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老宅”之八  藤架有绿

有一天中午，在市民中心食堂二号餐厅吃饭时，遇到了侄儿媳，她是四叔家的，在市红十字会工作。她说看到我在写《那座老宅》，因为她也曾在老宅中生活过，就问我有没有老宅的一些照片？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当年没有手机，连照相机也是稀罕之物，后来有了相机，却也没有好好地留点念想，如今老宅灰飞烟灭，只能差强人意地付诸笔墨，写些大致的印象。

搬离老宅后，当年的物件很少保留下来。我家现在还有一张方凳，无锡人叫“骨牌凳”，完全由榫头拼接而没有一根钉的那种，硬木的，很沉，一只手拿还有点吃力，兴许是当年厅堂里用的，虽然漆色已经几乎掉光，泛露出木头的本色，但依然十分扎实。我幼时，由于家里规矩很重，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母亲就用小碗盛了饭菜，用这张方凳当桌子，让我坐在小椅子上吃。我儿子刚开始能够自己吃饭时，我们也用这张凳子作为他的饭桌。再后来，大宝同样地也曾以此为饭桌。一张方凳，来自久远的过往，也见证了我们祖孙三代人的成长。

从小在大宅门里长大，当时同辈中我年纪最小，只有表哥表姐比我稍大几岁，但他们似乎比我更早成熟，所以我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玩伴。我所居住的四郎君庙巷很特别，巷首巷尾都是大户人家，但刚解放时巷子中段北侧是一片空地，后来陆续有一些外地人搬来，由于一开始他们搭棚屋居家过日子，所以那一片区域被称作“棚户区”。棚户区里孩子们平时玩的花样可多了，就男孩子来说，就有打玻璃弹子、飘“洋牌”（印着图案的硬纸片，火柴盒火花大小）、在泥地上用小刀划地争斗、扮演好人坏人打仗、躲猫猫什么的，跑来跑去，高声呼喊，汗流浃背，浑身泥灰，非常过瘾。可大家族的长辈们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到大门外去玩，声色俱厉：“不许和野佬小白相！”（不许和野孩子玩）

由于家规严苛，我只得在宅院里独自玩一些大人们所允许的“游乐项目”，比如抛铁环和打陀螺。当年家家都用木制的器具，木盆，木桶，上面都有铁箍，用久了，废弃了，就会留下一些铁制圆环，再用粗铁丝弯一个手柄，就可以“驾”着在院子里的藤架浓荫下、花畦红绿旁“驶”来“驶”去。前后院都是青砖铺就，在上面抽打陀螺很有成就感。陀螺，无锡话叫“打不（读Fe）煞”（打不死），其实，打打总要死（停下）的。或许，所有游戏的情趣，就在“不死”与“死”的重复之中。

老城里的生活一向平静，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生活资料都凭“供应本”和各种票证购买。居民户每人一个月25斤米、半斤油，煤球是以户为单位定量供应的，基数大约是100斤，多一个人再加10斤。当时的粮油供应站和煤球店都在学前街上，我经常帮着母亲去那儿量米、买油、“叫煤球”（付了钱，让煤球店的运输工送上门）。日杂店在四郎君庙巷巷尾的健康路西侧，家中大小习惯上称其为“巷店”，打酱油、买盐、拷醋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我去做的，因此，在现代网络语汇中见到“打酱油”这一说法，便会自然而然想到自己小时候拎着瓶子穿过巷子去巷店的情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供应体系总体上还算正常，但江南人吃惯了大米，一下子多出这么多面粉，只得开始学着做馒头等面食。粮油站里供应的山芋干很难吃，无论蒸、煮，都难以下咽，少年不知愁滋味矣！后来经历了种种苦厄磨砺，才明白，在艰难的世道，一日三餐能有口饱饭吃，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文革”中有一段日子，“停课闹革命”，闲在家里，真正的没事可做，只得帮着做一些家务，每天母亲买了菜回来，就帮着剥毛豆，拣豆芽、择菜什么的，那是耗时间磨耐性的事，往往噘着嘴，做得很不开心。比我大几岁的表哥表姐，有时会勉强带我一起玩，有一段时间，反正闲着没事，就在后厅里排演现代歌剧《江姐》，学着用四川腔调说里面的台词，我自然只有当小喽啰的份。不过，他们能带我玩，就很开心了。能够心情愉悦地融入某个集体，往往源于价值观的取向，倘若别人不带你玩，只能先找找自身的原因，想通了，也就释然了。

这一期间，我还看了许多书，其中一部分是表哥表姐从外面寻摸回来的，都是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包括《呼啸山庄》《红与黑》《战争与和平》《飘》《牛虻》《悲惨世界》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名著。当时我才四年级，还没有多少理解能力，但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至于说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能起到多大作用，在当时情形下，还确实是茫茫然的。

         （图片选自王磊先生图库）

                    201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