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爱意无限。
——太行人家。
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所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之用。历史上保定曾有17所会馆，1948年解放时尚存八所，即中州会馆（也称河南会馆）、安徽会馆（也称两江会馆）、浙绍会馆、湖广会馆、四川会馆、山东会馆（也称山左会馆）、三晋会馆（也称山西会馆）、云贵会馆，其中建立最早的会馆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到20世纪50年代，会馆已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消逝。今天，除了菊胡同里的中州会馆依稀还有点影子，其它几个早已荡然无存，中国人团圆的春节在即，让我们向漂泊在保定的外乡人致以敬意，这也是一个在外漂泊的外乡人抱团取暖的历史。
NO.1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源起
保定会馆的建立源于北京，北京会馆的建立始自明朝。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全国性科举考试机构也随之北迁。此后科举考试制度，较前更为完备。从童生到进土，分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和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又称为“三年一大比”。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和殿试则在京城举行。每逢大比之年全国各地应试的举子有六七千人赶奔京师。殿试后，榜上有名的进士，平均不过200余人，不能中试者，有一部分只好滞留京城，继续用功。这些举子在本地都有了一定影响，一些寒门士子更令人体恤，因此在京任职、经商和旅京的同乡，在有关人士号召下，有钱有势的同乡集资购置房产以招待本地区来应试的举子，因应试首场由礼部主持称“会试”，所以称之为会馆（也有称做“试馆”的）。会馆的建立，引起商人的关注，他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始集资单独兴建起会馆，用于本地商人（或本地本行业）集会，议事之地，此类会馆从其功能上，也可称为“商管”。
保定在清朝为直隶省会，是京南几省进京必由之地，江南几省为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食宿之便，陆续建起了会馆。各省在京建起的会馆，直接影响到保定，作为“翅卫京师”的畿府首善重镇，是南方诸省进京必由之地，于是京南几省在保定的同乡为解决其同乡子弟赴京赶考或商贾赴京途中住宿之便，陆续建立起了会馆。到清末，外地来保经营的商贾日渐增多，很快形成以地域划分的行帮，这时成立的会馆为纯商管性质。
NO.2 保定各大会馆的规模
保定会馆历时最久的南大街，西侧的中州会馆（亦称河南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有房110间，义地28亩，会馆在南大街和菊胡同分别开门。菊胡同内坐南朝北，大门楼上题刻“松蒿里”，进门一长胡同，胡同口东侧是一小院，西侧是一列南北向三进大院，上房的客厅平廊宽伸，进深约十米、这三进院北侧均有门通松蒿里。
会馆中规模最大的是地处半亩园的安徽会馆（亦称两江会馆），建于光绪二年（1876年），此时正是淮系首脑李鸿章督直之时，在保定建成规模宏大的会馆与他有直接关系。会馆有房产65处、250间，义地309亩；会馆坐北面南，徽式三开间黑漆大门雄踞在条石砌起的高台上，正对门是一套四进正院。正院西部是坐北朝南的戏楼和它对面的“文昌阁”。再西散落着大小不等的七组院落。
山东会馆（亦称山左会馆），在延寿寺街，建于乾隆年间，有房50间，义地50亩。会馆坐西面东，临街五级台阶上建起两扇红漆大门楼，门内是一套东西向三进院，院北侧有一独院，独院东面、北面是宽阔的空院，空院东北角开门仍到延寿寺街。
会馆中，建筑最讲究的是地处市府前街的浙绍会所（亦称浙江会馆），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有房136间，另在西郊购有义地、会馆建筑形制精致，这与绍兴师爷有关，保定省、道，府、县同居一城，衙署官员亦多延聘师爷以助公务，其间不少绍兴同乡来保投奔谋求生路，于是在保定商界中也渐渐形成了势力。人多势众，财大气粗的绍兴帮在保定修起极为讲究的会馆就不足为怪了。会馆坐南朝北，临街一米多高台阶上建起歇山顶牌楼式的三楹大门楼，门楼南北各有四根明柱支撑，门的上方和两侧全部木雕刻饰，通体红漆，门楼上方高悬金宇大厦，门楼两侧是燕翅脊形磨砖对缝的画廊，阶前一对石狮高蹲，整个会馆门面气势非凡。会馆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中间以胡同相隔，正对街门的是东部主院区，主院内大门开在西侧胡同底部，坐东朝西，进门后，北面是垂花二门，门内是二进五上六厢环廊精饰的三合院，房高屋大，砖石瓦木精工雕刻，客厅前后宽廊，室内进深十多米，垂花二门对面即是会馆的戏楼（1900年重建），楼内戏台面北，当中是池座，东、西、北三面环以楼廊：胡同西部是独立的三套院，建筑虽不如主院讲究，但较普通民宅好。
