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书院与桐城派在畿辅的早期传播

于广杰

作者简介:于广杰，河北沧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整理出版《叙异斋集》《李刚己集》《王树楠诗集》，与人合作整理《宋元论书诗全编》《贺涛集》。

摘要：桐城派在畿辅地区传播与直隶莲池书院密切相关。在畿辅的早期传播中，方苞因与颜李学派诸子密切的交往，使桐城古文在畿辅文士中扎根发芽，培养出了诸多卓有成就的古文名家。方苞族侄方观承任职直隶，后为直隶总督，其政风与文章对畿辅清切雅正的文风影响极为深远。在其主持下，莲池书院山长多为名儒硕学，他们共同影响了乾隆时期直隶的学风和文风，开启了桐城古派在畿辅传播的风气，为晚清桐城派诸子“据莲池，守桐城”的北传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桐城派  颜李学派  畿辅  莲池书院

桐城派自方苞揭橥义法，刘大櫆标榜神气，至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之学问三事及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审美标准的提出，其论文矩矱大体具备。但桐城派古文流衍畿辅并不待姚鼐确立古文义法之后，而早在方苞与颜李学派大师李塨交游之时。对这一问题，章太炎、刘师培、徐世昌、梁启超、钱穆诸先生的清学史著作皆有涉及，然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李、方的交游及其学术关系。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吴孟复《桐城文学研究》中的相关论述，列出了北方桐城派传承的群体，指出了北方文人对晚清民国桐城派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并未阐明直隶莲池书院在桐城诗古文传衍畿辅中的重要地位。关爱和、余秉颐、陈山榜、王达敏、彭小舟、陈春华、柳春蕊等人的论述仅关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湘乡文系”与莲池书院的关系，及在畿辅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并未从历史文化的深层论述桐城派北传历程及与莲池书院的内在联系。上世纪80年代，魏际昌先生《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简单勾勒了桐城派流衍畿辅、发扬光大于莲池书院的过程，可惜所论过于简略笼统，对很多重要问题根本没有展开，尚需我们深入探讨。

一、颜李学派的接引与方苞古文对畿辅文坛的影响

“颜李学派”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北方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派，创始人是颜元与李塨。其门生弟子遍布畿辅地区，在当时及晚清民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颜李学派诸子面对明末清初的丧乱和家国巨变，多发扬蹈厉，反思政治与学术，想要寻找救世拯民的道路与方法。他们脱离“王学”的思想方法，“名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唾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们尊重自己的良心，注重实行，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学问，而不是如一般儒者从书本或讲论中求学问。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实践的根本和路径，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使学人各能执艺。“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这是颜李学派的根本之义。在阐释颜李学与程朱理学学术精神气象的异同时，颜元曾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比喻：

安州陈天锡来问学，谓程朱与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议。曰：“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觿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及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静坐，或执书伊吾，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研、梨枣。此二堂同否？”天锡默然笑。

钱穆先生谓“不从心性义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从实事实行为之分辨，此梨州、亭林、船山诸家所未到，习斋谓即此是程朱、孔孟真界限，其实即此习斋论学真精神也。”

颜李学派对桐城古文的接引主要体现在李塨与方苞的交游与学术研讨上。魏际昌先生说：“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这是没有异议的，……在学术上，他能够接近李塨、刘言洁、王崐绳等畸形之士，与之往返讨论学术，延揽刘大櫆、沈廷芳、王兆符等为弟子，传授义法，光大桐城，有始有卒，不愧为豪杰、文宗。”李塨是颜元的传法弟子，在颜李学派中地位尊崇。他与方苞交游甚深，除了性情、学问、品德相互吸引之外，李塨与方苞都有借对方传播学术思想的需求和愿望。李塨与方苞的交游状况，两人诗文集与年谱皆有记载。李塨《恕谷后集》收录相关方苞文章4篇：《甲午如京记事》《与方灵皋书》《挽方灵皋之母吴太君辞》《书方灵皋一节》；《恕谷诗集》收录直接相关方苞诗歌1篇：《宋涵可价方灵皋字，以诗为贽请业，步答》。《方苞集》收录相关李塨文章5篇：《与李刚主书》《李母马孺人八十寿序》《李刚主墓志铭》《李伯子哀辞》《释言》。从这些文献来看，李塨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抵京，通过王源结识方苞，聚友人王源寓,与论格物,不合。时年李塨45岁，王源56岁，方苞36岁。其后李塨多次在京城与方苞会面，探讨格物、六艺、《春秋》《周礼》等相关问题。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塨作《与方灵皋书》，称赞方苞：“笃内行而又高望远志，讲求经世济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说，文笔衣被海内，而于经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侯门为名誉，此岂近今所能得者？私心倾祷，谓树赤帜以张圣道，必是人也。”同时请方苞传播颜李之学：“以门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学，则登高而呼，所听者远。南中后进殊尤，必有闻风而兴起者，较之穷崖空谷之鸣号，虽厉莫闻，何啻霄壤？”但是方苞终究没有如好友王源那样笃信颜李之学，成为颜李学派的成员。而是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遣其子道章从李塨问学，并推荐生员宋惟孜拜李塨为师。李塨作《宋涵可价方灵皋字，以诗为贽请业，步答》：

