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原本就不大的国家，分裂成更多更小的诸侯国。由于日本国内各地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不断的战争，破产的农民，失职的官吏，失业的流民，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在各地领主的支持下，纷纷向海外寻求出路。我国沿海一带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使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极大的损失，严重破坏了沿海一带生产力的发展。
海州位于海州湾西南岸，我国南北走向海岸线的脐部。据《隆庆海州志》载：“（海州）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洸漾，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正是出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明朝曾一再采取措施，加强海州的防卫。2007年9月，封其灿老师在南城东山上发现了多处标有“嘉靖十三年”（1534）由“淮安卫军政掌印改守备指挥蒋继爵”留下的题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嘉靖年间的海州地区正处于抗倭海防的前沿阵地。《云台新志》载：“嘉靖乙酉夏至，海州郡守王同，公出到此题名，备倭熊恩，胡思忠也。”该石刻位于今天连云港港附近的孙家山上。孙家山又称“桅尖山”，1976年，在建设庙岭港区的过程中，原本海拔88.5米的庙岭大多被采掘填海，山上古迹受到很大破坏。因此，至今此处石刻仍未被发现，尚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层面上。但从此处记载可知，嘉靖己酉年（1549）前后，沿海地区倭寇进犯日益加剧，王同为保障海州地区海防边疆的安全，在“备倭熊恩，胡思忠”等人陪同下，在孙家山附近视察御倭哨所。这也是王同在海州任上留下的最后一段可资查证的政绩事务。史卫平和封其灿两位老师在2010年第二期《连云港历史文化》中刊登了一篇题为《遗存在海州的王同石刻》的文章，在文中末尾处，两位作者提出“王同到海州任职应不迟于1525年”的论断。通读全文，笔者发现，两位作者提出论断的主要依据来自于文章中编号分别为1和2的两处石刻：“嘉靖乙酉夏至，海州郡守王同，公出到此题名，备倭熊恩，胡思忠也。”从内容看，连岛与墟沟孙家山的这两处石刻应视为“一书二刻”。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古籍中所记载时间并非“嘉靖乙酉”，而是“嘉靖己酉”，这之间相差了整整二十四年。文章第三段中，二位作者认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对王同的介绍仅有“二十三年任 有传”七字的论断也存在偏差，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良吏一·牧令》第911页中有详细的记载。全文认为，王同在海州的石刻共有二十块，这一论断也存在偏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学校一·学宫》第809页载有一篇题为《海州儒学贮书字碑》的石刻，此乃王同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作。 茂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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