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国宝，就是守护国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作者：桥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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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

两天后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对日的全面抗战开始。

但是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叫豆村的偏僻山村里，四个年轻人对山外的战云突变懵然不知。

相反，他们正在全身心地经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伟大时刻。

四人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营造学社的成员。其中有一对夫妇，叫梁思成和林徽因。

几天前，他们骑着骡子，翻越险峻的山路，辛辛苦苦走到这里。

此行的目的，也是他们多年以来的夙愿，是要找一座唐代木构建筑。

为什么非得找唐代的？

因为受了日本人说过一句话的刺激——“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了，想看只能去日本奈良”。

中国屡遭战火，一座木头房子想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挺过千年，需要多少守护、多少运气？

别说唐代，就是宋辽金留下来的木构建筑，都寥若晨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国宝。

可是在日本，却有三十多处修建于唐代时期的建筑。

中国现代学术史有过一句曾经令无数学者倍感屈辱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可毕竟敦煌还在中国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更屈辱，连看一眼唐代木构建筑都得跑去人家的地盘。

不服？在没找出证据推倒那句话之前，不服也得憋着。

所以，梁思成他们才拼着一股劲，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一座从唐代就屹立至今的木构建筑。

从1932年起，营造学社每年都派出工作组去华北和中原，调查各地的古建筑。

他们获得了很大成绩，对数十座宋辽金时期的木构殿、堂、楼、塔进行了测绘和摄影。

▲图片｜梁思成、林徽因考察古建筑

但就是还没找到唐代的。  

如果说一开始这只是学术之争，那么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战争阴云的逼近，它渐渐变成了维护国家尊严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国与国之间的另一种“战争”。

梁思成见到佛光寺东大殿的第一眼，就知道可能这次会有好事发生了。

他写道，“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

但是在科学中，“看上去像”和“真的是”有天渊之别。

佛光寺到底是不是唐代的，必须找出牢不可破的证据，如果找不出来，就依然证明不了中国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事实。

带着这样的压力，一行四人默默地对佛光寺进行勘查。

终于，在1937年7月5日那一天的黄昏，凭借绝不放弃的毅力和一点点运气，林徽因在一座石头经幢的刻字中找到了确凿不移的证据，证明了佛光寺建造的年份：唐大中十一年。

那是在遥远的公元857年。

这条简短的信息，正是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它证明了中国还保存有唐代木构建筑，那就是——佛光寺。

“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被彻底推翻了。

从此之后，中国的古代建筑学者可以挺直腰板站在日本学者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老祖宗的宝贝，还在我们自己家里！

但是佛光寺被重新发现，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兵荒马乱里，他们有多少安稳的日子可以用来做研究？

依靠落后的手段，他们能不能为中国的学术与世界列强争一日之短长？

想到这一点，面对辉煌落日之下屹立千年的国宝，梁思成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激动和自豪，更多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侵略之时，学人守护华夏文明的那份沉重。

历史证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没有辜负佛光寺。

在艰苦的条件下，怀着学术自立、民族自强的信念，营造学社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仅仅在成立后、全面抗战开始前的短短五年间，营造学社的成员靠腿走、靠手爬，用笔画、用尺量，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

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

图片｜梁思成绘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

一条清晰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在他们手中被整理出来。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并不只有一个营造学社。

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带领中研院史语所持之以恒地发掘殷墟，发现了十几万片甲骨、后母戊大方鼎等国宝。

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据，让中华文明上溯至更早的年代有了坚实的支点；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指挥13427箱故宫文物在战火中南迁。

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

又重返南京，翻山岭、陷泥泞、落激流、遇轰炸，最后一箱不差、一件不坏；

常书鸿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使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在浩劫后得以重生；

……

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中国依然有一群沉着坚毅的人，将保护文化遗产视为毕生最崇高的使命，胼手胝足，筚路蓝缕。

2

在营造学社的岁月里，梁思成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山西，但他偏偏错过了南边芮城县的永乐宫。

到1951年，永乐宫才由于文物普查进入文物工作者视野范围内，这时候的梁思成正在执掌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奔走疾呼。

始建于元代的永乐宫虽然没有佛光寺的历史那样久远，但它是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

更特别的是，里面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元代壁画，是全世界最美轮美奂的古代壁画之一。

