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宗教史（二）

第一章  汉末民间道教及其形态的演变

中国的民间宗教与道教有同生共长的连体关系，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形的民间宗教，就是东汉末叶出现的民间道教。通观一部道教史，是由原始道教，逐渐发展为初具规模的民间道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尔后再由民间道教演变成具备完整形态的正统道教的漫长发展过程的历史。其实，中国道教从民间道教逐渐演化为正统道教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走过的共同发展道路。因此，欲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则必须首先从研究民间宗教的最早形态－－民间道教的历史开始，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   民间道教的兴起

民间道教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时的原始宗教，那时，全社会的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是这一宗教的虔诚信奉者。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夏、商、周、春秋、战国），备受统治者尊崇的宗教活动，如祭天、祀祖、卜筮、占星等等，都被上层社会所把持，一般民众则只是作为这些活动的附庸，听命而已。即或曾有过一些散漫的民间信仰，如战国时齐燕的神仙方术、秦末农民起义时的篝火狐鸣、鱼腹传书之类，也远未形成定型的宗教。直到东汉后期，社会上的黄老道、谶纬思想、神仙方术和民间信仰，互相融合，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教义体系，终于产生了最初形态的道教。

东汉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南北两大支民间道教，一支是张陵在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一支是张角在华北创立的太平道。据史书载，张陵原为沛国人（今江苏丰县），“顺帝时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凡“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至于张角所创的太平道，在三国时人鱼豢所著的《典略》中有具体描述：“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杖为符祝，且以符水饮之，修法略与角同。”

其实，早在张陵、张角以前，黄老道早已盛行于世，神仙方术弥漫四方。两者本来是泾渭分明，可是到了后来，互相趋近，混而为一。其原因在于道家之学，托言源出诸远古的黄帝，而以老子五千言踵行其说，后世遂以黄老并称；也神仙方士为了神化其术，也崇奉白日飞升的黄帝，并附会老子为祖师。发展到了汉朝时期，奉事黄老之风遂之兴盛，并成为西汉初年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到武帝时虽然独尊儒术，但黄老之学势未稍减，仍为统治者所信奉，遍及朝野。如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对此，汉明帝不但不以为忤，反于永平八年（65）下诏嘉勉之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之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将崇尚黄老和祭祀刚刚传入的浮屠（佛）相提并论，显示出浓重的宗教色彩。东汉后期，天灾人祸迭起，社会动荡不宁，统治者中间祈祷平安、追求长生的愿望更加急迫，于是愈加沉溺于宗教，不能自拔。汉桓帝“好神仙事”，对黄帝、老子礼拜尤勤。延熹八年（165）春正月及十一月，两次遣使到老子的故乡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166），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宫〕。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后陈相边韶奉桓帝敕命撰写的《老子铭》中，将老子进一步神化，说他“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羹农以来，世为圣者师。”而桓帝所以祭祀老子，目的在“尚德弘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想成神仙了，这表明，时人已把老子奉为仙道之祖。

与此同时，一种近似宗教经典的经书中则充斥着谶语，也逐渐形成规模。早在西汉末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就编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上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然而，其说不仅未被当权者采纳，甘忠可本人反而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罪，逮捕入狱。至哀帝时，忠可之徒夏贺良等踵行教业，“挟忠可书”、“私以相教”，并再次向朝廷关说，初曾得到皇帝的允可。后来因“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为当局捕杀。东汉顺帝时，《太平清领书》的问世，继承发展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托天帝以授受神仙下凡教人的宗旨，行太平之道。

史书载：“初，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桓帝时，襄楷再献该“神书”，仍未能受统治者的重视。关于《太平清领书》，《后汉书》李贤注中曾明确指出：“神书，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可知，长达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在顺帝时（125－144），已经编纂成书。它就是大规模有组织的道教未面世之前出现的一部早期经典，这部“神书”，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太平清领书》，经过百数十年的辗转酝酿，已成为卷帙浩大，内容庞杂的经书，为后来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所参酌汲取，影响深巨。

陈寅恪教授曾指出：“自战国邹衍传大五洲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皆出之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从以上所述齐人甘忠可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楚王英尚黄老、浮屠，再到琅琊于吉、宫崇献《太平清领书》以及和平原隰阳人襄楷复进该书，考察主其事者所出的地域，均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准确判断，东方的齐燕滨海地区确为道教的发源地。太平道之张角，五斗米道之张陵，三国时传道江东的琅琊于吉，无不祖居于此。

