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老宅”之九  人生初课

幼儿园和小学，我都是在锡师附小上的。年代久远，加上当年懵懂，我只依稀记得我是从中班起才上的幼儿园，那时园舍在校区最南端的楼房里，锡师附小的大门朝北开在学前街上，所以进园要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底。那时，我十分懦弱，一次放学时，楼道里同学们挤挤挨挨，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大个子的同学，那孩子凶巴巴地对我吼：“你当心点！当心吃生活！”回家后，我很害怕，又不敢跟大人说，极小的年纪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第二天，我跟班上的一个颇有侠气的同伴说起了此事，他当时就拍着胸脯说：“别怕，有我呢，他敢？！”事实上，完全是我庸人自扰，那个被撞的大个子孩子，事后根本就没记在心上。但这是我人生中上的第一堂社会课，朦朦胧胧懂得了“朋友”两个字的含义。

锡师附小是当时无锡城里很少有的五年制小学，而其他小学都是六年制，教育的双轨制果然是源远流长。那时的我很内向，其缘由是我很小的时候，刚会说话不久，有一个下雨天，午睡醒来，突然就口吃了。大人说，这是阴雨天学口吃造成的。现在细想起来，心理因素或许更大一些，因为口吃，就唯恐说话结结巴巴，越急越口吃，一来二去，就害怕开口说话。自认为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老师在讲台上所讲授的任何内容，我都可以迅速地理解，但由于担心口吃，所以老师提问时很少主动举手作答。生理缺陷导致了性格缺陷，直到参加了工作，并逐步地有了一些职务担当，经常上台讲话之后，才渐渐地纠正过来。或许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自己年轻时不像同辈人中的佼佼者那样可以当众侃侃而谈、展露锋芒，因而丧失了许多“进步”的机会。

上四年级时，文革风暴乍起。虽然小学生的政治素养完全没有达到“革命者”的应有水准，但政治运动的裹胁力是惊人，学校里的正常教学秩序不复存在，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校长、教导主任等统统被打倒，课也上不起来了。一天，我到学校，班里的几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到了“红小兵”的袖章，戴在臂膊上，十分神气，吵吵嚷嚷地说要找纸找笔写大字报。我很好奇，就跟他们去看热闹。我们走出校门，从学前街向东走到中山路，对面有条弄堂叫“岸桥弄”，弄口有一爿群众百货商店，如今这弄这店早就拆除了，成了通衢大道学前东路的路口。进店后，领头的同学就跟店员说：“我们是锡师附小的红小兵，要写大字报，来取纸头和笔墨！”也是当年的奇葩，店员果然就立马取来了纸墨笔递给了我们，无须付钱，只要在一个本子上签个字。回到教室，大家开始动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他们来问我，我也实在想不出能写什么。大家吵吵嚷嚷了一阵子，也没有争论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推托说还有事就先走了，至于他们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没过多久，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学校就停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小学毕业。到了1968年，突然又通知我们去上初中了。按地区分配，我进入了市七中（后来改为江南中学）。入学时，要求每人写一篇作文，大约正好是国庆前后，所以写的是歌颂祖国的题材。当时写了些什么全然记不起来了。过了几天，去上学时，我的作文被抄写成大字，贴在了校门口，作为全校表彰。由此殊荣，我一进中学，就被任命为班长。

不过，这在当时叫“学习班长”，班里另有“政治班长”。我进七中不久，学校就进驻了“工宣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尤其像学校这种所谓的“上层建筑”，当然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控。进驻七中的工宣队由国棉二厂（庆丰厂）派出。随着工宣队的进入，国棉二厂革委会领导层的子女，也纷纷从原本的厂职工子弟学校转来。转到我所在班的有两个，分别姓包和姓韦。包姓者根正苗红，就当了政治班长。不过，这是台面上的说道，私底下，我和他俩处得很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来自工厂，有豪气，讲义气，比较投缘。于是，班里的大事小情就由我们俩商量着来，加上班主任是归国华侨，姓彭，矮个，挺通情达理的一位小老太。三方和谐，班级生态良好。

当年讲究学工学农。学工没有实质性地推进，只是到国棉二厂去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当时会场闹哄哄的，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厂里给每人当场发了一个清糠饼、一碗野菜汤。说实话，那饼子虽说有点硌喉咙，但多少加了点盐，吃起来还是蛮香的。

学农是正儿八经进行的，我们扛了被头铺盖，来到无锡东北角东湖塘乡的一个村子里，在生产队仓库里摊地铺，自己买菜起伙，每天由生产队派活下田。我是班长，充任事务长，每天清空老早和彭老师一起，带两三个同学去镇上买菜。彭老师挺有意思，每次买完菜，总让我们另外买些小吃，油饼啊，包子啊，油炸小鸟啊，还说不用花“公堂钱”，由她自己掏腰包。天晓得！原本以为非常清苦的学农生活，竟过成度假自助游似的，蛮开心的。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班里的一些同学就陆续接到通知，他们的父母要下放了，有的家庭还要带他们一同下去。这样，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面临瓦解。正如诸位所知道的，在挣扎了一段时光之后，我也去了苏北大丰，告别了善解人意的彭老师，告别了相处甚好的同学们，告别了夜月清凉的老宅，依依不舍，前程茫然，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后来的现实却给我们开了一个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玩笑。因为我们那一届是70届，我到大丰后不久，上一届即69届就开始分配工作，紧接着，我班上留在城里的同学们也相继分配到了无锡机械系统的各大厂，包括柴油机厂、通用机械厂、压缩机厂什么的，跻身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让当年执意要带我一同下放的母亲后悔不已。令人玩味的是，当我在苏北农村待了8 年、在宜兴煤矿又待了8年，重新回到城里进入政府机关时，我的那些分配到各大厂上班的同学，大部分又都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