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新城学者王振纲、 王树枏祖孙

在保定莲池书院

吴蔚

直隶新城学者王振纲、王树枏祖孙二人，终生不慕仕途荣华，永怀向学之志，在晚清古文化颓衰之际，逆旅前行，在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的先后提携援佑下，在莲池书院如春蚕吐丝，如春风化雨，如春花盛开，成为古城保定府后代学人的楷模。

曾国藩与莲池书院院长王振纲

1869年曾国藩初到保定府时，莲池书院师生的教学情况令人不安：学生不守院规，行径离谱；而莲池书院院长李嘉端是旧式学者，接受和传播的都是科举制帖、读经训诂的老套，以至书院诸生们因对官课陈旧而不满，滋生事端。曾国藩实地视学，与师生“零距离”接触，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调换院长之事。

曾国藩刚到保定时，莲池书院原任院长为顺天大兴人李嘉端。虽说他在莲池做事也算认真，但教务上不免有拘执、陈旧之弊，使得学生不满。古代书院事务一般由院长负责，院长在乾隆三十年（1765）又被称为山长、主讲、教授等。莲池书院因是官办教育机构，院长多由直隶总督亲自聘任。

在莲池书院山长李嘉端与诸生发生不谐之音后不久，直隶总督曾国藩便开始筹划振兴直隶文教的计划。在与幕僚赵烈文谈话时，曾国藩坦言：“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民食不给，遑问官事。余一筹莫展，惟有求一二贤人君子相助为理，本地亦设局延访德才学三科，以振兴地方”。曾国藩之设想可谓昭然若揭：一是物色新的山长人选，统领莲池书院诸人，推进改化北学进程；二是设立新的机构，从民间吸纳贤人良才，以期助他振兴直隶各项事业。

发生哗闹事件之后，曾国藩则亲自物色新院长人选。其标准是“书院山长必以时文、诗、赋为主，至于一省之中必有经师、人师名实相副者一二人，处以宾友之礼，使后进观感兴起，似亦疆吏培养人才之职”。他不停致信良师挚友，望其推荐人才，如其致函好友朱学勤坦言：“直隶近日风气朴陋，又苦无人提倡。书院山长李铁梅近因士子时有违言，欲离此别赴天津。求一学有经法足餍人望者接居此席，竟亦未易物色……欲得笃古好道者诱进于大雅之林，延访尤难。阁下意中有堪膺此选者否？”

1869年年底，李嘉端改馆天津，面对选聘新院长的问题，曾国藩十分慎重，因为直隶地属畿辅，学术文化较为正统，故决定聘请一位“学邃品端、堪胜经师人师之任者，庶足稍振胶庠之气”之人充当新院长。鉴于“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他要求此“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攻时文、诗、赋”，“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最好做到“经师、人师名实相符”。几经周折，莲池书院新院长最后选定的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直隶新城（今属高碑店市）人王振纲，即后来的文化名人王树枏的祖父。

王振纲（1807—1877），字重三。新城（今高碑店）邓庄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人。第二年会试为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列为二甲。按规定可以进入翰林院，可惜他在朝考时误将平声的“祗”（音同“低”）读为上声（音同“抵”）——科举考试很严格，写错字、读错音都会断送自己的前程——朝廷只好按“归班”用他，也就是说让他去基层当知县。当时大学士穆彰阿主管此事，深深为他惋惜，建议他去另考中书舍人（在内阁负责撰拟、缮写文书的小官），王振纲不同意，穆彰阿又挽留他在府中教书，王振纲也拒绝了。从此，王振纲终生不仕，而在家侍奉双亲。这在当时传为佳话。