地处东大街的湖广会馆。其始建年代不详，有房165间，义地463.7亩，就其规模来看应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有关，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至同治九年（1870年）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善，“屈民谋和”而改调两江总督离保，接任又是他的门生李鸿章，因此估计湖广会馆应建在这段时间或稍后。会馆临街是一窄门，额悬“湖广会馆”匾，进门一胡同，东侧一大门楼，内为一大院，曾国藩死后，此院为其建祠堂。胡同底部西侧又一大门，门内为会馆戏楼。会馆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这座戏楼，它集中体现南北建筑之长，又访京式戏馆建造，戏楼正厅可容纳四至六百人，东、西、北三面起楼下覆廊，楼上设包厢可容二百多人，南面正中是戏台，高约1米，宽9米，深8米，是我国传统伸出式舞台，舞台不设天幕和边幕，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面看戏，整个戏园视听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一座完备地具有我国传统形式的古典戏楼，可惜已不复存在。
四川会馆：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有房产两处，一处再东大街路北，二进院有房18间；另一处在椿树胡同路南，临街北向宽大的门楼开在正中，迎门立一照壁阻断院景。院为二进，第一进庭院宽阔，前后带廊高大的三间客厅居中而起，客厅东西侧建照壁墙与后院隔断，二院为五上六厢环廊房与客厅后廊廊柱相环成一规整严谨的四合院，既大方又美观。
三晋会馆亦称山西会馆，在东大街，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有房30间，他的建筑格局是“前馆后神”，虽略异于一般商业会馆“前神后馆”的形制，但也充分体现出浓厚的商业功能的气息，会馆大门坐北朝南，进门一深胡同，胡同底部照壁上刻有“三晋会馆”大书，胡同西侧是院落区。后部神院为五上六厢四合廊庑殿，正殿五间，起建在五级石阶上，内供关羽，贴殿外墙东西两侧建有碑廊，立有石碑数通。前部院落，日伪时期已改建成影院。
云贵会馆：在中平嘉胡同，建于光绪戊子年（1888年），有房33间，会馆西向开门，四套院落。第一进院仅有三间四周环廊的高大客厅，绕客厅两侧环廊可到二、三进院，此二院为南北并列的三上六厢三合院，院中连廊相环，画栋雕梁。从一院客厅南廊折而南行，有一极为幽静的小院，北房二间，通体玻璃，透过东侧游廊可窥见三院侧景。此会馆建筑格局独特，在保定城宅中很有代表性。
此外，还有建于光绪三十三年的旗奉吉江会馆和冀州会馆、天津会馆（在舟止舫头）、兴亚会馆等。
NO.3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作用及管理
会馆主要是供同乡，同业的招待所，相当现代的驻保办事处。这些同乡或为官，或入幕，或经商，或在营武，下榻本邑会馆之中，饮食起居仍是故乡情韵，给人以亲情感、归宿感和安全感。同时，会馆的理事和保定各界头面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本邑人士在保定的各种事务，会馆可以帮助代办。
会馆也是同乡会，居保、旅保的同乡以会馆为依托，会馆也责无旁贷地保护乡人的利益。同乡们遇有与外界的冲突、矛盾或乡之间的纠纷，均可聚会会馆“公议”，通过公议，对内协调和解，免失和气。对外采取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以抗衡。尤其是商业气氛浓的会馆，可以通过公议，统一本地区本行业的商业活动，以应对外地及同行业的挑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会馆又是本邑人士的团聚所。为了给同乡提供共叙乡情的聚会，每年三节，会馆都要举行活动。正月初一过年团拜并祭祀礼敬先贤和有关神佛，乡亲们共聚一堂，喜庆新年，既慰思乡之情，更焕发了地域的凝聚力、向心力。五月初五端午节，聚与会馆，吃家乡粽子，叙乡情、解乡思。八月十五中秋节，团聚会馆、乡音入耳、乡感顿生，给人以回归故乡的温馨。
另外，会馆还起到求助所的作用。会馆会章规定“房则为备乡人老弱无归者有所栖托，地则为备乡人死亡旅魂不归者得以寄埋，遇有穷苦同乡无衣无食及病故无棺木埋葬费者，出资救济办理福利事务。”当本邑同乡生活方面遇到暂时困难，会馆还可帮助其求助同乡解囊，或直接从会馆经费中予以资助。
会馆是捐资兴建的公产，是禀官立案，受官府保护的民间组织，设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这个机构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清朝时期为“值年制”，由建馆的出资人、捐助者共同推举出几位德高望重之士组成管理机构，多系官宦士绅或卸职原政府人员（具体管理日常事物的人员均是从同乡中聘用），由他们每人轮值一年负责，民国以后实行“董事”制，并定有会章，三十年代初，会馆开始实行一人主管的“会长”制。到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会馆大部经费掣肘，会长多是一走了之，留下的烂摊子只剩具体工作人员看管，这些人大都是在馆中工作多年的老人，靠收取房、地租及变卖房产土地勉强维持到解放。
