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楠（1851—1936），字晋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是桐城派流衍京畿形成之“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为古文出入桐城义法，自成风格。其祖父王振刚以道光名进士，奉母不仕，主讲直隶莲池书院。王树楠受家学，少年已有能文之名。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开办畿辅通志馆，贵筑黄彭年任总纂，王树楠被聘为通志修纂，时年仅二十四岁。当时宦游直隶的桐城派古文家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及本土文士如贺涛、王文泉等人均与交游问学，研究经史古文之学。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中举人，吴汝纶知冀州，聘为信都书院山长，冀州士风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成进士，分户部主事，历四川青神、富顺、资阳各县。因事去职，入张之洞幕府。张之洞命解军火往甘肃，即为陕甘总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陶模是王树楠仕途发展中的第一伯乐，对其荐拔有加，累官至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于学无所不窥，自群经众史诸子百家，以逮朝章国故，方书地志，都能探赜索隐，领会其旨归。论者以为集数千年北学大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王树楠对于绘画本有精鉴，晚岁尝作画，其《秋风度辽图》，笔墨潇洒，得“四王”遗意。书法初学欧阳询、虞世南，后参以颜真卿，行草骨力洞达，笔致潇洒，多有儒者气象。
王树楠与直隶莲池书院渊源甚深，诗文创作，求学体道，交游入仕都从这里起始。晚清历任莲池书院的山长，均与他有深厚师友之谊。黄彭年作为业师，对王树楠以汉学为根底，探求经典义理，融贯道德与事功的学术思想影响的形成影响很深。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莲池书院近三十年，使桐城派古文在燕赵大地传播流衍，在晚清形成了据莲池、守桐城的文化格局。流风所及，不仅南方从事桐城派古文名家、学子络绎而来，北方士人也因二子强大的文坛号召力，而齐聚桐城派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个以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古文大家为核心，以直隶士人为主体的畿辅古文圈，论者多称为“莲池学派”。王树楠作为直隶本土士人，他与莲池书院诸山长的交游，代表了莲池学派文士聚集的典型方式，对我们研究“莲池学派”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王树楠与黄彭年的交游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祖籍湖南醴陵。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辅辰，道光十五年进士，为清一代循吏。黄彭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年，随父办团练，参加镇压农民起义。
咸丰九年（1859）应邀任莲池书院主讲。同治元年（1862），入川督骆秉章幕，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因功得保荐，陕西巡抚刘蓉聘其主讲关中书院。同治十年（1871）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春，再次主讲莲池书院。光绪八年（1882）授湖北襄阳道，旋升按察使，历陕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署理巡抚、湖北布政使等。黄彭年晚年出仕，勇于任事，颇有建树。他学问渊博，折衷汉宋，以通经致用、化乡酬世砥砺多士，体现了晚清学术发展的新方向。主持纂修《畿辅通志》300卷；长于舆地之学，著《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等；擅长诗文，有《陶楼文钞》、《陶楼诗钞》若干卷；亦工书画，有《达摩图》、《寿佛图》等传世。
同治十年（1871），黄彭年在古莲花池主持修纂《畿辅通志》，志馆是乾隆时南巡时的行宫，与莲池书院仅隔一墙。此时王树楠祖父王振纲先生主讲莲池书院，与之订交，往来甚欢。其《王重三先生墓表》曰：