尤其是三清殿的《朝元图》，上面用重彩勾填之法绘出将近三百位道教神仙，栩栩如生，气势磅礴。

写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永乐宫壁画是绕不过的关键性作品。

图片｜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局部

1956年，一个大消息在陕豫晋三省迅速传开：

为了治理黄河水患，中央决定要在三门峡修水库。

修水库是好事，可一帮搞文物保护的人却伤透了脑筋。

因为永乐宫恰恰就在水库淹没区内。

怎么办？水库不修了？

不可能。

那么，难道要让后人从此看不到永乐宫，看不到永乐宫壁画吗？

绝对不行。

既要赶建设，又要保文物。

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永乐宫搬走。

这里要淹掉，那就搬到淹不着的别处去，而且一丝一毫都不能变，整个搬，照原样搬！

搬永乐宫，难；搬的同时，还能把永乐宫壁画完好无损地揭取和复原，难上加难。

壁画怎么切下来？切下来后怎么拼回去？

它们都画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又经历了七百多年的岁月磨损，本身就十分脆弱，酥碱严重，粘力大减，经受得住这一番伤筋动骨的折腾吗？

而且，三门峡工程已经确定了1960年6月30日开始蓄水，永乐宫的搬迁一定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完成。

算起来只有区区三年四个月，时间太紧了。

一招不慎，壁画将毁于一旦，道教在中原流传近千年的这悠悠一脉，也将被掐断。

永乐宫的三百神仙们，面临七百年来最紧张的生死关头。

无论是修水库，还是保文物，再难的事，也得有人做。

这就是建设者的思维方式。

1957年末，国务院召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周恩来总理针对永乐宫的搬迁，亲自指示说：“咱们能不能自己搞，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这个洋事？”

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物工作者，正是朝气蓬勃的时候。

熟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口号的他们，面对总理的期望，拿出了“自己干”的勇气。

更何况，时代变了，一起做事的人多了，底气足了。

要知道，营造学社成立之初只有三个人上班，最多时也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先后参与永乐宫搬迁的人员就有600多名。

1959年2月，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壁画掲取工作交由委员会下设工程股负责。

在此之前，北京古建筑修整所、山西省文管会的技术人员在外地做了初步实验；

从1959年2月至6月，技术人员又用了四个月进行实地试验和完善方案，真是战战兢兢，慎之又慎。

1959年7月，开始揭取壁画，继而拆卸搬迁。

按照掲取的顺序，先从龙虎殿开始，再到重阳殿和纯阳殿，最精美的三清殿壁画放在最后，就是考虑到前面先练练手。

万一有缺憾，后面还能保证三清殿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做到尽善尽美。

图片｜工作人员掲取永乐宫壁画

掲取壁画的主要方法是：在建筑物未拆除前，先将壁画分成若干块。

揭取前先对残破处进行清洗、刷胶矾水加固、贴布等保护工作，然后从壁画侧面锯截泥层。

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案例，一切都得靠自己。

技术人员自己摸索方法，还自己设计和制作工具，采用的加固材料及配方，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自己发明出来的。

正是因为前期做好了扎实的摸索实践，掌握了娴熟的技术要领，技术人员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安全掲取了永乐宫全部1000余平方米壁画。

一尺不少，一寸没坏，都好端端的！

到1960年6月30日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时，永乐宫的壁画和建筑全部安全搬迁到新址，离原址足足有22公里之远。

与此同时，五座大殿开始复建，壁画的复原也随之启动。

到1966年8月，永乐宫壁画的安装、加固、修复等工作全面完毕。

从此以后，永乐宫的原址荡然一空，但是永乐宫依旧巍然耸立于它庇佑了数百年的土地上。

直至今日，你去到芮城县城北古魏城遗址，仍然可以看到香火缭绕的永乐宫，与深藏于其中的三百位神仙那令人肃然敬畏的面容。

这场胜利，是被极端困难的条件逼出来的。

在艰苦卓绝的建设年代，它不仅给文物工作者、也给当年大生产的建设者注入了“靠自己也能行”的坚定信心。

不同于当年梁思成在佛光寺面前的复杂心绪，它是一种更有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永乐宫的搬迁，当之无愧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古代建筑搬迁修复工程，一场足以媲美任何一次文物抢救行动的国宝守护战役。