儒宗释老各光芒，圣道忧心困剥床。一旦文周昭日月，千秋汉宋有津梁。方干俎豆歌同调，宋玉椒兰纫异香。但得一堂薪火续，江河亘地看流长。

诗中感慨儒道衰微，表达了希望得颖异卓立的人才以弘道的愿望。李塨也遣其子习仁从方苞游。方苞《李伯子哀辞》说：

李习仁，字长人，吾友恕谷长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学于恕谷，归言习仁耕且学，孝友信于其家。今年春，恕谷归自江南，率习仁过余，俾受业。其承亲事师交友，跬步皆在于礼，而行之甚安。

总体而言，颜李学派学者李塨、王源与方苞交游甚深，彼此往返，交相影响，而易子而教，门下弟子的交流，更是为方苞古文传播畿辅创造了重要机缘。除李塨之子习仁从方苞学古文之外，王源之子王兆符亦师事方苞，受古文法，最为笃信。其古文入《左》、《史》、《庄》、《骚》之堂奥，幽奇峭拔，其寓意处人不易识。于《周礼》之条贯、《史记》每篇之意旨具有特识，《庄子》、《战国策》、《两汉书》均有批注。此外，畿辅从方苞受业、习古文的尚有数人：王又朴(1681-1763)，字从先，号介山，天津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授编修，出为河东运同，两权盐运司。方苞曾为其讲《史记》萧、曹两《世家》以为之概，并谓其文识高笔健，义法直追古人。著有《诗礼堂全集》十八种，中有古文五卷，《续编》一卷。陈浩，生卒年不详，字紫澜，昌平人，雍正二年 (1724)进士，尝主讲大梁书院，官詹事府少詹事。师事方苞，笃信其说。一家所读非方苞之文，即方苞评点各书。而尹会一作为李塨之后重要的颜李派学者，也是方苞古文的倾慕者。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他终身服膺颜李之学，尚实行而薄空言，重身心而轻文字，反对守书本、奉语录，自溺于记诵之末，高谈性命，不获受益于身心。其言义理仍宗程朱，与方苞隐然同调。师事方苞，受古文法，以文学相砥砺。其教士课程，治《诗》、《书》、《易》者，附以《大学衍义》及《衍义补》；治三《礼》者，附以《文献通考》；治《春秋》三传者，附以《资治通鉴》及《纲目》，以期致用。此则方苞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之旨。颜李学派作为清代前期深刻影响畿辅学风文风的文人群体，通过师友因缘，对方苞古文在畿辅的传播具有接引作用，为桐城古文以后扎根斯土奠定了基础。