先生举进士，彭年犹童子。大人举先生名诏之曰：“是进士第一人，不仕以养其亲者。小子识之。”比来莲池，先生方主讲书院，居相邻，易子而教。习之既久，乃得观其性情学术之深且大。[1]
王树楠与五叔同受业于黄彭年门下，习经史、古文。时隔六十年，他怀想起师弟子之间在莲池书院游处授受的情景，仍不免动情。《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说：
向者登堂侍坐时，群弟子分科执业。而独谓树楠可与文章之事。一日，坐（古莲花池）涟漪亭，风出林薄间，水波淫鬻起灭，不可形状。先生进而诏之曰：“荀子善言水，庄子善言风，知此者，其于文事思过半矣。”树楠奉此语，为之数十年而才竭力殚，终苦其卓焉而莫之至。[2]卷五
同治十三年（1874）经黄彭年推荐，志局聘树楠与修《畿辅通志》，其所著《畿辅方言》二卷，被刊入通志中，以备一门。是年冬黄彭年又代为刊行《中庸郑朱异同说》一卷。光绪六年（1880）山西巡抚曾国荃赴山海关防海，路经保定，聘王树楠入幕府。黄彭年即婉言代为辞谢。谓：“实告公，吾局一日不可少此人，虽面商吾亦绝不放手也。”[3]P24所以，光绪八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欲延聘王树楠主讲冀州书院，向黄彭年函商此事的时候。黄彭年方倚为左右手，“见之大怒，复书多讥讽”，吴汝纶再以书请，有“子夏设教西河，正以广传师道”之语，辞极和婉，黄彭年仍坚持不允。这其中自然是为修志保留人才，也可已看出黄彭年砺器善藏的良苦用心。吴汝纶遂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树楠先生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
是年，黄彭年授湖北襄阳道。王树楠与胡景桂等人饯送瓦桥关。黄彭年作《将之荆襄，别莲池，晋卿、月舫诸君送至瓦桥关，憩游终日，赋诗而别》：
年年鼓棹清河水，身似流云岁如驶。偶值芙蕖笑口开，满船载香闻十里。自从戢影栖莲池，常伴莲花作住持。一日捉将官里去，山庭烟驿来文移。佛桑三日兴难遣，况是十年同缱绻。买舟齐向瓦桥关，豪兴诸君真不浅。昔时溏泺为防戎，今日叠道莲花中。十二桥前弄明月，感怀陈迹将无同。宰官好客兼好事，提壶挈榼百里至。王阳中道忽回车，未得中流共容裔。我恋莲花未忍去，脉脉如闻花自语。人去人留花自芳，花开花落人何与。传闻此去东海头，普陀山色如浮沤。愿将莲花座上杨枝露，洒遍东西南北洲。[1]P47
诗中反复出现“莲花”意象，暗喻古莲花池，蕴含了黄彭年深深的眷恋之情。“一日捉将官里去，山庭烟驿来文移”，预想未来的仕宦生涯案牍劳形，再也不似以修志、教学持守宿志的自在生活。在黄彭年离开莲池书院官湖北的一段时间内，王树楠曾多次致书问候。这可从黄彭年《致王晋卿书》得到印证。从复书内容来看，馆中诸弟子对黄彭年仕途中的遭际多所关心,而《畿辅通志》修撰上的很多事情，也多经他的指导。黄彭年也在信中诉说了为官以来，情味萧然无聊的幽忧之况。[1] P131
光绪十三年（1887）九、十月间，王树楠赴四川青神县任途中至西安，谒黄彭年于按察使署，师生纵游十日。其《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曰：
光绪丁亥之冬，树楠以部曹改官之蜀，道出西安。吾师贵筑先生 时以湖北按察使调署秦中。朝夕过从，既得备闻入官行政之方，又以其间请录示生平著述刊行，以公诸世。[2] 卷五
其间，黄彭年出数年前离别莲池时所绘《瓦桥饯别图》，命题诗。王树楠诗集中有《过西安，黄子寿师出〈瓦桥饯别图〉命补题》，诗曰：
瓦济关头驻客桡，离人杯酒各魂销。牵萝睇笑三千里，辍棹夷犹十二桥。淀国烟波同一别，秦川风雨忽连宵。他时濯锦江城上，独把夫容首自翘。[4]P34
前四句忆写昔日送别时依依不舍之情，而如今见画，草木、渡头、长桥、水云、关山皆染惜别之情。后二句写瓦桥关烟波中一别，如今相见在秦中，地理空间的变化，暗喻时间的流逝。而此时秦中的相见，又反成未来川中锦江翘首以望的契机。情深而意切，足见王树楠对乃师黄彭年的拳拳之意。
黄彭年经史古文之学造诣很深，为晚清一代名家，徐世昌《清儒学案》为列“陶楼学案”，以表彰其学。他论文说：“吾尝谓文者载其人之精神意气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气之不相属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2]卷五似与桐城派所论相通。然而，黄彭年并不以文人自期，他的文章也不受桐城派的牢笼，而是以才情与学问自为奥衍。所以，他的文章能博雅之中见性情，自然淡泊，情趣盎然。正如他与王树楠论文所说，能从风水变幻之中领略为文之法，才是文章家的高境。然而，这样的为文境界，难以入手，却容易见出散漫驳杂，不如桐城古文精纯。王树楠对此似乎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他在《故旧文存序》中说：