所幸的是，我们打赢了这场仗。

更可贵的是，我们是在自己依然青涩的年代里，靠自己的力量打赢这场仗的。

3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苍茫大地，换了人间。

从营造学社的战争时代开端、在永乐宫的建设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来到了收获的时代。

至2021年7月25日，中国共有56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4处，世界自然遗产14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4处。

在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的时候，有人开始回头看来时的路。

他们的目光穿透了几千年，不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哪儿来？最初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塑造了我们？

2002年4月，在河南省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考古发掘现场，这些问题得到了回应。

那一天，一个二十来岁的研究生匆匆找到带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工作队队长许宏，压低声音说：“许队长，出铜器了！”

这个墓葬，就是日后震惊国人的二里头最高等级墓葬、出土了铜器玉器漆器海贝项链等100多件器物的3号墓。

清理3号墓的时候，在清理出墓主的骨骼之前，就已经找到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

一开始，考古队员没对绿松石片的出现感到意外，因为之前也有过。

但是没想到，绿松石片散落的面积越来越大，总长超过70厘米，有些还能看出是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

那么，这些绿松石片拼在一起，想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它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

这时候，许宏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停止细部清理，进行整体起取，运回北京再说。

要是早几十年，这么大的一个土方，还真不一定能做到整体起取。

更重要的是，早几十年，考古工作者也未必会有这样的意识。

这样一来，日后的那个大发现可能就会化为泡影。

还好，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技术与意识的进步。

二里头3号墓穿越将近四千年而来的宝贵信息，终于不会从我们指间溜走。

把大型绿松石器所在的土方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上木板，周围再套上钉好的木框，再往木框与土之间填上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最后用钢丝捆好木箱。

好不容易，这个大木箱被运回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等待开箱清理。

当揭晓的一刻来临的时候，人们才惊叹，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见到了“最中国”的龙。

2000多片绿松石拼出了这条龙。

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有4厘米。

龙头放在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有目有鼻，由玉雕成。

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

亲眼目睹这条龙从泥土中显现的考古人员都被惊呆了。

他们仿佛看到一条神气活现的巨龙在游动，那双白玉雕成的眼睛还在瞪着你。

绿松石龙的出土，也许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因为从城市规划到宫廷礼制，从礼仪器具到神圣图腾，决定日后中华文明特质的那些思想，全部可以在二里头文化之中找到雏形。

正是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我们找到了“最早的中国龙”。

一个民族是要有根的。

在战争时代，梁思成要找唐代木构建筑，是寻根；

在建设时代，留住永乐宫壁画，也是寻根。

根往下扎得越深，枝叶才能往上长得越远。

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很远，所以在这个开放时代，一定要找到更早的根。

幸好，我们找到了这条龙。

它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出现，把远古的信息带给了我们。

这三个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故事，你读懂了吗？

佛光寺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时刻，发现一件文物，以及为了发现文物而做出的拼了命的努力，最能激发国人同仇敌忾之心；

永乐宫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捍卫一件文物，就是延续文明的一盏灯火，护住那悠悠一脉，使之不绝如缕；

二里头的故事告诉我们，走得再快，也别丢了自己的根源，只有找到我们与历史血脉相连的方式，才能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

这，就是守护文化遗产的意义之所在。

从村民掩埋后母戊大方鼎以骗过日本人，到张伯驹散尽家财抢购古画，从营造学社的学者，到永乐宫的工匠和二里头的考古学家。

只要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都知道，国宝文物、文化遗产是连接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文明最强大的纽带。

图片｜张伯驹

国宝之沉浮，可见国运之兴衰。没有了它们，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

人在，文物在。

文物在，文明才在。

4

文物的意义在于传承。一片甲骨、一幅壁画、一座庙宇、一段城墙，这些脆弱无比的物质实体，却凝聚了我们中国人自远古走到今天的精神和力量。

这里面的道理，说玄也不玄：精神的传承，就是信息的传递。

当你触摸巍巍大唐就已经塑造的佛像，“花舞大唐春”的气韵一定会传递到你手上。

当你目睹先民创造的“最中国的龙”，一定会更深刻地理解“何以中国”这个问题。

也一定会确信，中华文明的种子从几千年前绵延至今，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从信息的角度重新审视保护文化遗产这件事，我们才恍然大悟：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像梁思成那样丈量过古建筑的每一根椽条，无法像许宏那样挖掘过二里头的每一处探方。

