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小喜子06 ——靴城旧事(6)
06、
1966年夏秋,运动的烈火也烧到了我们胡同。首当其冲的是14号院的满家(我们都管满家的两个女孩叫“小日本”,因为她们的父亲是日本人),之后就冲击了喜子家。
那时我正好没在家,等我回家时只看到了还在胡同口挨斗的喜子父母,他俩都站在凳子上,把头低得让人只能看到头顶,头顶上的头发都被剃出一道可见头皮的沟。当时时兴给斗争对象剃“阴阳头”,即剃掉一半留下一半,可喜子的父母都是理发师,斗争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理发业同行,所以才剃得更有创意。他的同行们呼喊的口号是“打倒大特务张某某”,从发言看,似乎喜子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
1966年9月20日,市里安排学生支援秋收,我们学校被分配到了郊区的焦庄。没想到在我下乡支农的这段时间,运动又发展到了遣送阶段,除了喜子家,还有12号院的大宝家也被遣送。喜子家是被喜子父母所在单位遣送的,大宝家是被我们所在的街道遣送的。
所谓街道就是街道居委会,以往只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展卫生运动、协助维护治安之类的事,可1966年5月后,市里在新北街搞试点,我们那儿的居委会又担负起领导运动的任务。
具体负责此事是街道干部,除了居委会的主任,还有各胡同的居民小组组长。我所在的相府胡同的组长是我们同院的学儿妈。印象中居民组长就管收水费、收卫生费等杂事,之前是居民随意推举的。可到1964年后,居民组长就必须由出身好的人担任了。学儿家出身贫农,学儿妈又没有工作,就被居委会指派为组长了。
等到10月上旬我从焦庄支农回来时,我们院儿已因遣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儿家搬走了,搬到了已被遣送的大宝家(12号的独院),原住在胡同南口自建房的田叔家,住进了学儿家;喜子家被遣送后,王大娘家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我搬回了王大娘家腾出的小东屋,我原来住的2号院(原3号院)外院的小屋归了田叔家。
没过几个月,大宝一家又杀了回来,挤着和学儿家一起住。他们认为他们不在遣送的范围之内(听说大宝的父亲田大夫以前在旧军队中当军医),要求落实政策。由于拿不出遣送他们的依据,街道上只能听之任之。这下学儿家没好日子过了,整天面对恶声恶气。好在街道上对学儿家格外照顾,在14号院盖上4间新房后,分给了他们2间。学儿家搬出后,大宝家收复全部失地,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可喜子家就没有这么硬气。按说他们也有要求落实政策的空间,从当时的遣送的标准看,也不包括他家这种情况,但他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喜子家被遣送后,喜子并没有离开保定,他住到了姐姐家。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就住在税务角西边一点儿的阮胡同。那儿离我们院儿很近,但他一次都没有回过院里,更不用说像大宝那样,挺着腰板,理直气壮地要求落实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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