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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史3—隋唐

        历经300余年的南北朝对中原大地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巨量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直至隋朝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这块伤疤才得以复原。

        隋朝的建立虽然不到四十年,但是这个如昙花一现的庞大帝国却为唐宋道教的空前发展和高度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为道教日后的兴盛和理论的大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是道教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既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朝对道教大力扶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虽然主要崇尚佛教,但对本土宗教-道教也甚是重视,在当时施行佛道并容的政策。据《隋书》记载,杨坚出生于寺庙之中,自幼由尼姑智仙抚养长大,直到十三岁时才还俗。由于自幼在寺庙之中长大,佛教对杨坚的影响很深,直到他当了皇帝后更为深刻,但基于封建统治的原因,他对道教也并未忘记复兴,在其夺取后周政权时,道教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书·来和转》记载: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年),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杨坚其年号‘开皇’亦是道教经典中开劫年号之一。

        杨坚死后,其子隋炀帝杨广也是对佛道两家俱为推崇,当其还是晋王时,便对道士徐则甚是推崇,请教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其夺取帝位。《隋书·徐则转》中有记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的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

        隋的统一也促使了当时道教南北的合融,这种合融以茅山派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所修的上清法脉传入北方,被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

        隋末,杨广骄奢淫逸,伦常崩坏,各路起义不绝,其中大多数人对李渊父子抱以较大希望,纷纷投入麾下,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茅山领袖王知远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李渊称帝后对楼观道大肆奖赏,多增建道观宫殿。道士王远知本和杨广较为亲近,在隋末时眼见天下涂炭,得授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李渊登位后,拜授其朝散大夫。王知远不仅相助李渊,并于初唐早期唤李世民为‘圣人’,预言李世民‘方做太平天子’。

        在李世民和其兄长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则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对王知远更为器重。王知远历经齐、隋、唐三朝而圣恩不落,为茅山成为当时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李氏王朝和道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初唐几位君主对道教大力扶持,武德八年,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地位在儒教、佛教之上,制定了道教为唐朝国教的崇道政策。贞观十一年,李世民继李渊之后又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下诏之后佛教徒抗旨不尊,被太宗令训斥,众僧饮气而还,其中僧人智实不奉召,被杖责朝堂之上,次年病死。贞观十三年,僧人法琳毁谤老君,被太宗流放益州,死于途中,此间种种给予了佛教沉重的打击。

        永徽五年(654年),高宗李治于寺庙中召太宗时才人武则天进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与朝政,时称天后。显庆五年(660年)后,武则天欲立周取唐,便依靠佛教大肆宣扬篡权夺位的舆论,在原有佛教“并不允许女性成佛”的环境下大肆汲取道教神灵充作佛教神灵,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便是将道教的‘慈航真人圆通自在天尊’改名换姓变成了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佛道地位又发生了改变。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诛杀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张昌宗,迎中宗李显复位。景龙四年(710年)六月,皇后韦氏勾结佛教实力与武氏残余势力毒杀中宗李显,妄图效武则天而称帝,其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率兵勤王,斩尽韦、武党羽,拥立睿宗李旦,不久之后,睿宗传位李隆基。

        玄宗即位后,鉴于佛教屡屡助外戚祸乱朝政,更为大力推崇道教,促进了道家的发展,形成了道教在唐代的全盛时期,期间,玄宗采取几大措施巩固道教地位。

       其一,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先后追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其二,再次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下令‘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州县官吏无权处罚,须按道格处分。于开元九年,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赏赐甚厚,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为尊宠,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其三,规定天下各州皆须遵守道教科仪、节日制度。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设置玄学博士,并令士庶家庭必须收藏《老子》,天宝元年二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典籍为真经,玄学博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其五,规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疏,颁示天下。其六,收集天下道书整理编纂,玄宗亲自作序,其书名为《三洞琼纲》,这是历史上第一部《道藏》。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作《玄真道曲》,李含光作《大罗天曲》,贺知章作《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和天宝四年,玄宗先后自创《霓裳羽衣曲》和《紫薇送仙之曲》,演奏于太清宫。

        安史之乱,道教受影响颇大,诸多秘藏被付之一炬,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其后肃宗李亨平定安史之乱,继续大力发展道教,使得道教在唐朝中期又逐步恢复过来,其后数代君王亦是如此,其中以武宗李炎尤为突出。

        武宗崇道抑佛,于天下拆除佛教寺庙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僧人多奔往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游僧入境皆斩之,此次事件世称会昌灭佛,是唐朝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唐代道教一些有德之士不断吸取众家之长,对道教教义、教理和修炼方术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涌现了大批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李荣、张万福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成为解释《老子》学说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

        道教在唐朝的迅速发展,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多高官隐士向道之心不绝,其中不乏诸多名人,例如徐茂公、李白、杜甫、孙思邈、贺知章、吴道子、魏征、袁天罡、颜真卿、唐伯虎、李林甫等等,借由盛唐,道教的影响力不仅影响中原,还影响了周边诸多小国,如高丽、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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