方苞于“南山集案”后，以文章受知于康熙皇帝，其后雍正、乾隆对其宠眷尤隆。他以词臣而讲程朱理学，对清初开畿辅学术风气的宗师孙奇逢、魏象枢颇为心折，其论学宗旨也相近，这与同样推尊孙奇逢、魏象枢的颜李学派学者旨趣不同。方苞本质上是馆阁文人，其论学有强烈的正统色彩，是清廷文化意识形态的代表，而其事业也主要集中于国家的文化教育。颜李派学者目睹明末清初的天下变乱，明论实学，以革程朱理学、汉唐经学虚静繁琐之弊，接续先秦儒家的文化精神，其瞩目的根本之处实质更偏于“外王”一路，实为改良社会和族群的先声，故而梁启超先生认为颜李派学者近于墨子。就先秦儒家或诸子百家而言，他们的根本精神正如司马迁所说“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其要归于“治”，归于政治有序和社会进步。然而，在清廷定鼎之后，这样的社会改革和实践的主导之权只能操之在上，而定然不会允许乡野儒生来完成。方苞等帝王近侍词臣，从科举教育、学术文风入手，推动清代前期文化的变革和社会教化，与清廷的政治统治融为一体。方苞的古文不同于科举时文，自有文人传承斯文道统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理想寄寓其中，且这种深沉的寓意，往往能够在文人之间产生同情的共鸣，实为配合文化思潮转易而欲兴起的一种新文体。但是，清廷为了实现文化的革新，巩固王朝统治，其文化政策始终采取软硬两手。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狱，借以打击思想文化上桀骜不驯的前朝遗老遗少；同时，除科举常规的取士途径之外，开博学鸿词科，延揽硕学鸿儒，置之馆阁，以为招抚；推崇程朱理学，作为政教的正统，推动学术与文风的变革。方苞等人是清廷文化政策的推动者，也是具体的实行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皇帝亲为《御制性理精义》作序，系统地阐发尊崇程朱之理论，并折中前人意见，以颁示天下，俾学者有所遵循。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方苞受果亲王命，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书成，标名《古文约选》，刊授成均诸生，其后于乾隆初诏颁各学官。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皇帝以方苞工于时文，命选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义数百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准的。初名《四书制艺选》，书成，奉表以进，命颁行天下，标名《钦定四书文》。由此可见，方苞的古文实为清廷文化政策与时代学术精神交融的产物，其中流淌着先儒传承斯文道统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理想，是为文人儒者人文信仰和道义追求所在，同时也鲜明地烙印着统治者的教化思想和社会管治意志。而偏于实行的颜李学，因缺乏相应的政治空间和文化氛围终未流行起来，然其笃义行道的儒者精神，却与方苞古文、程朱理学渐趋融合，形成了畿辅清切典雅、笃行尚实的学风与文风。

方苞对畿辅一般士人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这里我们试举一例，以见大概。“河间七子”之一的畿辅文人边连宝，其文学活动与李塨、方苞同时而稍后，在其《病余长语》中多处叙及方苞的学术与文章。他因方苞《鹿忠节公祠堂记》阐发程朱与王阳明学术旨趣的异同。方苞认为畿辅学人能够修身立德，建立事业功勋“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均是儒家治心修身学术精神的正传，学者从程朱入手，还是从阳明入手，只要是“为自事其身心”，则并无高下歧正，仅是途径不同而已。从而在专务调和程朱与阳明的方法论之上，指出了为学的根本要义。边连宝认为此说最为平允，“学问以变化气质为第一义”，程朱的路径是渐进之道，末流不免陷入支离而不悟；阳明的路径是顿悟之道，高明之士可以一朝精进，而末流不免陷入狂肆无归。又录方苞《示道希书》，对方苞所论涉及兄弟财产、闺门礼仪的治家修身之道，详载细论，且引自作诗歌以证礼义。其津津乐道方苞治家之礼，自是崇敬方氏本于《礼经》、不坠斯文的古雅格范，恐怕与方苞携文章风力在当时畿辅文化圈中形成巨大影响力不无关系。又录方苞《书朱注楚辞后》，方氏此文认为朱熹诋扬雄《反骚》，似乎对扬雄文意未能详究，实则《反骚》幽愤微独，其工致深微远超汉代诸家吊屈原之文。边连宝曾作《题椒山祠》诗，自谓诗意与此文中段文意相类，故引而伸之。其诗意一则反言以见其忠，一则咎其过于忠而贾祸。从方苞古文中体会文章阐释之法，而于桐城古文义法也因此而渐有悟入。由此可见，边氏平正通达的为学旨趣和清雅和厚的诗文，不可不谓深受方苞的影响。当然，边连宝虽得钱陈群等人大力提携，科场终未得意，其文集中也没有与方苞直接来往的诗文记载。他受方苞古文的影响，恐怕主要是与方苞在当时文教领域的崇高地位密切相关的。由此亦可见，桐城文风影响畿辅一般士人，既与方苞等人的文学实绩和学问人格相关，也是他们主动配合清廷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积极参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