他与曾国藩同科。他隐居不仕，躬耕养亲，立志为学，对兵、农、礼、乐、地理一类的书籍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治八年（1868），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敬重他的学识，当年十二月聘请他为莲池书院山长。平日他讲学授徒，教育学生首先须有宏伟抱负和远见卓识，并把顾炎武的“耻作文人”和王自田的“戒为名士”这两句话作为自勉。他对学生因材施教，督导学业认真细致，都详尽地写出评语，“极言其所以然”。从此，王振纲家居侍亲前后三十余年。王振纲事亲至孝，他父亲病重时，他日夜侍奉床前，衣不褫带，目不交睫，亲口尝药，亲手洗涤便器。父亲死后，他按古制，在院中建庐舍，居丧三年，须发纯白。他的母亲年老身瘫，不能行走。他就用椅轿抬着她，让老人在园子里游赏，有时也到街头巷尾去看看。晚上，他就说书讲史，让老人家高兴。他的母亲寿登百龄，见到了曾孙、玄孙。同治年间，新城王振纲家和乐亭史梦兰家，都因家庭和睦，五世同堂，受到朝廷的表彰。

王振纲中进士后没有入仕（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在家侍奉双亲，自治学事，兼授弟子，成为一时佳话。曾国藩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在同治八年（1868）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复倭仁札中写道：“书院一席，迄未得满意之选。现闻有在籍绅士王振纲，系戊戌同年，人品高洁，通籍以后遂乞假归养，恬于荣利。数十年教授乡里，从游颇众；讲授时文，帖括之学，当可胜任”。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复陈适经札中说：“礼贤馆之设，鸿博茂异之选，未易多得，诚如尊谕。数月来各属举选到省将近百人，间亦酌留一二。虽无出群之才，亦籍以通上下之情谊，访民间之疾苦。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工时文、诗赋。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须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方足诱进后学；顷，有人荐敝同年王仲山振纲者，讲解为多士所服，拟即延请”。因王氏“教授二十余载，前后执经请业者闻不下数百人，请即禀受义方，均以蜚声艺苑，后进仰为宗匠，乡里奉为大师”，从此数札中可见曾国藩聘莲池书院院长之认真，仅隔四日即与王振纲书。十二月初十日致王振纲札：“近因李铁梅（即李嘉端）前辈明年改馆天津，此间莲池书院主讲乏人。鄙意贵省文风近年稍嫌朴陋，必欲得一学邃品端，堪胜经师人师之任者，庶足稍振胶庠之气。阁下通籍以后，旋即桂冠归养，瞻忽世荣，久深企佩。教授二十余载，前后执经请业者不下数百人，请即禀受义方，均已蜚声艺苑，后进仰为宗匠，乡里奉为大师。此邦人文，若得阁下依归，必能一振颓靡，蒸蒸丕变。卅年旧雨得以朝夕瞻对，重续古欢，尤为鄙人之厚幸，谨专弁赍函，踵庭奉竭，尚望俯赐金诺，明年即在保阳皋比设讲，俾近区区向慕之诚，不胜企幸”。在此聘任新院长的信中，曾国藩希望王振纲改变办学方向、带领莲池书院士子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曾国藩和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都很看重王振纲的品德和学问，先后聘王振纲主讲莲池书院，时为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三年（1877）。王振纲每次评议书院学生试卷，对于内容或文字有所改动，一定要向学生们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

王振纲治学，起初范围广泛，对于兵、农、礼、乐、河渠、地理，乃至佛、道、卜筮、相墓家言，无不详加研究；后来改为专攻程朱理学，他认为：“学不本于‘居敬穷理’而遽谈国家之事，其知之必不真，行之必无序。居敬，徒矜持于仪容动作，犹外也；穷理，徒泛滥于名物象数，犹末也。必戒欺慎独，身体而力行之，以能改过为归”。王振纲笃信理学，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他曾将清初顾炎武说的“耻作文人”和王懋竑（字子中，以邃于经术闻名）说的“戒为名士”二语书写张挂在屋里，用来告诫自己。他平时能够谨言动，忍嗜欲，劳体肤，入孝出悌。对于莲池书院的学生，也是本此教导他们。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八日，王振纲在莲池书院逝世，享年七十一。返葬新城时，王振纲的乡亲、亲戚、门人都穿丧服致哀；远近男女来奔丧者不绝于途，本村住不下，寄住在外村的有千余人，可见其道德名望之重。王振纲一生勤于教学，著录弟子千余人。王振纲对于经义的研究十分深入，没有门户之见，著有《礼记通义》二十卷、《学庸疏义》二卷、《史类发蒙录》四卷、《儒先粹语》以及地理著作有《地理择言》十卷。在教育方面的心得颇多，著有《小隐斋塾课》四卷、《制艺三编》等。