余少从黄贵筑师受古文之学，每出所作，辄见推奖。而同人又往往过为逾量之美，而余亦窃自喜，以为庶乎其于古之作者稍有合也。及桐城吴挚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过从，聆其绪论，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怃然自惭其不类。乃尽弃向所为者，而更以近作质之挚甫。挚甫则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观于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在彼也。”余尝见今之老师宿儒，闭门著述，其用力不可谓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终身，终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则以无名师益友为之启其余少门而导之路也。[5]
王树楠早年学为文章，从帖括入手，擅长骈文。光绪二年与吴汝纶交，尚未专心古文。及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讨论，“自是专攻古文，不复为骈俪文字”[3]P25阐述了古文创作需要“专精”，才能登堂入室的思想。据此，刘声木尝说：
贵筑黄子寿方伯彭年，于光绪年间，以政事、文学著，声名甚噪。……以予所见，颇有名不副实之议，然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实不出明季山人卤莽刊书之弊。国变后，其门生故吏等，又为之刊《陶楼文集》卷，新城王晋卿方伯树坍编辑《故旧文存》，序中论其未得文章之法，亦不足论矣。[6]P420
此论黄彭年于文章并无悟入，未免过苛。然如上述，他于古文未造精纯如张裕钊、吴汝纶等人所诣应该是事实。王树楠中道改辙桐城古文是能说明其中隐情的。但王树楠也说“先生其非堇堇以文章较短长工拙，若当世文章之所为” [2] 卷五这一点王树楠也自始至终秉承师训。他们以道德学问为根底，经史致用，为政立言，体现了晚清士大夫文人的时代担当和忧世情怀。后来，王树楠古文创作出入桐城派，融才情于学问之中，汪洋恣肆而风骨谨严，实际上是早年积习与桐城义法深度融合以开古文新境界的成果，其间于惝恍朦胧中荡漾着的是从黄彭年莲池问学时的波光与树影。
二、王树楠与张裕钊的交游
张裕钊（1823—1894），字方候，一字廉卿，号圃孙、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由曾氏上窥“桐城派”诗古文，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尤以在凤池书院和莲池书院造就人才最多。张裕钊一生淡于仕宦，自言自幼酷喜文事，在清季以古文焜耀于文坛。其文继轨桐城，又不为所囿，雄奇平淡、自成一家面目。书法学碑体，“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7]P220，意态逋峭，古朴浑穆，绝去蹊径。康有为谓“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7]P220
光绪九年（1883），吴汝纶与王树楠共荐张裕钊，遂北上保定，主持莲池书院讲席。光绪十四年（1888）辞讲席南归，前后五年，虽历时不长，却对直隶一省文教的发展和桐城派古文在畿辅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徐世昌说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8]卷首因吴汝纶继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讲席，对张裕钊之后“莲池学派”的影响也非常巨大，论者多以“张吴”并称。吴闿生从发扬畿辅文脉的高度，肯定张裕钊、吴汝纶二人对燕赵士人的砥砺造就之功。他说：“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9]P1寒碧说：“莲池一向为裕钊、汝纶所主，实是桐城派流衍于北方的枢要。”[10]P1其后张、吴的弟子贺涛、范当世、吴闿生相继主持莲池书院，形成了他们“拒莲池守桐城”的古文传播格局。
王树楠自幼随祖父在莲池书院求学，又从贵州黄彭年问学。光绪九年（1883），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王树楠当在此时与张裕钊始有来往，在诗古文方面得到他的指授。其《陶庐文集》中收有张裕钊的批语，论王树楠古文创作得失，切中肯綮。《张裕钊诗文集》有《与王树楠书》一通：
赐示大作《武君墓表》，浣诵数过。峭硬近昌黎，奥劲近戒甫，使人咄咄生畏。足下果势壮勇若是，它日儒林文苑，将以一身兼之，甚矣，其不让也。惟篇中颇喜用僻字，似非古文所宜，心所谓违，不敢不告，未知果有当否？[11]P539
