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父耕母织间》序

        东军先生嘱我为之《爱在父耕母织间》作序。起初我是拒绝的，不为别的，只因最近欠了些文债，一时忙不过来，但东军先生边说“不着急”，边把文稿寄给了我。不想，只看了前面的两三节，我便难以释手了，其中的描写，无论是老物件儿，还是劳动场景，都让我感到亲切，它们是我使用过的，或者是经历过的；它们引我怀念，也令我沉思。于是，在为其稍作校阅后，便决定满足东军先生的要求。

        这部书稿被东军先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算是其父亲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的各种用具，无不镌刻着父亲的聪慧与勤劳；另一部分算是其母亲的“女红包”，其中“装”的一针一线，无不连缀着母亲的灵巧与善良。

        东军先生的父母幼时都曾遭不幸，特别是他的母亲，原是在襁褓中由祖父从爱婴堂抱回的一名童养媳。祖父去世时，他的父亲7岁、母亲3岁。为了生活，父亲很早便随叔祖，学会了为人家扎纸彩。而他的母亲先是经常大冬天光着小脚丫，顶风冒雪去讨饭，满十岁后，农闲时，跟着祖母为本族富人家做针线活，绣花描凤，剪布裁衣，纳鞋做帽，无所不干；农忙时，便到田间地头拾麦穗，捡高粱头、豆角秧，挖人家落下的地瓜、胡萝卜等，用来糊口。

        贫困的生活磨砺了东军先生父母坚韧的性格，也教会了他们一手“绝活儿”。无师自通的父亲，不仅能打制各种木质家具，维修生产队的木梨、水车等，而且还是个织布能手。父亲织出的布，平整密实，十里八村无人能比。所以每逢农闲时节，亲戚、邻里老早就打招呼订机，要父亲为他们织布。母亲不光女红做得好，下田也是把好手，栽、割、收、锄，样样不落人后，是生产队得工分最多的女社员。

        令一般人想不到的是，东军先生的父亲虽未进过一天学堂，却是村子里有名的文化人。他完全凭着自学，做到了识文断字。他有睡前看书的嗜好，更会在农闲时，捧书在手，坐在院子里一看就是大半天。《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这些古代名著，他均一一熟读。

        东军先生是以骄傲的口吻来讲述父母的故事的，我则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阅读他的文字的。这种崇敬，完全是油然而生，因为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父母深深的感恩，朴素描述中燃烧着的对父母火一样的爱，无不让人感动，受到感染。比如，在写到刨子时，他这样说：

       现在，刨子几乎被机械刨床所取代，但刨子推卷起的刨花，似彩带当空，如仙女散花，装扮着木工的美丽人生，其香味也让人回味无穷。父亲推动刨子的沙啦沙啦声，亲切温馨，至今还回荡在我的心中……

        在写“虎头帽”时，他感慨道：

        想起母亲为我做的虎头帽，帽子上的一针针、一线线，都汇聚了母亲的爱。戴着母亲为我缝纳的虎头帽，心里特别温暖。感受童年的快乐时光，让我沉浸于无比的幸福之中……

        所以，在我看来，这部书稿的每一行，都从东军先生的心里流出；每一页，都是他站在父母坟前虔诚地诵读的祭文。

        当然，《爱在父耕母织间》远非一篇祭文可比，她至少还是一册传统农耕用具“名录”，一首特定时代的农民赞美诗，一本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文集。因为东军先生用平实的文字，不仅向人们介绍了一件件已经或正在消失的农具，而且饱含深情地对农民、对农业劳动进行了赞美。比如，在写木耙时，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就有两三张木耙，一般都是用两个耕牛曳拉的，赶耙的人站在耙上，一手扬着鞭子驱赶老牛，一手牵着牛绳，指挥牛的行走，嗓子里还唱出嘹亮的农歌声，如同蒙古族的长调。小孩子们看了后感觉很有趣，也要求站在耙上，让老牛拉着走，但赶耙的人一般不会允许的，因为耙齿很锋利，有危险。耙地时，一旦耙被大块土坷垃顶住，上面的人很容易被颠簸下来，若是掉在两个耙框中间，被耙齿挂住，轻则身上被耙几个洞，重则可能丧命。

        这样的描写，让我倍感亲切，因为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也曾随父母参加过这样的劳动。无疑，这类描写也能激起像我一样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再比如，写“踩堂鞋”时，东军先生用了这样的文字：

        踩堂鞋，从新娘上装、开脸时就得穿上，也有的地方是从新娘上花轿时开始穿在脚上。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新娘穿着喜鞋到了婆家后，与新郎拜堂成亲，满三天回门时，把它送给自己要好的闺蜜或亲戚穿，让她们沾沾喜气，交一下好运。离我们这一百多里的合肥以南地区，据说新娘穿这种鞋拜完堂，进入洞房后，要让亲戚朋友打着灯笼看看，以赢得大家的夸赞。待客人散罢，新娘把它脱掉，偷偷甩到床底最里边，让其烂在床底下，以示新娘此生不二次嫁人。也有说踩堂鞋早烂早生贵子。还有的地方是，新娘穿踩堂鞋，待客人散罢，把它脱下来收藏好，等到生第一胎孩子时，再次穿着婚鞋抱着孩子见客，表明她是头生之母。

        这就不仅仅是写踩堂鞋这样传统的服饰了，完全是在向人们描述一种风俗，在为后人传递一则历史信息。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写作时，东军先生注意保持了两个特点。一是寓庄于谐，二是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比如，在写耙齿时，他写道：

       耙齿有个常规数，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有个笑话，当年推荐上山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上大学，面试时，当主考官员问及考生耙有多少齿时，考生答不上来，结果没有考上大学。

        将一件实物写得活泼有趣，很不容易，但从这一段文字，我们能得出结论，东军先生做到了。

        再比如，他写凿子：

        凿子不仅可以用来开凿眼孔，雕刻花纹，修葺木器，更值得敬佩的是凿子的开拓精神，它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凿子开凿出的是规矩方圆，是一种优越和美观。铿锵有力的凿子，破坏的是一个旧世界，凿开的是一片光明！

        赋予凿子以人格力量，读来，能给懦弱者以坚强，给彷徨者以坚韧，给迷惘者以坚定。

        东军先生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特别是对于徐氏族谱文化的研究和挖掘，他既是积极的倡导者，又是热心的参与者。这本《爱在父耕母织间》，是对父母的纪念，也是他对徐氏文化研究的贡献。只是书中所写所记，有的失之于浅，期待其有机会时予以增补。

       是为序。

张铁鹰     

201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