对于王振纲之学行，直隶总督曾国藩暗中其实并不满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说：“书院一席，迄未得满意之选。现闻有在籍绅士王振纲系侍戊戌同年，人品高洁，通籍以后遂乞假归养，恬于荣利。数十年来教授乡里，从游颇众，讲授时文、帖括之学，当可胜任。至若淹贯经史，研究性理，则恐有所不逮。不得已求其次，则此其选矣”。直隶总督曾国藩为莲池书院选择院长时，考虑的是书院的长远发展。经晚清李嘉端、王振纲、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五位院长的精心施教，莲池书院群英荟萃，光耀中华，为书院的“同光”繁荣做出了贡献。这都归功于直隶总督曾国藩慎重择师，复兴文化之城的可持续发展愿景和不懈努力。

李鸿章与王振纲

同治十三年（1874），王振纲应李鸿章之聘第二次出任莲池书院院长。主掌莲池书院期间，授业者千余人，门生遍及华北。光绪二年（1876），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至书院，当时的院长是王振纲，王树枏在自订年谱中称：“是冬李文忠公由津回省，院试诸生，以盐铁论书后命题，得余文，拍案警赞。时余以先会元公长院避嫌，假他人卷，文忠遍寻不得作者主名，久之知为余作，谓先会元公曰：‘苏长公后，不见此等文字矣，名儒名臣，拭目俟之一’”（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会元公即王振纲，为王树枏祖父。由于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确定的重视古学的基本方向，再加上大学者的学识及其悉心从教，使莲池书院的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王振纲关心家乡建设，参与治河工程。他一生喜著述，曾著有《礼记通义》20卷、《学庸疏义》2卷、《史类发蒙录》4卷、《群经笔记》2卷、《儒先粹语》4卷、《选择提要》2卷、《地理择言》10卷，有《隐斋文集》传世。

莲池书院学生、新城颖秀王树枏

王树枏（1851～1936，有文章写作“王树楠”，误）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新城（今高碑店）邓庄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王振纲之孙，受家学影响，自幼勤读好学。

曾国藩聘王振纲主讲书院，其孙新城少年王树枏随读院中。树枏少有文名，“曾国藩闻其名，特召见，指示读书门径，讨古文义法，训勉奖励，逾两小时，其见重如此（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行状》）”。曾国藩的教诲无疑对树枏治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树枏秉承家学，又从黄彭年、吴汝纶游，为文华瞻，诗出入韩昌黎、李长吉两家。而博识强记，凡经书滞文，古籍错讹，训诂考订，精赅允当，突破前人，无怪乎李鸿章见到树枏的文章，叹为苏长公后第一人。吴汝纶则认为其经学为海内罕有，训诂精赅，考订允当，著作等身，是书院学生中成绩最大者。曾国藩对他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王树枏，更显曾国藩人品、学识的力量。较其他直督而言，曾国藩对书院的关照尤为细致，其超人一等的“识人之明”能力在这里得到了生动体现，莲池书院因而在短短一年内很快就显示出生机与活力。作为理学经世派的旗手，曾国藩关心书院是和其人才观、学术观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曾国藩契合了直隶文化发展规律与前进方向，所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古文方面，“新城王树枏、武进贺涛，得其法脉，声光迸出以称宗于河北，传授徒友。于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乡之一脉也”（钱基博《近百年湖南之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4-35页）。原先那种思想文化落后闭塞的状况大有改变了，直隶文化在晚清焕发了新的光彩。

