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对博伊斯是很疯狂的，有人说他生下来就是一件作品，去世后是另外一件。他一生留下的所有作品都有人收藏。”
——王春辰
说到行为艺术，你也许会想到这样一幅场景：举止古怪的艺术家在众目睽睽下做着令人匪夷所思的表演，引得驻足的观众连连称奇。或许你会觉得行为艺术与博物馆中经典的作品相去甚远，难登艺术史的殿堂。然而，有这么一个人却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他就是约瑟夫·博伊斯。
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正是博伊斯“社会雕塑”理论的核心。博伊斯作为雕塑家、事件美术家、“宗教头头”和幻想家，是后现代主义的欧洲美术世界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位在曾在联邦总理面前不肯脱帽的艺术家偏执的德国艺术家实在是难为了许多热爱艺术的人。不只是一般的观众，就是所谓的专家，也对波伊斯的评价，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在艺术史上，博伊斯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从坚绝反对他到盲目崇拜他的各种人，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作品。
约瑟夫·博伊斯
博伊斯传奇的坠机事件
1921年5月博伊斯出生在德国北莱尔因的克列弗尔德， 父亲是小商人，中学期间他曾到一家马戏团打工，17岁他加入了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博伊斯本来想学医，成为一个儿科医生。不过，高中一毕业，1940年的入伍征集令立刻来了，博伊斯加入了空军并被分配到波森的空军通讯学校。
在1943年的冬天，发生了博伊斯传奇的坠机事件。在拦截演习中被苏联的高射炮击中，坠落在克里米亚。伙伴当场死亡，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博伊斯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毡恢复了健康。从此这些赋予他第二次生命的材料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也为他开启了以“疯狂”的艺术思考生命意义的序幕。
油脂椅
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博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结束了其军人生涯。
1947年春天，博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博伊斯被分配到雕塑家安瑟林的班上。不久以后他发现安瑟林是罗丹的学徒，全然是学院派。对于经历过战争看到过死亡的博伊斯，那简直是个老掉牙的世界。于是他换到被纳粹贬为“败类”的马塔雷班上。
马塔雷是个顽固、不妥协的艺术家，从来不施惠学生。1950年马塔雷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道：博伊斯会成为优秀的雕塑家，他有特别的韵律感，而且耐性颇强。这两点是先决条件。不过两人的关系却并不融洽，马塔雷对博伊斯的才华感到紧张，而博伊斯在班上也像一个外人。有人说这是一种仇恨性的爱。这种仇恨性的爱让博伊斯在1951年结束了学业之后跟自己的老师形同陌路。这还没完，1958年马塔雷坚决反对博伊斯成为艺术学院的教授，使得他没有受聘。不过，在与马塔雷简约主义艺术观念的不妥协中，博伊斯调整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
Eurasia Siberian Symphony
1959年38岁与艾娃·汪姆芭走入婚姻殿堂并育有一对儿女。1961年，40岁时他被母校聘为教授，然而他本人并不喜欢学院僵化的制度，72年被开除。
1978年由于学生们的支持又恢复了他的教授名誉，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积累起了国际声誉。1980年，博伊斯59岁时，比利时艺术家马塞尔和艺术史家杰明·布罗则对博伊斯的作品表示怀疑态度，发起了有力的攻击 ，造成了他的“观众”的两极分化。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
在艺术界，博伊斯是一个传奇。你可以说他疯狂，但他确实把“观念艺术”玩到了极致。
1965年，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画廊里，博伊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头上涂满蜂蜜并粘上金箔，右脚鞋子上系着一片钢鞋底，左脚鞋子上系着毛毡鞋底，怀里抱着一只死了的野兔，来回踱步，喃喃自语，所有人只能通过窗户观察他的行动。三个小时过去，门被打开，观众涌入房间，博伊斯却抱着兔子背对观众坐下，一言不发。这是博伊斯最有名的作品《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
这件作品历来被认为是博伊斯作品中几件极为晦涩的作品之一，其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极富象征意义：蜂蜜和金粉构成了一个神圣的面具，象征智慧和纯粹的黄金也代表了源自太阳的力量；而蜂蜜在古德国及古印度则被视为一种获得重生的媒介，钢与毡的鞋底分别象征着坚硬的理性和精神的温暖，兔子在欧洲古代文化中代表的是一种收获的富足，以及一种延续不断的繁衍生息的力量，所以在他的艺术中兔子成为了超越人类，而与大地、自然关系更为密切的神物。
博伊斯说，这件作品借用一只动物表达了人类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想解释问题，但其实世间万物无不包含某种神秘或质疑：“死掉的兔子也比固执的人类更有艺术感受力”。
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
