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老宅”之八 藤架有绿
有一天中午,在市民中心食堂二号餐厅吃饭时,遇到了侄儿媳,她是四叔家的,在市红十字会工作。她说看到我在写《那座老宅》,因为她也曾在老宅中生活过,就问我有没有老宅的一些照片?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当年没有手机,连照相机也是稀罕之物,后来有了相机,却也没有好好地留点念想,如今老宅灰飞烟灭,只能差强人意地付诸笔墨,写些大致的印象。
搬离老宅后,当年的物件很少保留下来。我家现在还有一张方凳,无锡人叫“骨牌凳”,完全由榫头拼接而没有一根钉的那种,硬木的,很沉,一只手拿还有点吃力,兴许是当年厅堂里用的,虽然漆色已经几乎掉光,泛露出木头的本色,但依然十分扎实。我幼时,由于家里规矩很重,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母亲就用小碗盛了饭菜,用这张方凳当桌子,让我坐在小椅子上吃。我儿子刚开始能够自己吃饭时,我们也用这张凳子作为他的饭桌。再后来,大宝同样地也曾以此为饭桌。一张方凳,来自久远的过往,也见证了我们祖孙三代人的成长。
从小在大宅门里长大,当时同辈中我年纪最小,只有表哥表姐比我稍大几岁,但他们似乎比我更早成熟,所以我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玩伴。我所居住的四郎君庙巷很特别,巷首巷尾都是大户人家,但刚解放时巷子中段北侧是一片空地,后来陆续有一些外地人搬来,由于一开始他们搭棚屋居家过日子,所以那一片区域被称作“棚户区”。棚户区里孩子们平时玩的花样可多了,就男孩子来说,就有打玻璃弹子、飘“洋牌”(印着图案的硬纸片,火柴盒火花大小)、在泥地上用小刀划地争斗、扮演好人坏人打仗、躲猫猫什么的,跑来跑去,高声呼喊,汗流浃背,浑身泥灰,非常过瘾。可大家族的长辈们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到大门外去玩,声色俱厉:“不许和野佬小白相!”(不许和野孩子玩)
由于家规严苛,我只得在宅院里独自玩一些大人们所允许的“游乐项目”,比如抛铁环和打陀螺。当年家家都用木制的器具,木盆,木桶,上面都有铁箍,用久了,废弃了,就会留下一些铁制圆环,再用粗铁丝弯一个手柄,就可以“驾”着在院子里的藤架浓荫下、花畦红绿旁“驶”来“驶”去。前后院都是青砖铺就,在上面抽打陀螺很有成就感。陀螺,无锡话叫“打不(读Fe)煞”(打不死),其实,打打总要死(停下)的。或许,所有游戏的情趣,就在“不死”与“死”的重复之中。
老城里的生活一向平静,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生活资料都凭“供应本”和各种票证购买。居民户每人一个月25斤米、半斤油,煤球是以户为单位定量供应的,基数大约是100斤,多一个人再加10斤。当时的粮油供应站和煤球店都在学前街上,我经常帮着母亲去那儿量米、买油、“叫煤球”(付了钱,让煤球店的运输工送上门)。日杂店在四郎君庙巷巷尾的健康路西侧,家中大小习惯上称其为“巷店”,打酱油、买盐、拷醋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我去做的,因此,在现代网络语汇中见到“打酱油”这一说法,便会自然而然想到自己小时候拎着瓶子穿过巷子去巷店的情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供应体系总体上还算正常,但江南人吃惯了大米,一下子多出这么多面粉,只得开始学着做馒头等面食。粮油站里供应的山芋干很难吃,无论蒸、煮,都难以下咽,少年不知愁滋味矣!后来经历了种种苦厄磨砺,才明白,在艰难的世道,一日三餐能有口饱饭吃,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文革”中有一段日子,“停课闹革命”,闲在家里,真正的没事可做,只得帮着做一些家务,每天母亲买了菜回来,就帮着剥毛豆,拣豆芽、择菜什么的,那是耗时间磨耐性的事,往往噘着嘴,做得很不开心。比我大几岁的表哥表姐,有时会勉强带我一起玩,有一段时间,反正闲着没事,就在后厅里排演现代歌剧《江姐》,学着用四川腔调说里面的台词,我自然只有当小喽啰的份。不过,他们能带我玩,就很开心了。能够心情愉悦地融入某个集体,往往源于价值观的取向,倘若别人不带你玩,只能先找找自身的原因,想通了,也就释然了。
这一期间,我还看了许多书,其中一部分是表哥表姐从外面寻摸回来的,都是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包括《呼啸山庄》《红与黑》《战争与和平》《飘》《牛虻》《悲惨世界》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名著。当时我才四年级,还没有多少理解能力,但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至于说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能起到多大作用,在当时情形下,还确实是茫茫然的。
(图片选自王磊先生图库)
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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