评王树楠《武君墓表》，多能发明王树楠古文的源流、风格和意境。王树楠从不掩饰他的敬仰钦服之情。《赠张廉卿》诗：“吾爱张夫子，文章海内师。闻诏久忘味，载酒屡惊奇。欲结秋兰佩，初终无间之。芳菲不可挹，出入想云旗。”[4]P42钊有《步王晋卿见赠原韵》：“我属闻君语，当仁不让师。嗜痂偏有癖，送袌更多奇。鹏鷃诚悬矣，云龙忽媾之。衰羸惭角逐，几欲去其旗。”[11]P368从诗中也可以见出张裕钊对王树楠的推重。多年之后，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收张裕钊文章若干首，并为作小传，以寄托幽眇怀念之情。其文略曰：
张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一年丙子举人。湘乡曾文正公视师湖北，以文贽见，留之幕府，授以古文义法。自是所学益进。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蓬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卒年七十余。有《濂亭文集》。[5]P1
总体而言，王树楠与张裕钊的交谊在亦师亦友之间，这与他的同年好友贺涛与张裕钊明确的师弟子关系有着些许的不同。对此钱基博先生颇有洞察之明，他说：
贺涛执业张裕钊、吴汝纶称弟子；而树楠独抗颜尔汝。自裕钊、汝纶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于其门；此两人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同藩，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湘乡之学。惟树楠亦适以文学崛起于是时，且于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有深得：其为文尤有合于国藩标举之旨。裕钊、汝纶并皆引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而树楠生平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顾当北学绝续之交，独能异军突起，以与东南争一席之；非卓卓克自树立者，乌能若是？呜呼，可谓豪杰特立之君子者已![12]P634
张舜徽说王树楠“少喜骈偶之作，及交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始悔弃其少作，益浸淫于两汉，而出入昌黎、半山之间” [12]P634
道出了王树楠古文创作受容桐城义法的因缘实出于张裕钊、吴汝纶。但如刘声木所说“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13]P287恐王树楠未必心许，尤其是张、吴二人去世后，王树楠以北方大儒，在学术和文学上想要有所树立的时候。这些情况，其弟子钟广生在《陶庐文集序》中有明确的表述，谓乃师是“豪杰特立之君子”，实为知言。
三、王树楠与吴汝纶的交游
光绪二年（1876）王树楠乡试中举，是年“桐城吴挚甫、湘乡曾栗諴纪鸿、无锡薛叔耘福成、嘉兴朱亮生采、赵桐生铭皆来纳交”[3]P22，相与交游，诗文唱和。王树楠学问渊雅，才高气雄，为文崇尚六朝骈体。吴汝纶观其文，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展现他的学问和才情，谓“此非晋卿之文也”。王树楠开始颇不服，及取司马迁及唐宋诸家古文细究数月，试作数篇古文，再呈吴汝纶教正，吴汝纶即谓：“此真晋卿文矣”。此后，王树楠接受了桐城古文思想，摒弃骈偶，讲究古文义法，但不为所拘，自有风格。对他这一转变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吴汝纶。
光绪八年(1882)，吴汝纶出任冀州知府，延聘王树楠为信都书院主讲。先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开办冀辅通志馆，黄彭年任总纂。黄彭年聘王树楠为通志修纂，倚为左右手，故与吴汝纶发生争执。吴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王树楠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王树楠在信都书院讲授经史，常联系时事，既有考据，也有策论，八股文则在次要，“风声所播，士习丕变，由是冀州文学之盛，甲于畿南”[14]。弟子中优异者有赵衡、李刚己等人。
王树楠沿袭汉学敦朴求实的学术方法，吴汝纶对此极为钦佩。在《答王晋卿书》中说“虽乾嘉诸老儒见之，皆当畏服”[15] 册三P38，这也是他力争王树楠主讲信都书院，创新冀州文教的根本原因。二人常有论学的书札往来，涉及《太玄》、《易》、《中庸》、《尚书》等。这些书札多辨析具体的经学问题，偶尔论到治学方法，对王树楠多有匡正。光绪七年（1881）辛巳，吴汝纶《与王晋卿书》曰：