二、方观承的畿辅惠政、教化与桐城派文学精神的北传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人处在宗族、科举仕宦、学术群体、军政幕府等社会文化空间之中，因血缘、地缘、学缘、政缘因素交游唱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逐渐发展成诸多具有共同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的文人群体或流派，促进了某一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发展，最终汇成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体风貌。论者在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述中国文艺思想史的时候，较多的关注国家层面的文化机构（台阁、馆阁）及主要人物对一代文坛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地域层面因缺少相应的文化设施和机构，则主要以文人交游为中心，关注家族、文学社团、学术团体对文学创作和思想演变的作用。实则，宋代以来地方书院在承担科举教育的基本职能外，也渐渐成为地方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的重要阵地。作为地方性的教育文化中心，以书院为中心形成的文学流派，往往与相应的文化地理相结合，代表了某一区域的文学创作实绩与审美追求、艺术形式。这样的文学流派对地域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天然具有更为切实的贡献，在国家文化圈层结构中，是连接庙堂典雅文化与江湖世俗文化的中间环节，也是上层士大夫文学与下层文人文学的传播流衍的交汇地带。清代书院都是地方政府主办的官学，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科举人才，教育内容以科举时文为主。受清代中后期政局动荡的影响，其办学宗旨与学风也多发生一些变化。清初的经世主义思潮是贯穿清代学术的文化精神，这一精神在书院教育中一脉相承。书院学者与诸生在讲求科举时文之外，一般特别重视经学教育，在科举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者抱着经世理想探寻斯文道统、治世之术以安顿心灵的儒家文化精神。与此同时，师生弟子间的诗文唱和，也超出科举文章练笔的范围，而多了孔门弟子间“一以贯之”而“各言其志”的文采风流。桐城古文派形成于清中期，群体中的很多名家官位不显，但在传承程朱理学、开展地方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充分利用教育界的优势，有意识的借助地方书院平台传播桐城古文。直隶莲池书院自雍正年间建立以来，一直是畿辅地区首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历任山长都是名儒硕学，他们的道德文章对激励学风士习、移易文风起到了很大作用。继颜李学派大师李塨与桐城文宗方苞交游，接引桐城文章传播燕赵之后，乾隆时期的督抚如方观承父子多引桐城派文人为莲池书院山长，为桐城派在畿辅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重要阵地，桐城文章与燕赵经世之学、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融合，共同熔铸了畿辅地区崇正统、尚清切、重实用的文学风貌。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祖父方登峄，父方式济，均有文名，为桐城方氏望族。雍正十一年由监生授中书舍人，随平郡王福彭征准噶尔，为记室。乾隆时，自直隶清河道，累官直隶总督，先后在直隶二十余年。为政清慎简重，兴惠政、倡教化，对乾隆前中期良好政风的形成贡献卓著，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为著名的五督臣之一。观承湛深经术，尤精三礼，工诗古文。同族之内，与从族父方苞、方世举关系较为密切，书信往来、诗歌唱和，诗文集中多有留存。他从方苞受经学与古文之法，刘声木说：“观承师事族叔方苞受古文法，苞为指示《左》《史》义法，即以苞文为准则。”又从方世举学诗，方世举对其诗才之妙、诗论之精甚为赞赏，在其《丛兰诗话》中多有论述，盛称“望溪兄、宜田侄实确守之，兄以文胜而诗居功半，今藏于家；侄则表见于世矣”。方观承对康熙末年以来叶燮、赵翼诗论影响下唯新思潮衍生的流弊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浙派诗人求新而不稳的后果抱有了警觉。他论诗格外强调宋代理学家所讲究的涵泳体认功夫，以探求诗文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反对用事追求冷癖，琢句矫张造作，推崇不奇不怪、自然成文的平淡诗风。注重诗法的总结，对诗歌的章法、句法、字法能从声调色泽、意致趣味、体制结构入手深入体会，呈现出融文法入诗学的特色，是桐城作家中运用文法来论诗的前驱。“后来姚鼐及门人方东树《昭昧詹言》以文法论诗，实际是承传了方观承诗学之一脉。”方观承曾与秦蕙田合撰《五礼通考》，著有《方恪敏公奏议》八卷、《从军杂记》。《述本堂诗集》十八卷为清代桐城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祖孙三世的家集，收方观承出关后和浪迹京师、江南及为平郡王福彭记室时的诗作。包括《东闾剩稿》《入塞诗》《怀南草》《竖步吟》《叩舷吟》《宜田汇稿》《看蚕词》《松漠草》八种，除《看蚕词》以外，皆为雍正以前之作。嘉庆十四年(1809)，其子方维甸刊刻了方观承乾隆元年至三十三年的诗作五卷，称为《述本堂诗续集》，包括《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方观承以名臣而兼诗古文，又与乾隆皇帝及文臣沈德潜、钱陈群等人提倡风雅，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方观承长期执政的畿辅地区，不仅在政治上得益于他的惠政，作为教化的一部分，学风与文风也深受熏染。从大处说，这种文化风气是乾隆前中期励精图治的政治文化要求和体现，从小处说，畿辅文化新风的形成与方观承传播桐城派诗古文的主观意愿关联密切，这也是方观承整个政治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魏际昌先生说：