1974年，博伊斯从德国来到纽约，在机场，他包裹着毛毡，并被一辆救护车运送到兰尼·布洛克画廊，双脚从未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画廊里，他和一只北美狼度过了三天，狼一开始表现出侵略性，然后是警惕，最后变得友好。每天会送来50份《华尔街日报》，狼则会在它们上撒尿，但博伊斯的眼睛从未离开过那只狼。这一作品，名字叫做《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
Like America, America Likes Me
这成为了博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这件充满神秘色彩和宗教仪式意味的作品中，博伊斯用了象征生命包裹的毛毡，同时又使用了狼这种在美洲传统习俗中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似乎是在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也有批评家认为，野狼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象征（是他们图腾崇拜的形象），但却被白人捕猎殆尽，因此这件作品所表达的又是对现代化生活价值、消费社会中人的物质化堕落的批判。
7000棵橡树 - 城市绿化代替城市管理
博伊斯在世界知名现代艺术展览会卡塞尔文献展上，将7000块玄武石安放在卡塞尔Fridercianum艺术馆前的弗里德里希广场上， 并将其摆成了巨型楔形三角形状，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如何一步步铲除眼前由石头堆砌出的大山。
“在这座石山的顶部博伊斯种植了第一批橡树；就在橡树的旁边博伊斯将一个玄武石柱垂直固定在地面上。”每个人只要捐款500马克，就可以移开一块玄武石，并在原来的地方上种上一棵橡树。博伊斯通过这个活动想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所有这些留下的纪念都是由一个有生命的部分，即随着时间不断成长变化的树木， 以及一个永恒不变的部分，即玄武石，其在外在形状，数量，规模，重量上都不随时间改变。”
最开始这件作品引发了公众的不解，愤怒甚至是抵抗。1982年有人把红漆浇在石堆上表示抗议，不少市民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美化城市，反而会堆积落叶和鸟粪。当一位司机开车撞到石堆而导致身亡的事故发生后，人们的反抗变的更加强烈了。但是随着树木的增加，公众也慢慢开始接受这个作品， 树与石的组合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整个市容的一部分。
这部被称为“社会雕塑”的作品逐渐同这个城市的地貌以及社会相吻合，也开始受到人们积极主动的关照一直保持着活力。
从将第一块最初同橡树一起安置在Fridericianum广场上的玄武石搬运到特定的地方，一直到最后一块石头的成功转移，整个活动整整持续了5年之久。取代原有石块栽种的树除了细颈橡树，美国沼泽橡树和红橡树还有36棵其他种类的树木，包括银杏树，欧洲白蜡树以及美国鹅掌楸。然而博伊斯最终没有亲眼目睹种植活动全部结束。他于1986年一月去世。
1987年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由他的遗孀艾娃·博伊斯和他们的儿子文策尔共同完成了他的作品。他的儿子于1987年6月12日将最后一棵橡树种在了Fridericianum前的第一棵橡树旁，这棵树是他父亲于1982年3月16栽种的。
社会雕塑
波伊斯提出了一个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即所谓的“ 社会雕塑“ 。社会雕塑的宗旨是要恢复人失去的本性，平衡理智与感情、思辩与直觉之间的关系。人们应该从狭隘僵硬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人，积极投身于创建充满人性、充满的“ 热电“ 的社会的事业之中，把整个社会作为宏大艺术的“社会雕塑“ 品来创造，人人各尽所能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 人人都是艺术家“ 。虽然从浪漫主义的英国花园到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都强调生活与艺术统一重要性，而从伊依斯和他的激浪艺术家们开始，生活本身才真正成为艺术，才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不可逾越界限。
Iphigenia
波伊斯的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里程碑。“ 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经常被引用、常常被误解的警句并不意味着波伊斯特意倡导毫无天赋的半吊子艺术家或工匠搞艺术创作，他的宗旨不过是想发掘每一个身上潜在的创造力，证明人的创造力是人类最大的资本。
其实真正理解波伊斯其实并不难，只要消除固有的偏见，做好接受他的世界观的准备，就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至于他的的作品到底是否是艺术则取决于每个人对艺术的主观理解。
波伊斯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极具政治情怀的艺术家，常常被人当作成为疯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来改造这个世界：改变令人不满的、充满“冷电“的社会。他认为造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科学主义作怪。而正是这种理性思维限制和破坏了人们的想象力。由于受到理性思维的限制，人们对整体世界，如对自然、宇宙、时间认知变得支离破碎，对痛苦和死亡的认知也变得简单而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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