五斗米道是顺帝时才由东方移居于蜀的张陵家族创立，其道术思想渊源虽来自滨海地区，但具体形态不能不受到巴蜀当地风俗的深刻影响。故五斗米道杂糅进不少居住在蜀的少数民族巫术的成分。三国人鱼豢在《典略》中指出：

〔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祈祷之法，书病人名姓，说悔罪之意。作表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舎，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住其地者，不敢不奉。

这段三国时人描述的五斗米道，已将其概貌讲清，今依据史籍和道经，再把五斗米道的基本教法归纳如下：

第一，指称太上老君下凡临蜀，立张陵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赋予“正一盟威之道”，三天正法，并承受太上真经，制定科律，故五斗米道，后世又称天师道或正一道。

第二，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惟奉太上老君和三师。师不受钱，神不饮食，治病不针灸汤药，惟服符水首罪，改行章奏而已。

第三，崇仰信米五斗，家口命籍，系之于米。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将米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不装粮。

第四，三会五腊，三会日即正月初五上会，七月七日中会，十月五日下会。后又与三元三官相配，即正月十五上元天官会，七月十五中元地官会，十月十五下元水官会。其时教徒集会，由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受符祐契令经法，依日斋戒，呈章尝会，以祈景福。五腊日：正月初一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五日侯腊。此五腊日为校定生人延益之良日，可斋戒沐浴，祠先人，朝真行道。

第五，奉道之家，设靖室，其师不与他屋相连，屋内清虚整洁，不陈杂物，惟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是道德思过致诚之所。

第六，家有疾厄、公私设厨，名曰饭贤。但请德贤道士三人、五人、十人以上不等，须设立坛，先三日清斋，后三日言功。供食一如斋食，不得荤秽，犯者以五刑论，且严禁饮酒，顺《月令》，春夏禁杀戮。

第七，设二十四治，各治置治头祭酒，化领民户。奉道者编户著籍，各有所属，每年三会，须付师治，校正命籍，祭酒宣示科戒。阳平、鹿堂、鹤鸣三治为最上，其教令各治皆应遵从。

五斗米道的教首，通过二十四治，统治各地教民，形成巨大的教区教团。当然，二十四治是逐渐扩展成立起来的，绝不是如道经上所说，在汉安二年（146）张陵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不过，经过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五斗米道确实在巴蜀、汉中等地的汉人及少数民族中，赢得了众多的信徒，形成了令中央和地方政权都不容忽视的势力。所以中平元年（184）巴郡巫人张修才能藉五斗米道发动起义。其后益州牧刘焉也不得不委张鲁为督义司马，令其将兵攻占汉中，并使张鲁得以倚靠教权和军权，建立政教合一的汉中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在张鲁武装割据汉中的三十年里，实行了一套政教合一的治理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战乱扰攘频繁的汉代末叶，使汉中似乎成了一块安乐太平之域。其时：

〔张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以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过多，鬼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这种政教合一，以神鬼设教，道民互助，三原而后刑，民夷便乐等措置，颇带有农民乌托邦色彩，反映出此时的五斗米道仍处于民间道教阶段，部分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社会政治观念。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十万大军征讨这个独立的宗教王国，张鲁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因此，张鲁得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及部将也受到封赏有差。但是，曹操却不许张鲁等据守汉中故地，一律带回邺城定居，不仅如此，还“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这说明，曹对鲁以“鬼道”经营三十年的汉中道民极不放心，故用所谓“绥怀开导”的办法，将其首领及骨干分子迁徙到长安、洛阳、邺城等三辅之地，加强控制。这样一来，反而促使五斗米道传向中原，流布四方。对此，在道经中也有反映：“至义国殒颠（指降曹事），流移死者以万为数，伤人心志；自流徙以来，分布天下。”

五斗米道自张陵创教到张鲁降曹，教民东迁，前后近百年，尽管曾受到千千万万群众的信奉，形成庞大教团，但在当权者的眼里，或正统史家的笔下，仍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污称之为“米贼”、“淫妄”，指责它是“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至于另一支民间道教－－太平道，则以另一种形式显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之时，“六州大水”、“七州蝗”，灾疫频繁，以至出现“死相枕藉”、“民相食”的惨状。其中黄河南北，灾难尤重，“豫州饥死者计四五”，“冀州尤甚”。加之朝廷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攻弄权，地方豪强大族搜刮盘剥，广大民众痛苦万状、几无生路。人世间的苦难是宗教孽生的天然土壤。久已在燕齐各地流行的仙道方术和《太平经》中宣扬的“致太平”的思想相汇合，再遇到适宜的“气候”，终于催化萌生出又一支民间道教－－太平道。

