制度固是唐以下传统政治一最重要的奠基石，但在考试技术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争论与改变，而终于到明中叶以后，仍不免有八股文出现。这可说在最近几百年内的学术与人才方面，投下了最大的毒菌，此事人人能说，不烦再论。现在且撇开不谈人事上那些愚昧与波折，让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本质上的几个缺点吧。
第一，是它太注重于职权分配之细密化。好处在人人有职，每一职有它的独立性与相互间的平衡性，因此造成政治上之长期稳定。而其缺点，则使政事不能活泼推进，易于停顿而麻痹化。
第二，是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此层与前弊相引而起。全国在同一制度之规定下，往往长期维持到一两百年。此固不能不说是政治上一种的成功，但遇应兴应革，总不能大刀阔斧，彻底改进，而仅求修补弥缝，逐渐趋于敷衍文饰虚伪而腐化，终于到达不可收拾之境界。
职分与法制，本就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容易陷于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中国自晚清以下，亦极端羡慕西方的分权制与法治精神，却不知中国传统政治的大毛病，正在过分注重此等分权与法治。辛亥以后，中国要效法西方，应该改变传统演变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而中国近现代政治积弊，则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值，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又认为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这一根本精神差了，于是从西方所抄袭的，只得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这一现象众所周见，而其病根所在，则始终无人能指出。
近代中国人一面羡慕西方历史里的革命，一面则又羡慕西方近代政治里的政党。但中国历史，既很少有像西洋式之革命，而政党之在中国，也永远受人指责，总没有好发展。当知政党政治，重多数轻少数，实在是重法不重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分划，重法不重人。人人有职可循，有道可守，用不到结党。政治之最高层，仍当在创法立法者。较下层，则乃为守法护法者。故曰：'上无道规，下无法守。'可见中国传统政治道在上法在下，非可以惟道而无法。太史公《史记》谓：'申韩之学源于老庄'。申韩乃法家，而庄老道家则主无为，是则申韩尚法，其本乃在无为，史公之意诚为深远矣。《论语》又言：“君子群而不党。”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北宋新旧之党，明末阉党东林之门户，此等在中国，皆以召致国家衰颓，不足法。
若论西方政府，在先并无像中国般详明的职权划分与法制细规之建立，政治变动性太大，遂产生近代政党政治之要求。西方政党政治，最先乃由政府要求人民纳税漫无准则而引起。但在中国，自秦到清，一向有规定的税目与税额，而收税职权汉代交与大司农与户部，连皇帝宰相也不得轻加改动。往往沿袭数百年，要等朝代变了，始有一次大更订。那样的守法相因，自然用不到时时召集多数人来讨论了。只有汉武帝当时，因推行盐铁专卖政策，他死后，对此政策，政府曾召集民间代表和政府双方讨论过，但此是偶然事，非经常事。即遇政府无端增税，或税制改革，在政府内部，便易引起争端，但仍只凭法制争，非凭多数争。即算是多数意见，亦常是多数在争持此法制。中国传统政治里尊重法制的观念，已成为历史上一种惰性，累积一二千年，遗传到中国人不知不觉的意识之最深层。我们须能因势利导，病在哪里，即针对病处下药。今天硬要由革命来痛快铲除一切，再痛快建立一切，牺牲了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实际还是中国的传统病在作梗。
当知制度因人而立，也该随人事而活化，彻底变革，与一成不变，同样不可能。若真要彻底变革，实无异要把历史一刀切断，此种奇迹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我们的政治理想，也不该希望有违反人性的奇迹来完成，因于彻底变革之不可能，于是专对旧的咒诅愤慨，一切痛骂，此乃意气，非理智。用意气来创造新政治，也只能是空想的政治。而不幸辛亥以后之中国政党，则多在要求彻底改制更法的盛气下出现。如是则只有革命，却不能有像西方政党雍容揖让，平心商榷的雅度了，此亦将为一新之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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