他始终不忘是桐城人,身上有桐城古文学派的因子,乾隆三十三年,就是 他71岁去世的当年,由他辑录刊刻了《方望溪先生经说》八卷。乾隆帝亦曾三次来巡幸直隶莲池书院,曾有诗云：“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风开首善为倡率,文运方当春午时。”皇帝的重视,方观承对书院的重视也是 绝对的。再者,总督衙署又在书院斜对门,其本人又经常主持书院的考试,他 传播桐城学派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晚清桐城古文学派在莲池书院扎根,应是和方观承有一定因果关系的。

方观承作为桐城文化望族的重要一员，本身是有文化传承的自觉和担当的。但他不同于他的很多后辈，仅仅以诗古文知名，位不过州县或书院讲席，而是深得皇帝宠信的重臣。他传承桐城诗古文以及其内在文化精神的面向是多元的。他在畿辅的惠政与教化，与帝王、文臣的唱和，与宾僚的交游，与士庶的往还，无不体现了求治求稳的现实政治需要和仁民爱物的儒者精神。而刊刻方苞的经说，整理几代家集，以传后世反而是不足深论的小事了。吴占良先生说：“方督直二十余年，由于治水有方，未发生大的水患。治水是其份内工作，但其以治水带动其它，无疑是明智而高明的。曾国藩督直之初，作《劝学篇》颁示直隶士子，以振兴直隶文风、改变世风，从而使人经世济国，这与方观承可谓一脉相承，虽突破点不同，功用可谓殊路归一。”他的文化精神影响于直隶士人的学风与文风，最切实而直接的落脚点就是莲池书院——当时的直隶一省的规格最高的书院。这不仅体现在他延聘名师督课学子，也体现在他游息书院亭台池馆的风雅。

乾隆十六年(1751)，方观承疏浚莲池东西两渠，竣工后作《重浚莲花池东西二渠记》，此文叙论宛转精当，很有方苞古文的义法。重浚莲池对莲池书院的办学条件有很大改善，他说：“保阳地居乾位，水来丁方，丁为少火，文明之象。渠穿书院而汇于文庙，则盈虚通塞之故，有不仅在乎池者，宜役之不可以已夫。”疏浚莲池使其风景更加秀丽优美，让畿辅人文圣地焕发新的光辉，而此举更大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士人、庶民的游观增胜，书院教育条件改善，体现的是方观承宣谕和实践此时国家政治教化的基本精神，是他“宣郁达志，涤秽镜清，用以和民气而瀹士心”之惠政的根本宗旨，且与先儒与民同乐的为政思想通为一体。莲池胜概恢复旧观，方观承在公务之暇也常常流连于此。这在他的诗文中有不少体现。《泛舟莲花池和少仪司马韵》曰：

