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小喜子06 ——靴城旧事（6）
06、
1966年夏秋，运动的烈火也烧到了我们胡同。首当其冲的是14号院的满家（我们都管满家的两个女孩叫“小日本”，因为她们的父亲是日本人），之后就冲击了喜子家。
那时我正好没在家，等我回家时只看到了还在胡同口挨斗的喜子父母，他俩都站在凳子上，把头低得让人只能看到头顶，头顶上的头发都被剃出一道可见头皮的沟。当时时兴给斗争对象剃“阴阳头”，即剃掉一半留下一半，可喜子的父母都是理发师，斗争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理发业同行，所以才剃得更有创意。他的同行们呼喊的口号是“打倒大特务张某某”，从发言看，似乎喜子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
1966年9月20日，市里安排学生支援秋收，我们学校被分配到了郊区的焦庄。没想到在我下乡支农的这段时间，运动又发展到了遣送阶段，除了喜子家，还有12号院的大宝家也被遣送。喜子家是被喜子父母所在单位遣送的，大宝家是被我们所在的街道遣送的。
所谓街道就是街道居委会，以往只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展卫生运动、协助维护治安之类的事，可1966年5月后，市里在新北街搞试点，我们那儿的居委会又担负起领导运动的任务。
具体负责此事是街道干部，除了居委会的主任，还有各胡同的居民小组组长。我所在的相府胡同的组长是我们同院的学儿妈。印象中居民组长就管收水费、收卫生费等杂事，之前是居民随意推举的。可到1964年后，居民组长就必须由出身好的人担任了。学儿家出身贫农，学儿妈又没有工作，就被居委会指派为组长了。
等到10月上旬我从焦庄支农回来时，我们院儿已因遣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儿家搬走了，搬到了已被遣送的大宝家（12号的独院），原住在胡同南口自建房的田叔家，住进了学儿家；喜子家被遣送后，王大娘家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我搬回了王大娘家腾出的小东屋，我原来住的2号院（原3号院）外院的小屋归了田叔家。
没过几个月，大宝一家又杀了回来，挤着和学儿家一起住。他们认为他们不在遣送的范围之内（听说大宝的父亲田大夫以前在旧军队中当军医），要求落实政策。由于拿不出遣送他们的依据，街道上只能听之任之。这下学儿家没好日子过了，整天面对恶声恶气。好在街道上对学儿家格外照顾，在14号院盖上4间新房后，分给了他们2间。学儿家搬出后，大宝家收复全部失地，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可喜子家就没有这么硬气。按说他们也有要求落实政策的空间，从当时的遣送的标准看，也不包括他家这种情况，但他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喜子家被遣送后，喜子并没有离开保定，他住到了姐姐家。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就住在税务角西边一点儿的阮胡同。那儿离我们院儿很近，但他一次都没有回过院里，更不用说像大宝那样，挺着腰板，理直气壮地要求落实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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