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案虽有判决，仍众说纷纭。
有人对黄宗英的人品产生怀疑，有人斥责周伟不懂感恩。
本文无意站队，更无意得出任何结论。
只是把搜集到的各方言论加以梳理。希望读者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得出自己的结论。
或许，结论并非只有一个。
又或许，根本不存在任何定论。
人性和历史的幽深地带，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1986年10月，51岁的黄宗英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起诉书副本。
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作为被告卷进周璇遗产纠纷。
告她的是养子，时年34岁的周伟。
4年后，1990年8月30日，高级法院做出判决：黄宗英返还周伟钱款及赔偿利息总计人民币7.2万元。
周璇遗产案终于落下帷幕。
而围绕其中的纷纷扰扰，依然扑朔迷离。
毕竟，一纸判决书并不能涵盖一切真相。
我们无意判断谁是谁非，只是把当事几方的言论展示出来，真相由您自行琢磨。
其中黄宗英和养子周民（周璇长子）的言论出自2003年出版的《周璇日记》一书。
周伟（周璇次子）言论出自2006年出版的《周璇传》一书。这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末期出版的《我的妈妈周璇》一书的再版。
赵青（赵丹与前妻叶露茜的女儿）言论来自《我和爹爹赵丹》一书。
赵劲（赵丹与黄宗英之子）言论来自其生前微博。
其他来自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周璇之子，长子周民与次子周伟的看法大相径庭。
一．收养周民之谜
黄宗英是如何收养周民的？还要从周璇生病入院说起。
2003年在《周璇日记》一书中，面对该书作者，78岁的黄宗英是这样描述的：
记者:当时周璇是怎么进医院的,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黄宗英:大约在1951年,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甩出去。
枕流公寓居委会的干部来电话,希望赶快去人处理,否则要出人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和黄晨（郑君里夫人）和吴茵等人赶到周璇住处，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
周民当时只有十个月大，就被送到托儿所去。
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面对这个突发情况，大家觉得必须立即作出处理。
周璇的养母在一边说，她用盆子敲我，我吓煞了、吓煞了……我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会处理好的。
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俩人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后来托儿所停办，周民怎么办？大家觉得吴茵年纪比较大，有点经验。你就把周民领回去吧。吴茵同意。
可是吴茵的婆婆不要这个孩子，结果就把周民送到我们家来了。
这时赵丹父亲就说：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老天爷把他送来的，我们就收下他吧。
那时候周民一岁多，赵丹特别喜欢逗他玩。
1951年周民一岁
关于周民如何到的赵丹家？赵青是这样写的：
开春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黄阿婆和保姆雪珍娘娘在逗弄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娃娃。
“这娃娃是哪里来的？”
黄阿婆说：这是周璇去年从香港回来生的头生子呀！小名叫敏敏。生下来说没有爸爸，怪可怜的。
雪珍娘娘悄悄告诉我：敏敏寄养在剧影托儿所。你宗英妈妈想抱养敏敏，还没定下来。她有病不能生育，就想领个儿子。
我爹下班回来，说：我们家里只有三个房间，家里哪有可能再养一个娃娃呢？本来，吴茵老太已经表示愿意抱养敏敏，她跟周璇熟，经验也丰富。
再说白杨阿姨家里条件也比我们强多了。可宗英妈妈却争着要敏敏……
过了两年，宗英妈妈的妇女病终于治好了，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叫赵橘，二儿子叫赵佐，三儿子赵劲。
1954年周民4岁，赵橘一岁
养子周民则在文章里写了一件小事：
小时候，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天在客厅里，一大帮人在聊天，我在其间走动，客人突然停止了谈话，黄宗英问我：“民民，你是谁生的？”
我指着她说：“我是你生的。”
全屋的人都笑了。
这至少说明了，周民在黄宗英家里是愉快的，跟养母关系亲密。
1951年周璇与儿子周民
黄宗英回忆，那时会带着周民去探望周璇。
那时,上海虹桥精神病院的院长叫粟宗华,是一个大专家,在他主治下,周璇的病还是时好时坏。
到了1956年,周璇的病有所好转了,粟宗华院长和剧影协会领导要求我们配合治疗,让我们带民民去探望他亲生妈妈,带周璇出来玩。
周民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我只见过三次妈妈周璇。
一次她在病后康复期间，到赵丹、黄宗英家里拜访，那天，房间里来了一大帮人，有摄影师、有录音的、有架灯光的，他们在忙忙碌碌。
可能是在过道里有人让我叫她妈妈，我怎么搞得淸？不肯叫。旁边又有人让我叫了她一声阿姨，大槪我这样叫了。