游情尚得理残春，更傍前溪拾钓纶。蔓引好花开又半，水通澍雨换全新。闲中未易宾僚胜，老去真携子侄亲。珍重临流歌在藻，品题今不是凡鳞。

春末游莲花池，没有一般文人的伤春情绪，而是一派和风澍雨、水木华滋、清新盎然的生机。幕宾追陪、子侄相伴的公余雅兴，化为太平之世的自在吟咏。

又《雨后过莲池书院》：

艇泛荷香外，泉通雨过初。池塘向清晓，履带惬宽舒。迂径因迎鹤，忘筌更放鱼。山公无暇醉，童冠且相于。

《戊寅元旦乘暖至莲花池小步》：

胜迹林塘晓， 春风步屧初。闲情应让老，俗礼久从疏。竹外泉堪鉴，花时径欲锄。增怀兰菊秀，溉护及公余。

这两首诗非同时而作，所用韵部相同，诗境清切雅逸。既写出来莲池书院诸生对自己的亲近相厚之意，也着意表达了诗人培养爱护士人，促使他们成为栋梁之才的愿望。由此也可以看出方观承对于促进当时畿辅文化教育的深切用心。

方观承为促进莲池书院发展，多聘请名儒硕学担任书院讲席。著名学者张叙和汪师韩即在此时主讲莲池书院。张叙(1690—1775)，字冰潢，号凤冈，镇洋（今江苏太仓）人。雍正十年（1732）举人，乾隆时举博学鸿词和三礼馆，皆报罢。乾隆二十六（1761）年，以耆年宿学赐国子监学正。后主讲直隶潞河、莲池、白鹿洞诸书院，成就人才甚多。张叙深于经学，所著《易贯》《诗贯》均收入四库全书。他论诗重情，《诗贯自述》曰：“六经言性，独《诗》言情。情非性也，而非情则性亦枯槁而不灵，寂灭而无有矣。……而《诗》为言情之作者，不独十五国风也，二雅、三颂之播朝廷、达郊庙、格天祖、和神人，皆此一情之曲鬯而旁通、潜孚而昭揭也。故言情，而性命道教在其中，即六经之理一以贯矣。……汉唐以来，惟朱子《集传》为能除荒剔蠹，使人游于康庄，然于《诗》之情盖亦未尽得之，宋元而下不论也。……然窃意既以情而求情，究亦不能离形而索影也，则其诗在即其情在耳。诗人虽有未言之情，不已悉贡于低徊唱叹之余而莫之遁隐也哉！”以情而通性与道，在天地精神、人文教化、生命怀抱中往来涵养。生命的展开既有向上一路，也有止泊的乐趣。所以治《诗》当以“情”为主，而古人理解情要么偏于国风所表现的世俗之情，而将雅、颂展现的人类集体之情排除在外；要么因性理的遮蔽而无法透彻地阐释“情”的价值与意义；要么因时地差异而无法涵咏诗原本的声韵节奏。这些阐释中的“隔”都会造成诗情体会的偏差。所以，求《诗》之“情”与探寻义理不同，当以情求情，“我亦自有其情也。天不变则情不灭，人不绝则情不隔。诗人止此一情为之往复，我何难就此一情与之委蛇。”如此，因文义与声音所展示的轨迹形影，自然而在低徊唱叹之余合于自然之情。张叙以文学解经，抓住《诗》的文义与声音，以情逆志，虽不脱传统诗论藩篱，确有切实独得之处，而与方观承诗论暗合。张叙有《凤冈诗草》，未见传本，未可轻论其诗风。然与方观承唱和《题莲池行宫十二景图》，写景清丽细腻，词句间颇有开阖；诗意简净，颇合于鸿儒承恩宣化、砥砺学行的旨趣，与方观承的名臣趣味和乾隆皇帝的治世宏规相得益彰。

汪师韩（1707-1774），字韩门，号上湖，浙江钱塘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至湖南学政。博通经籍，于诸经皆有著述，尤其深于《易》学，有《观象居易传笺》、《诗学纂闻》、《理学权舆》等。少从方苞游，得古文义法，诗文汇为《上湖分类文编》《上湖纪岁诗编》。汪师韩主讲莲池书院时（1765-1774），除为诸生讲授经史和时文，也襄助方观承办理一些文案。代方观承作《衡水县安济桥记》《改建涿州石桥记》等文，谨严醇厚、融裁经史，深得桐城古文简洁有序的法度。汪师韩留居保定期间，也屡与方观承诗歌唱和，如《和制府方公涂中记所见二首》等。其《三月一日谒方太保归感恩述事恭纪》曰“寻思罔极靡由报，惟望经生行各修”，对方观承委任主持莲池书院深表感戴之心。与方观承诗作为莲池书院涂上一层国家养士的恩泽光辉不同，汪师韩的《移居莲花书院观荷感旧》《将暂还广年寄莲亭诸生》《咏春午坡菊》《初秋莲池小集遇雨》诸诗，用诗思点化了莲池的美景，使数百年的林泉胜概更增添了文人的清雅趣味。如《初秋莲池小集遇雨》：

