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炮彻底终结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后，新生的共和国显然因完全摈弃了王朝后期“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迂腐变革理念，因此并没有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全部都扔进历史垃圾堆，再图“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是利用晚清期间已设立的教会、私立及公立学堂等基础教育设施，引进现代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如完全废弃满清王朝旧课本编撰新教材；借助民间之力大量开办各类师范学校，以求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典型实践者如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及时制定了“四年制普通小学+三年制高等小学+四年制中学”新教育体系），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大量积极内容，同时再借助“官吏富商乡绅办学”、“白话文运动”、“民间办报办刊办社团”及“新文化运动”等多元化且促进性极强的民间文化传播与建设活动，以求实现在让国家社会不至伤筋动骨前提下获取国家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之效。
在1912年之后的历届国民政府应对国家社会出现急剧转型后所采取的应急应变措施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积极内容，以求获取文化教育全面发展”这一举措无疑是应急应变措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重中之重。
其实远在数千年前的春秋时代，有多位贤人圣哲就著书立说明确指出了“礼教”（当然不含被西汉假儒董仲舒们任意阉割编辑而成的伪“礼教”）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意义，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者爱人，不学礼无以立”；荀子则警告：“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荀夫子甚至还明确提出了“礼法并重”的刚柔相济治世理念。
民国以降后的许多执政者与文化教育精英们显然都记住了先贤们的上述教诲，也都意识到延续数千年的“礼和仁”传统，在完成了萃取提纯及更新后还应当继续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稳定剂”及“救国之本”（当时即有学者发出了“礼教救国”的强烈呼声；再如“三纲五常”旧礼教若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三纲”，概括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显然就成了一剂具有普适作用的社会良药）；反之，若在社会出现巨大转型之际不分青红皂白抛弃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旧礼教，再临时抱佛脚或一厢情愿地希望在短期内构建出全新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在青黄不接或真空阶段中，整个社会一定会呈现出紊乱、混乱及动荡的可怕局面，甚至还存在着社稷大厦的枯朽坍塌之虞。
或许正是在帝制向共和转型之初，因执政者及社会精英们采取了“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引入良种培养改进”的循序渐进治理方法，四亿多由“臣民变国民”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体验过“坐过山车”或“乾坤颠倒”的震撼感觉（当然除了“剪辫子”、“脱马褂”及“废缠小脚”等轰轰烈烈行动），房屋田地钱财还是自己的，儿子还是不可以打骂老子，不敬老爱幼还是要遭天谴的，欠债不偿还是会被千夫所指的，杀人还是要偿命的，知书达理还是必须的，仁义道德与礼义廉耻观念仍在有效调整制约着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得益于此，因此即使是在“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党争派斗及外敌入侵”等最混乱最动荡时期，中国庞大的民间社会也基本没有应声而乱，更没有沦为一盘大散沙。
为了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德智体全面教育，武昌商人严家麟于民国元年创办了宗旨为“培养道德、知识及健全体魄”的童子军 ，之后被中央政府推广发展成全国性组织“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及“中国童子军总会”，1936年其成员已达20万人，抗战期间，各地童子军小战士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宣传、运送军需物品、看护伤员、通讯及警戒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还出了一位“奋勇泅水为四行仓库”守军官兵送国旗的女童子军英雄杨慧敏同学；后来，晏阳初、梁漱溟及马寅初等大学者还分别创办了“平民精英”、“乡村建设”及“晨更工学”等社会教育改造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再后来，政府还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倡导国民过“健康、卫生、勤俭与文明守礼”的生活。以上种种，足以说明长期与教育相融共生的“礼教”在民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始终都在发挥着它无比重要的良性作用。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后，偌大的中国开始了“砸烂旧世界”的天地乾坤大扭转，礼教遭到了彻底评判，一整套社会主义“新道德规范”随之问世，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批《武训传》”、“批胡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批胡风”、“反右”、“反右倾”、“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等运动络绎而起，传统礼教的精髓“仁义道德”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专用品”，而享“国之四维”地位的礼教箴言“礼义廉耻”甚至还变成了革命影片中“反动派头目”开会时，悬在“最大坏人”肖像上方的“代表性”词汇；到十年轰轰烈烈兴起，“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把身翻”、“砸烂狗头”及“炮轰火烧油煎”之类的激进、无礼甚至粗暴话语响彻震惊了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仁爱、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统统被分区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类；古今中外的旧文艺作品统统被扫进了“封资修毒草”的超级大筐里；知识分子群体基本被归入了身份可怕的“臭老九”队伍中；孔子孟子等一切“非法家”古代大文人被义愤填膺的工农兵群众无情剥去“遮羞布”押上了历史审判台。
再后来，雨过天晴后，开始拨乱反正了，恢复高考了，又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了，知识分子被划入“工人阶级队伍”了，科学文化成生产力了，文学艺术又走进新春了，孔孟夫子们被“平反恢复名誉”了，大创特创精神文明了，大倡特倡五讲四美了，大谈中华民族复兴了。亡羊补牢虽犹未为晚，但许多丢失已久的珍贵精神财富，想重新塑造出却必须通过几代人真正的不懈努力，因此自然任重而道远，绝难一蹴而就。
笔者以为，能够有效约束社会的礼教“意外中止中断”后，一定会遗留下巨大后遗症的，看看自1990年代开始嘹亮响彻在运动场上的“呆逼”、“傻逼”之类“国骂市骂”；看看“老人倒地无路人敢扶助”，“医生教师大收红包”，“假唱歌踢黑球”，“制假售假泛滥猖獗”，“欠债不还老赖前赴后继”及“邻居遭灾却弹冠相庆”等诸多的无德无良信息；再看看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在移居海外的同胞中出现的大面积“戾气冲天、出口成脏、寡廉鲜耻、肆无忌惮”，如果再看看“JB”、“DB”、“ZB”、“SB”、“CNMB”、“TMD”、“草泥马”及“RNM”等层出不穷代用污言秽语甚嚣尘上之畸形状，读者诸君无疑就会相信笔者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了。
殷切期望每一个中华同胞都能开始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坚持不懈，为清平和谐社会的真正再现而共同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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