《后汉书》对东汉末年的动荡时局曾有过描述，其言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䆮横，缘隙而生，剽人盗色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千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仅桓帝（147－172）一朝，“妖言相署”的起义就有二十起之多，几乎一年一次。如延熹八年（165）十月，“渤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劵，相置署，皆伏诛。”至汉灵帝时，动乱更烈，“妖贼大起”。熹平元年（172）“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而在《三国志·孙坚传》中，则称许生为“妖贼”，且自称“阳明皇帝”。说明在太平道还没有创立之前，利用“神道”起义的“妖贼”已接连不断，而张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张角创立太平道的全过程，在《后汉书·皇甫嵩传》中有扼要记载，其中说：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这是太平道创教后的第一阶段，此时（约在173－183），张角从《太平经》中吸取某些教义思想，以奉黄老，符水咒说以治病，劝人向善，致太平相号召，创立并发展太平道教团，迅速扩大宗教势力。这个时候，恰逢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之中，灾害频仍，人民涂炭，自然把张角虚幻的“致太平”的期许，当成救渡的唯一出路，所以争先入教，趋之苦鹜。以至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之人，“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在这个阶段上，张角的太平道，仅以治病传教为务，并未发现什么不轨的政治图谋。即使郡县的地方官吏，都未对太平道提出疑虑或加以防范。据史书云：“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然而，经过张角兄弟十年惨淡经营，太平道的宗教势力急剧膨胀。一但徒众云集，信者遍于八州，足以与朝廷相抗衡之时，张角遂萌发了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造作谶语，并将其宗教组织改造为军事组织：

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将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此阶段为张角从传教授徒的单纯宗教活动，转化成以神的意志为号召，密谋策划、准备起义时期。在东汉，社会上谶纬迷信最为流行。那时，谶纬迷信得到达官贵戚乃至下层社会的浓烈信仰，无不以通谶为风尚，帝王们欲利用谶纬来巩固其“君权神授”、“天命攸归”的特权地位，士族们则以此自恃，标榜其命运隆盛，而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受其熏染，也迷信其说。因而他们即使再含辛茹苦，也不敢违拗天神的意志，萌动反抗皇帝、背叛朝廷之想。显然，要激发民众造反，除非造作新谶，隐示“神移新主，不祐旧帝”才能达到目的。太平道“讹言‘苍天将死，黄天当立’”，恰恰是这种“新谶”！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道出了民众的心声，道众无不景从。前此一系列的“妖贼”造反，莫不如此，但因力量分散薄弱，骤起骤落，难成气候。

太平道尽管作了充分准备，并有与“中常侍”相沟通，里应外合的周密策划，却因内部叛徒告密，不得不提前仓促起义，失去了攻其不备的战机：

中平元年（即甲子年－－作者注），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京师，以中常侍封湑、徐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椽属，案验官省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勒诸方，一时俱起。

由于叛徒告密，东汉朝野得以布置剿灭太平道的措施，使官军取得“先机”，而义军则星夜传檄，仓促应战，但仍因起义军人多势众，一时俱起，在起义之初取得了重大战绩：

（起义者）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席卷中原大地的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大敌当前，惊恐万状的汉灵帝只得竭尽全力，御敌自保。当时，一方面解除党禁，缓和内部矛盾，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发天下精兵，博选将才，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隽共发五校、三河骑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隽各统一军，共讨颖川黄巾。”同时，下令征召各地军队，合力进剿义军，在训练有素的精锐官军的攻击下，散漫芜杂的黄巾军尽管人多势众，终无法与之长期抗衡。加以张角突然病死，义军失去了精神领袖，消解了战斗力。故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起义军终于被镇压下去，遭到了失败。官军则乘机疯狂报复，残酷地屠杀起义民众。在攻下曲阳后，斩首达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当然，更不会放过已先期病死的太平道最高领袖张角，凶残地剖棺戮尸，传首京师，以图震慑人心，防止有人胆敢再度造反。

当黄巾大起义失败后，各地的黄巾军余部，却并未烟消云散，他们重新啸聚，坚持战斗。中平五年（188），益州人马相在绵竹起义，亦号黄巾，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同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集众至百万，并于初平三年（192）攻入兖州，官军节节败退。朝廷命曹操领兖州牧，率兵征讨，经过数年苦战，直到献帝建安十二年（202），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此外，尚有多股黄巾余部起兵造反，史称“黄巾起事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东汉政权，从此一厥不振，而靠镇压黄巾起家的军阀，“群雄”并起，各自割据一方，争战不已，遂掀开三国之序幕。

