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新政：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等同相应学术期刊，好消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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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新政：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等同相应学术期刊

文|徐雷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教师，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近日，浙江大学出台《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其中，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可认定为相应级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用于职称评审，引发网络热议。点赞支持者有之，认为此举开学术评价之先河，打破了唯期刊的传统评价模式，能促进互联网时代社科成果向大众的普及；反对质疑者也有之，认为混淆了新媒体作品和学术发表的界限，会影响高校学术的专业性，可能在职称评审中带给“投机者”更大的操作空间。

应该说，浙大新政以新媒体作品的“影响力”为评价标准，区别于以“学术性、专业性”为评价标准的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创新幅度不小，引发各界不同解读也属情理之中。但激辩之余，笔者认为，应提高对新政的容错阈值，允许试错，听言观行。

Ÿ新政的出发点在于激发高校、教师的公共服务活力

首先，此举迎合了现代大学职能的发展趋势。传统大学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基本职能，而现代大学则发展出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职能，在反哺社会，推动内涵发展中显现了独特的价值。承认核心媒体“两微一端”作品的影响力标准，无疑将极大地提高教师从事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引导教师更加主动地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进而更好地发挥现代大学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为教师评价考核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机制选择。考核评价是高校教师选聘、任用、薪酬、奖惩、晋升的基础和依据。在教师分类评价的大背景下，对于教学、科研型教师，其成果可以以教学业绩、学术论文来呈现，而对社会服务型或称公众型教师，则缺乏统一的成果范例和认定标准。对优秀新媒体作品的接纳，则补齐了这一缺口，充分肯认社会服务型教师的思想、学术价值和舆论影响力，明确了评价标准。此外，也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师提供了角逐权威核心期刊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引领他们跳出定势圈子，拓展以优秀新媒体作品服务社会的可能性。

Ÿ应肯定浙大推进出新政做出的努力

事实上，政策出台并非像一些质疑所称“拍脑袋”的即兴之作。首先，就前期论证而言，经历了“半年”时间，经“多部门研究讨论”、“校务会审议通过”。其次，从申报标准来说，一是评价层级确定，以权威、一级、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为参照物来区分评价层级；二是媒体范围指定，分中央级媒体、其他主流媒体、重要商业门户网站、获网络文化评选奖励等指定类型；三是刊发平台特定，既包含传统平台如报刊、杂志，也及于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和移动客户端；四是影响力标准固定，即重大网络传播为20家主流媒体转载，较大网络传播为10家主流媒体转载或微信10万阅读量。此外，从认定程序来说，并不是达到传播标准即可，而是要经过专家委员会认定后方可纳入职称评审。

Ÿ新政的改进方向重在完善细节

当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孤独的，因为并无前例可循，自然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好的出发点需要周密的筹划和落实，对于暴露出的争议问题，校方应及时反思，完善细节。一是单一的“阅读量”标准是否合理，可否借鉴学术评价机制，适度引入程序性的外部同行评价、匿名评审等；二是如何防范新媒体作弊行为，尽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获得认可并不容易，但对于新浪、搜狐等商业门户网站来说，快速提升转载和点击率并非不具“操作空间”，时下流行的发红包求点赞等刷阅读量的投机行为，可能滋生新的评价不公；三是成果认定仅由宣传部门主导，而使专职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旁落，这一做法是否符合学术自治的理念；四是“网络文化评选奖励”的标准设定是否失之于宽，且不提各类评奖经常掺杂过多的人为因素，单从技术方面讨论，只区分省部级、司局级奖励，而未明确具体奖项的做法，很可能引发普通参与奖、鼓励奖能否获得申报资格的争议。

从整体来说，浙大新政传递了高校试图校正“科研畸重”积弊的积极信号，尽管存在不足，但瑕不掩瑜。以发展眼光视之，对于改革者的努力，我们不妨稍安勿躁，让新政多飞一会儿，以包容的心态而非口诛笔伐释放更大的善意，或至少持一种观望的态度，给予一些时间和舆论空间，使改革者充分吸收建议并加以改进。毕竟，更加全面，更为合情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既是高校管理所追求的目标，也符合教师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