冻雨莲塘日洗红，翠云弥望柄摇风。剩留坠粉还临镜，一霎跳珠又打篷。覆荫赖依藤老大，回环渐佈石玲珑。何当妙谛随缘得，到处传觞有碧筩。

此诗写景微观谛视与小景剪裁相结合，动静有致、声色喧妍，犹如一幅文士雅集图，将莲池小集的雅兴写得生动传神。《保定旅怀》其二：

端居苦无欢，挈杖问林阜。只尺莲花池，近市乃离垢。得侣即童冠，何必计谁某。古藤蔽岩扃，柔条拂培搂。茗会憇亭阴，不在携觞酒。酌言与子宜，联步相人耦。万户一疏凿，奕世为游薮。烟景似江南，增华无不有。

汪师韩官位虽不显，却是乾隆皇帝的近臣，因事落职，退居保定，他的内心是沉重落寞的。但是莲池书院的山水美景，成为他寄托幽微忧郁的对象，借助园林胜景之助，或可以引导他人生失意时的超越之思。

方观承以督抚重臣推行惠政与教化，其清慎简重、勤勉务实的政风对直隶的士风与学风的形成具有指导和凝成的作用。为政余暇，与幕僚、子侄、诸生诗文唱和，或以桐城文法将经史义理、诚敬性情、政务民俗结构成气清体洁的古文，或吟咏性情，发为治世能臣的清和之声。论者谓其诗“随境为哀乐。早年于役，诸诗苍凉悲壮，尔后渐入亨途，多应制之作，风格亦稍稍下矣”。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时的诗歌虽不乏如沈德潜、钱陈群等人的应制颂圣之作，然其秉承清初实学思想，以能臣督率循吏，责治效，励民俗，易士风，于诗文中发为“忠悃感奋之志，忧愍笃至之忱”，与一般文人的虚辞贡谀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姚鼐《方恪敏公诗后集序》说：“论公诗至是，当以匹唐燕公、曲江之伦，故曰以名臣而兼诗人者也。”方观承的名臣风度与清和雅正的文风，不仅影响了乾隆时期直隶的学风和文风，也开了桐城古文学派在直隶、在莲池书院传播的风气，为晚清桐城派诸子“据莲池，守桐城”的北传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3（清）李塨纂、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版，第42页。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

 5魏际昌：《桐城古文派与莲池书院》，《文物春秋》1996年第33期，第22页。

6（清）李塨：《李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7（清）李塨：《李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8（清）李塨：《李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36页。

9李习仁，字长人，蠡县人，诸生。师事方苞，受古文法。惜其早卒，有《学说庭闻》若干卷。

10（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0页。

11王兆符，字龙篆，别字隆川，大兴人。康熙辛丑进士。

12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05页。

13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09页。

14（清）边连宝著、刘崇德整理：《边随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4页。

15（清）边连宝著、刘崇德整理：《边随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04-1607页。

16（清）边连宝著、刘崇德整理：《边随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96页。

17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26页 。

18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丛兰诗话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9蒋寅：《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第6期。

20蒋寅：《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第6期。

21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文物春秋1996第3期。 

22徐传武、桑哲主编：《中华学人论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20页。

23徐传武、桑哲主编：《中华学人论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17页。

24徐传武、桑哲主编：《中华学人论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18页。

25（清）方观承：《清代诗文集汇编·述本堂诗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册237页。

26（清）方观承：《清代诗文集汇编·述本堂诗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册第198页。

27（清）方观承：《清代诗文集汇编·述本堂诗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册第224页。

28（清）张叙：《诗贯》，清刻本，卷首自述。

29（清）张叙：《诗贯》，清刻本，卷首自述。

30（清）汪师韩：《上湖纪岁诗编》，清光绪十二年汪氏刻丛睦汪氏遗书本 。

31（清）汪师韩：《上湖纪岁诗编》，清光绪十二年汪氏刻丛睦汪氏遗书本 。 

32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清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51页。

33（清）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