太平道的教义，可归纳为以下内容：

第一，张角吸收《太平经》中的某些思想，提出“致太平”的理想，《太平经》云：

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但顺天地之道，不失铢分，则立致太平。元气有三名，为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为天、地、人；天有三名，为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与平土；人有三名，为父、母、子；治有三名，为君、臣、民。欲致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今三气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太平经》中不仅提出“致太平”的理想，而且还有不少反对富人聚敛财物，主张自食其力和救穷周济的内容。如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咒骂独占财物不分赐贫者为“仓中之鼠”，提倡“人有财相通”，“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等等。这些主张皆为张角太平道所吸取，并以此劝人行善道，教化天下。《三国志·孙坚传》记载“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

第二，太平道信仰“中黄太一”。

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军在写给曹操的一封劝降信中言：“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并指出：“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缘“太一”观念渊源久远，原有两义，一作“太极”或“道”解，一作神明“天神太一”解。在《太平经》中则曰“因为天地神明毕也，不复与于俗治也，乃上从天太一也，朝于中极受符而行，周流洞达六方八远，无穷时也。”

太平道的“中黄太一”，则是道与神两者相兼，道神合一。其“中黄”二字，则又与秦汉时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五行说相联，中央戊己土尚黄色，黄为大吉之色。由此演出“中宫”、“黄天”、“黄家”这一系列神圣名色。所以，张角自称“黄天秦平”，谶语则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在这里，还要追踪一下谶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一般学者均认为：谶纬盛行于两汉，至西晋皇帝下令焚毁纬书以后，谶纬即形同陈迹失去了影响。然而，在下层社会，特别在民间宗教中，谶语箴言，却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太平道即以“苍黄之谶”而兴。在青州黄巾致曹操信中所提“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实际上就是撷取了汉末社会上相当流行的图谶。史书《典略》中说：“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已尽，黄家当立。’”推而论之，这一图谶也是太平道“苍黄”之谶的源头。张角和黄巾军用此谶，无非是说：我黄巾起义，上符天命，自有神祐，汉家气数已尽，命运已绝，任你曹操有多大的本事，也无法挽回。这种预断王朝更替兴衰的五德终始说，秦汉时曾允斥于社会，各种阶层均信之弥坚。太平道的这种神秘的谶语，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民众，无疑有巨大的号召力，诱使他们为应谶的“黄天泰平”－－张角或当立的“黄家”，奋不顾身，拼死效力。故史书说：“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

太平道除了崇拜最高神“中黄太一”之外，还崇拜黄老和天、地、人三公。这与五斗米道有些近似，溯其源，则与《太平经》中所讲天神、地神、人神相助而“致太平”有关。

第三，太平道崇尚巫术符咒，并以此为人治病驱邪役鬼。“师持九节杖为符咒，因以符水饮之。”“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太平道以符水治病疗疾，也来自《太平经》。该经云：“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为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其祝有可使神玄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谶语也。”

灾病，是困扰着古代人们的首要问题，所以几乎古今中外各类宗教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中国最早的民间宗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亦如此，而且，太平道不仅以符祝为活人治病祈福，还为死者书符，祈求“冥福”。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同蒲路地下，掘得一个瓦盆，内璧写有丹书，就是太平道道士为死者写的符。内容是为熹平二年（173）十二月十六日，死者张某入葬而告冥府司墓者的，符曰：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牧，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敕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太平道的师和道士，成了人和神的中介，将神明的“要语”、“祝祷”以符和咒的形式传达下来，为活人驱灾治病，为死人祈得冥福。

第四，为统领其众多教徒，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每方立渠帅，此外，尚有置义舍、禁饮酒等。

张角之太平道，从创立到最后一支黄巾军被镇压下去，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其传播范围也远远超过八州，几乎遍及全国。但是，由于受到朝廷的残酷镇压和取缔，太平道的组织确实被打散了，名称再不见经传。可是该教的影响却绝不会因此而消失，隐蔽流散各地的教徒也绝不会断然抛弃其信仰，只不过是转换另一个名称，重新信奉教义与之相似的道派（如天师道）罢了。比如在江东孙策所控制的地区，就曾有一位自称琅琊于吉的道士，“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后被孙策杀害，此于吉当然不是顺帝时造作《太平清领书》的于吉，而又冒称于吉传道，时间又在黄巾起义之后，蛛丝马迹，可推断他必是太平道之一支，而又不敢以太平名之，史称“于家道”。

编辑：許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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