后来大人告诉我，那次她（周璇）不高兴了。
第二次是把我接到虹桥疗养院去。当时是电影局派了他们唯一的一辆锒木的小汽车来接的。
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她坚持把我拉到身边。一边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边和其他人说话。
我的手被捏得太紧，让我觉得別扭、不舒服。
最后一次是在万国殡仪馆，也就是终极之见了。
1957年第三期《上影画报》
在黄宗英记忆中，赵丹特别喜欢周民。
民民从小头就长得大，小时候外面买的现成衣服都套不进去，要请裁缝到家里专门为他做。赵丹和我，还有弟弟、妹妹都叫他大头。
从小赵丹就特别喜欢民民，经常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去吃西餐，带他到文化俱乐部去玩，在家吃饭的时候，赵丹总要说：“来，大头，坐到我旁边。”
赵丹与周璇合作的《马路天使》
赵青曾亲耳听父亲讲过对周民的赞赏：
敏敏（周民）倒是一直忠于我爹。
他将家中红卫兵贴在墙上的“打倒赵丹”标语一张张撕下来。在一片打倒声中，他却说：赵丹爸爸是好人。
为此我爹特别疼爱他，我也从心底感激他。
1974年黄宗英与周民合影
对于周民的仁义，黄宗英感触很深：
养子周民不放心我和弟弟妹妹，常常偷偷从江西农村溜回家。我求他：“民民，你和赵丹和我没有关系，你是孤儿，你和我们划清界线走吧，免得挨打受气。”
这孩子，红卫兵小将上门斥赵丹是反革命，周民非硬说赵丹是革命的。他，这不是找挨打嘛！
民民这个小囡讲实话，从来不讲谎话。
告别式的照片上似乎只有周民出现
另一位养子周伟的回忆则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仍保持沉默。
虽然我对这个家没有什么感情，但绝不像有的亲生子女那样：打了自己父亲的耳光、贴了自己父亲的大字报表示造反。
我对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不表态，只是默默地注视着。
1966年周伟13岁留影
上山下乡开始了，我没什么可留恋的，1969年3月份我离开上海到内蒙丰镇插队。
从此以后无人再来过问我，似乎我已经消失。
我插的那个队很穷，一个工才三毛几分。我不敢随便休息一天，更没钱回上海，干到第二年才挤出二十几元钱，买了车票回上海探亲，终究那是个家，我回去时带去很多土产品。
还是组织照顾了我，插队两年多就把我选调到航天部第四研究院当了工人，有了一点工资，我抱着“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的做人准则，开始往这个家寄东西。
想到上海冬天没火，我就寄皮褥子、皮背心……我最大努力地尽我义务，可我还是生活在艰苦之中。
周民与周伟兄弟俩，一个跟养母关系亲密，另一个疏离。
二人之间的立场似乎也大相径庭。
在文章里，哥哥周民非常明确地点明了出版《周璇日记》的目的：
那一个又是哭又是笑的人通过书上网上在那里散布周璇的财产之谜，进而是死亡之谜，沸沸扬扬，一派胡言乱语。
那个人是指谁？
大概是周璇的另一个儿子，周民的弟弟周伟。
二．周伟的身世之谜
周伟是谁？是周旋的第二个儿子。
出生时取名唐启伟，是唐棣与周璇所生之子。
周伟的童年并不快乐。
他在文章里写道：
周璇妈妈生下我。那时，我和妈妈、父亲，还有奶奶住在枕流公寓。
后来，妈妈住到医院去了，父亲又被关押了。
枕流公寓的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奶奶。
1953年，父亲回来带着我住到他任职的学校宿舍里。
开始我们经常去医院看望妈妈，后来有人通知医院不许我再见妈妈。
这以后，我们总是偷偷摸摸地探望妈妈，每次离开的时候，妈妈总是抱着我痛哭。
1957年，妈妈逝世了，追悼会不让我参加。
2岁时的周伟
关于领养周伟，赵丹的女儿赵青在书中只有寥寥数语：
1960年宗英妈妈又领养了周璇的第二个“非婚生子”周伟。
宗英妈妈非常好强能干，为了自己的事业，全国各地到处跑。她自己也说：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家，根本顾不上照管子女，也没法管我爹的生活。
家务全交给保姆雪珍娘娘。
但谁料想许多年后，养育多年的周伟却向宗英妈妈起诉，打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打官司：周璇遗产案。
不得不叫我深感遗憾。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黄宗英显然不愿意多提养子周伟的名字，只提周民：
赵丹特别相信民民。文革结束后，赵丹补发工资，大概是两万元。赵丹讲这是血汗钱啊！
上影厂来电话要家里去取钱。就让民民去。取了钱，民民直接存到静安寺那家工商银行。
当时给每个孩子和亲戚账户上都存一千元。
后来，搬到新康花园，也是民民到电影局去跑，才办成的。
1980年，赵丹追悼会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谓遗产官司，那些钱，最后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办来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
我给民民的要比那个人多得多。
人是要凭良心的。
八十年代周民夫妇与黄宗英合影
黄宗英隐晦地提到对周伟的看法：
民民看人准啊。
都是没听他的，把那个人从孤儿院领出来、叫那个人参加赵丹追悼会、把他调到北京，都是我安排的，这些都没有听民民的意见。
我们当然更喜欢和更爱民民，但总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嘛，总是有怜悯心嘛，谁知道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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