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是钱学森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他的思想、人格，在这个具体事务中，生动地得到展现，这点真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钱学森在百忙之中，能够这么重视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来信，而且，见信后第二天就回信，从回信的用词的慎重和书写的认真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人的尊重。后来我看到他的著作《创建系统学》一书中，收进去的回信，就多达77封。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科研人员，和我一样的无名之辈，说明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科学研究，使事业更快地发展起来。
二是从钱学森对我的论文严格、直率的批评，可以看到科学家没有一点世俗的讲面子、说官话的陋习。应该说。只有这种科学态度、求实作风，才能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根据钱学森的意见，我对论文做了修改，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陈元晖推荐，在《教育研究》杂志，以《对品德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为标题发表，成为我国几篇专门探讨品德结构的论文之一。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朱小蔓院长，还曾经召集我们这些撰写过“品德结构”的人，共同进一步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后话，我还将在回忆与朱小蔓的交往时，再详述）。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个科学家对普通科研人员的提携，确实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接到钱学森回信之后，有的朋友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和钱学森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通过平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把论文寄过去的”。有人也问：“那你寄信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吗？比如人家不回信……”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不寄信，钱学森肯定不可能帮助我；而我寄信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回信——但这和我不寄信结果是一样的；而只有寄出信，就多了一个可能性——得到回信”。
事情就这样简单，有时候，人们自己的思想误区会成为自己行动的障碍。
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考虑，如果收不到回信，吃了闭门羹，会不会丢面子？这其实就是许多中国人的弱点——“死要面子活受罪”闹的。如果能够丢掉虚荣心，就会觉得，善于求教，敢于求教，是光荣的事情，收不到回信，也不是自己的责任。况且，我经历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有成就的学者，都是十分热情地很快复信，而且详尽地解答我的问题。这其中有的后来就成为了我的终生好友——在这方面，我们也是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以文会友”。
整体实验研究
最近几十年。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也是随着教育实践，对已有思考的重新思考，达到不断更新。当对灌输式的知识教学进行批判之后，人们就开始强调培养“智力”的重要性，后来又认识到智力的实践能力更重要，就强调能力；接着又思考仅仅有智力，缺少非智力因素，学生仍然不能健康发展，最终思考到，所有的因素应该整体、协调发展，开始强调整体发展。再后来又强调创造性，之后又意识到创造性的基础是主体性，然后又进一步认识到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总之，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也只能随着教育实践，对已有思考的重新思考，逐步展开，越来越接近教育的本质。
1984年我刚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刘梦华老师和李调琴、吴剀等，开始进行《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一年了，我也临时参加进去。
这个小学整体改革实验的研究，在全国涉及上海、北京、浙江、湖南、湖北等十一省市，有八十所左右的小学参加。
我当时在德育研究室，因此在这个整体实验中，我主要是协助德育方面。同时我又在北京市负责的德育大纲研究，也同时在这里进行，也就是《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和《北京市德育大纲实验研究》两个课题在同一个学校宏庙小学进行，取得两方面的成果。
我记得在实验班，按规定要进行智商测试。准备好一些卡片（是将动物图形，剪成若干部分，然后拼成原来的图形）。有一位赵静的小同学，就看了一眼，试都没有试，就用手一推，说：“我不会”；另一位叫张某的是大家公认比较优秀的学生，她信心百倍地开始拼装，到了时间，她还喊着：“我会，我会”。
我很好奇，为什么赵静那么不自信，是真正智力偏低吗？我进行了家访，发现完全是因为家庭教育不到位造成的。……屋子里很肮脏，也不整齐。都十点多了，还没有叠被子……平时由于她学习成绩不好，不够整洁，就被同学看不起。使得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心，根本不是智商的问题。
……实验结束的时候，大约是1989年，这时候我已经不再参加整体实验研究。后来听别人传说，实验班和对比班有许多测试，尤其是考上重点中学的实验班没有对比班多，（包括大家认为发展很好的张某同学 也没有考上重点中学）。
猛一听，好像整体发展实验失败了，比不过对比班，搞得科研人员不能理直气壮坚持原来的实验理念，让人感到灰溜溜的。其实，仔细一打听，我发现，问题出在考核上。因为整体发展实验的理念比较超前，强调素质教育，强调主体性；与当时一般学校仍然受应试教育严重影响的理念不同。尤其是考试。我猜想，如果实验班，自己根据实验的理念出试卷，结果肯定和现在不同。 所以今后搞实验研究，要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有自己的检测方法。不能实验有一套理念，检测又回到用陈旧的理念去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