清同治十年（1871）王树枏取拔贡，曾在保定莲池书院受业于学者黄彭年，经黄推荐，王树枏被聘为光绪《畿辅通志》分纂，文采飞扬，传颂后世。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曾在冀州信都书院任主讲。

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被派任户部广西司主事。经自己申请派任四川青神县知县，光绪十三年（1887）到任，在任内兴修水利，抑制豪强，颇有政声。期间还调四川省协助主考官办理乡试科举，兼理眉州知州、彭山县知县。光绪十六年（1890）调署资阳县令，政绩卓著，于光绪十八年（1892）保荐为“卓异”。十九年（1893）调署新津县，同年底即调富顺知县。未久又调补铜梁县。因事革职。投两江总督张之洞，被聘为幕宾，不久受命从上海解运军火到甘肃，被陕甘总督陶模聘入幕府专办折奏，并保荐其开复原职。次年，命署中卫县。到任后，赴安宁堡实地踏勘，解决水利灌溉问题。施工期间，他将县衙迁到现场办公，与百姓同作同息，经四年努力竣工。从此渠水畅游，荒废之田成为沃壤。后任庆泾固道（今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调署兰州道。

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任新疆布政使。到任后大力开展调查研究，熟悉边情，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创立新章，统一官制度量衡，重定《南疆粮草章程》。为改革金融币制，设商务总局于省城，设立新疆官钱总局。原来新疆每岁由内陆协济银饷二百万，后因内陆自顾不暇，协银日稀，他即试办纸币一百万两发行全省，商人不但乐于行用，且以居奇，奉为至宝。久之纸币百两易换实银至一百二十余两。因而他再上书度支部请再造纸币二三百万两，并称此后可以永不仰给岁协，然而此议被搁置。同时，他主持办邮政局，禁用沙俄邮票，收回邮政主权，于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了新疆的大清邮政。他大力兴办实业，主要发展以独山子石油矿为主的矿业，力图建立新疆的近代石油工业，以开辟地方财源，抵制洋油倾销。还大力发展桑蚕丝织业，使其成为南疆一大财政收入利源。重视发展教育，从内陆聘请一批教师，到省府高等学堂任教，并在南北疆重要城市分设初等学堂。

辛亥革命后，王树枏弃官还乡。晚年主要居住在北京，1914年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为总纂。1925年，日本文部省组织“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王树枏为该会委员，以日本退还之庚款作为经费，聘请国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928年应张学良之聘，出任沈阳萃升书院主讲，1930年回北平（今北京）。“九一八”事变后，王树枏愤而辞去东方文化会所任职务。之后，王树枏与张国淦等人合作撰写《河北通志》数十卷。逝于1936年2月，葬于北平西郊红山口龙背村。

王树枏倾心著述，早年协助定县王灏编辑《畿辅丛书》约200种，还著成《孔子大戴礼校正补注》、《尔雅郭注异同考》等训诂类著作。进入仕途后，从政同时，著成《彼得兴俄记》、《欧洲族类源流考》、《希腊春秋》、《希腊学案》等。任新疆布政使后，主持创建新疆通志馆，三年间编纂成《新疆图志》，并亲撰《国界志》、《山脉志》、《兵事志》、《访古录》、《礼俗志》、《道路志》、《土壤志》等。《新疆图志》是一部较完备的通志，全书除卷首外，共116卷，约200余万字。志书根据新疆的特点设置了《国界志》和《交涉志》，记载了新疆和俄、英的外交关系，特别是沙俄侵占我国领土的过程。

王树枏亦曾参与修纂《奉天通志》、《东三省盐法新志》、《冀县志》、《新城县志》、《法源寺志》等志书。诗文集有《陶庐文集》、《文莫室诗集》、《陶庐诗集》、《陶庐诗续集》、《陶庐老人随年录》等，并有书画传世。一生著述53种、680余卷。

直隶新城学者王振纲、王树枏，在莲池书院的雪泥鸿爪、春蚕学行，将永是古城保定府学人共存的宝藏。

附录

有关传记

编辑：吴蔚  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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