尊论“不知训诂不能得义理”其说精矣，至“不欲离训诂与义理为二”，则本亭林之论，于鄙心尚有未安。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往往泥于最古之诂，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邪！故鄙意于学，谓义理、文章、训诂，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孔孟以后，不见其人，自余则各得偏长；如谓训诂与义理不可离，则汉之儒者，人人孔孟矣，恐未然也。[15]册三P616
此段论述涉及到经学阐释学的重大问题。自古解经的主体，分为经生和文士两家。经生解经注重训诂、义理，但因其于文章没有深入的领会，导致他们的经学阐释流入繁琐穿凿，笺注千言，难及真义。文士解经多任才情，阐释语言精妙典丽，因缺乏训诂的实学功夫，往往流于狂肆空疏。所以，吴汝纶强调经学阐释要“义理、文章、训诂”三位一体，并由文章之体会，寻绎圣贤立言的精神旨趣和言外之意。
王树楠对吴汝纶的知遇也非常感激，这从二人诗歌唱和即深深的表现出来。王树楠集中尚存五首写寄吴汝纶的诗歌。《客冀州滹沱水溢挚甫为买舟旋北诗以谢之》《寄吴挚甫次昌黎会合聊句韵》《夜卧不寐有蝎入帐中火而取之因成百四十字以示诸生并简挚甫》《挚甫学导引之术诗以讽之》是王树楠在信都书院时所作。《怀吴挚甫》则作于服官四川之时，诗曰：“十年铸就黄金像，一夜思开白玉心。想见莲池池畔水，夜深时作老龙吟。”[4]P43对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培育燕赵文脉的文化精神感慨不已。在《赠马通伯》诗中又说：“吾闻苻郎食鹅炙，到口能知黑与白。挚甫于文亦如此，皮骨妍媸精抉择。手拂春风种桃李，陶埴湜全铸翱籍。”[4]P43不仅对吴汝纶老于文章的才情体会至深，又将他比作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培养了马其昶等如皇甫湜、李翱、张籍那样成名的弟子。吴汝纶集中亦存与王树楠唱和之诗六首。《晋卿用韩孟会合联句韵见寄依韵奉酬》曰：“夫子名家孙，绝代髙杓耸。堆眉秋岚浮，堕胸春浪涌。万生困陵暴，六籍恣培壅。抽秒得缄縢，蹑险无趾踵。开今辟夷涂，网古私断垄。”[15]册一P404对王树楠的家世、才情、学问称誉有加。《晋卿垂示新诗依韵奉酬》曰：“王侯方闻学复努，宴坐书林失寒暑。六籍膏腴厌含咀，更有奇文如好女。”[15]册一P405在学问之外，又论及其文章风格奇丽如淑女。吴汝纶的弟子范当世有《评晋卿骈文》：“好女机头锦，行行有双意。好风吹素琴，君子写其志”[16]P25其论文的意思好像与吴汝纶相近。《王晋卿自蜀寄所为止园杂忆十首见示》曰：
昔我为冀州，拥篲迎经师。暇辄事幽讨，得失争豪牦。圣神久徂伏，百家曰纷歧。舍要捃碎琐，后生滋眩疑。君才实天挺，为人作蓍龟。顾我无一能，相忘嘲嗤。一别五千里，前踪今安追。[15] 册一P421
此诗作于王树楠入川之后，先是回忆了迎聘王树楠主讲信度书院，二人在冀州切磋学问、诗文唱和的乐事，以暌隔万里、往事幽眇作结，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余味不尽。
王树楠早岁攻科举时文，拜在黄彭年门下后，始肆心力于汉代考据及义理之学。能以史学融贯中西，以考中西文化之异同。他的学术宗旨也如黄彭年一样倾向于致用，故而在方志、边疆舆地、水利、交通、财税、行政诸方面多能有所发明。在晚清富国强兵的思潮之中，他以善治为用而通于政体，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内，颇有革新意识。他与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交游从表面看，是因古文而结缘，但根本上还是晚清士大夫因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对于朝廷和时代有所建树的忠悫之心而惺惺相惜，只不过他们更注重以诗古文这样的文艺形式表达、传播而已。
因此，王树楠服膺张、吴二子更多的是文化精神和生命担当的共振而引起的呦呦之声，这也是他能够出入桐城义法，自成一家的根本原因。与张、吴其他弟子谨守家法而少豪杰特立精神的面目有很大不同。晚清“莲池学派”因应时代需要，内里精细而系统的阐明桐城家法，外以汇通中西、明道致用以应世的文化精神，也正是王树楠与张、吴深具张力的交游之中渐渐形成而崇高起来，从而为晚清民国以来文人的文化省思与革新涵育了更为深厚的共同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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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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