NO.4 保定府各大会馆的衰落和消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后，会馆的“试馆”作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冲击了中国本土的 经济秩序，国内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冲击传统的地域性，行会性的经济规范，这样会管所起的“商管”性作用再难以发挥，于是随着旧军政体制的变革就失去了商界解囊相助的支持。会馆的维持又常借助同籍军政官员的力量，官员更替较快，不可能再使“乡情”产生太大影响，这样，在既无靠山，又无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会馆只能在日趋衰落中苦苦挣扎。
这期间，先是在兴办学校的影响下，一些会馆顺应时势办起学堂。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候补道吴箴荪在中州会馆办起的“中州公立高等小学堂”，接着安徽会馆办起“两江公立高等小学堂”，次年，浙绍会馆开办了“浙江公立小学堂”，山东会馆开办了“山左公立小学堂”，四川会馆开办了“四川官立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旗奉吉江会馆开办了“旗奉吉江高等小学堂”，这些学校中，规模较大、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州会馆和安徽会馆，到宣统元年（1909年）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中州公立中学堂”和“两江公立中学堂”。安徽会馆的两江学堂还创办了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直隶白话报》。
辛亥革命后，保定府大部分会馆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为补充经费，解决困难，一些有戏楼的会馆开始设法进行营业性演出，先是浙绍会馆将戏楼冠名“三庆戏园”对外经营，解放后改为大众影院。接着，一些会馆开始出租房屋地产，初时仅租赁馆址以外的房产，后来本址也可外租，有时甚至把馆址卖掉：云贵会馆曾由世界红十字会占用，两江会馆从1927年起曾先后由“私立培英小学”、日伪保定警备司令部占用，三晋会馆1937年卖掉前院由日本商人改建成“保定电影院”，日本投降后，由“四维剧社”占用，同时放映电影。直到解放初期仍为影剧院。
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保定的会馆中剩下中州、安徽、浙绍、湖广、四川、山东、三晋、云贵八所，会馆房屋均已年久失修，“舍宇墙桓屡有坍塌，且此修彼坍；应接不暇”。多已无力管理，渐渐沦为大杂院。
解放后，会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由民政局对当时存在的八大会馆进行了全面调查，会馆在同乡同业中已经失去了原有基础，各会馆经管人员多数离散（八个会馆仅有 2人），会馆停止活动，1954年本着“改造其区域性，使其在政府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救济事业服务”的精神，对八个会馆进行了改造接收。至此，保定的会馆真正成为了全民公产，它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
纵观保定的会馆三百多年历史，在保定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会馆将本地区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带到保定，与保定当地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沟通，起到相互丰富，互相融合的作用。会馆同乡会对内公议和对外的联络交往，起到协助官府统一本地区、本行业在保定的商业活动，进而联络社会层面，共同协调，起到稳定行情、平抑物价、改善经营、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作用。此外会馆的办学对保定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保定的会馆汇聚了南北方诸省的建筑风格，丰富了保定的城建文化，并对保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一定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会馆馆址已近彻底消失，但在老保定的记忆里，还悄无声息诉说着往日的风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