但习惯了面对电脑、拿着手机的我们，其实拿着的正是保护文化遗产最有效的利器。

不信？

就用我们最熟悉的文化遗产——长城来做例子吧。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现实中大部分的长城，可不像八达岭长城那样雄伟精致、整修如新。

“八达岭式”的长城只占到不足2%，其他大部分都是简陋的夯土、破落的荒丘，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象征”那样气势威严的图腾范儿。

图片｜破损的长城

但那些也是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墙体、敌楼、壕堑、关隘、城堡以及烽火台，正是这数万处历史遗存，才构成了长城这一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文化遗产。

正如在危难之时，中华民族不仅有英雄、豪杰、领袖、将军等特出之士，也有千千万沉默的、平凡的、不起眼的人民。

这两者的相加，才是完整的中国人。

但这些偏僻地段的长城久已淹没于杂草乱木之中，被时间、被鸟兽、甚至被人为损坏。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即使距今年代最近的明长城，也只有8%的墙体保存完好，超过70%保存状况较差。

怎么办？

物理保护和修缮无疑是最重要的方式。

但无论你是否能接受，一切有形的实体，最终都敌不过时间长河的冲刷。

就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学者樊锦诗曾忧心忡忡地慨叹道：莫高窟老化消失的趋势，只能延缓，无法逆转。

有无可能，让这些文化遗产背后的宝贵信息，用另一种方式流传后世？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无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就在6月11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腾讯基金会共同推出了“数字长城”。

这是一个野心十足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次。

这群来自腾讯的年轻程序员们，正在尝试用最前沿的游戏技术，在虚拟世界里，完整再现一段1公里长的数字长城。

让我们能够真正足不出户，在手机上享受到文保级别的游览体验。

什么是文保级别？

意味着你看到的一砖一木，都是真实存在的，你甚至还能清晰地辨认出墙砖上的划痕和“到此一游”的名号。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过去半年来，腾讯游戏技术团队先后投入近40位位设计师和程序员，拍摄照片多达51386张。

仅扫描数据量就超过30TB，前后更迭了107个版本。

为了能让更多人通过手机就能体验到电影级的画质，他们还首次在小程序中使用了云游戏的技术。

试想一下：

现在只要你打开小程序，你可以像林徽因在那个辉煌的黄昏为了寻找宁公遇的名字而爬上石头经幢一样：

在数字还原情境下，登顶喜峰口长城敌台处几乎超过70度的阶梯，体验步步惊心后的欣喜若狂。

你也可以像观赏永乐宫壁画那三百位神仙迎风飘拂的衣袂一样：

辨认那20万棵树木，看看北京长城周边植物资源图鉴的重建效果如何。

你还可以一步步、一步步地走，在引擎技术支持的实时动态光照模拟的自然光照效果下，吹着北国旷野的风，看长城的日出日落，看人生的云舒云卷。

这，就是万里长城在数字时代的打开方式。

我想，这段“数字长城”将可以在天与地之间屹立很久很久，它将带着关于这个文明的重要信息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长城永不倒，文明焕新生。

一个永远保持强盛生命力的文明，不就是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吗？

也许有一天，人类也许不再执着于肉身的存在，所有的文明都被数字化，储存于不会消逝的介质之中；

所有的学习、思考和进化，都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运行。

这样仿佛科学幻想的场景，谁又敢肯定不会发生呢？

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长城的砖石会被无尽漫长的时光磨蚀殆尽。

但是即使到那一天，它蕴含的所有信息也已经通过数字化方式被保存下来。

传递到你我后人的认知之中，化作他们对自我的共同想象，塑造出既连接过去、又通向未来的——

新的中国人。

这，就是一个历千万年而巍然依旧的文明在数字技术的照耀下，重新焕发出的异样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