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老子注”玄学化突出，而诗歌化的后果更是以辞害意
世传《道德经》文本，定型于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方仙道开山祖师河上公。魏晋时期，经学家王弼的《老子注》从河上本校勘而来，这两种版本《道德经》，分别带有方仙道家和玄学家的思想倾向，影响深远。
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直至宋明理学，在两千多年的老子文化发展史上，炼养和玄学，尤其是魏晋玄学思潮，成为“解老注老”的主流。
传本《道德经》的“道可道”章排在道经“第一章”的位置，而战国时期韩非子的《解老》和楚简本《老子》，“道可道”一章不是后排就是没有。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轪侯墓，出土了包括两种帛书《老子》在内的大量先秦古籍，1993年，考古学家在湖北荆门发掘了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环渊（？）墓。对于这两次大批量集中发掘的文物，饶宗颐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内容编排与文本结构，专家们认为：《老子》文本因时而变，比如：具有断句性质的虚词被删掉；文本内容愈来愈整齐而对仗，文学化、诗歌化倾向愈来愈明显，早期古朴从容而舒缓的散文式行文风格，通过删改文字，变得急促而直白，结果造成断句随意，核心思想被弱化和转移，玄学化、宗教化意味冲淡了《老子》本意。
帛甲本《老子》不避讳刘邦，更不避讳刘恒、刘弗陵，这说明帛书应该抄写于西汉之前，其母本应源于战国时期。而楚简本《老子》直接把抄写年代上推到公元前500至400年间。
当然，版本流变的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文化演化过程，不等于说文本就是河王二人篡改的，
以《老子》第一章为例，属概念天地与种概念万物的混乱，造成“有”与“无”的分裂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1、传本《道德经》没有表示断句的“也”字，因此断句可以各以己意，河上公断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唐代李约断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王安石、司马光对“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断句为：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8个断句性质的虚词“也”，直接杜绝了随意断句的可能性。
2、传本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用来定义“天地”之始，“有名”用来定义“万物”之母，把“天地”这个“子概念”，从“万物”的“母概念”中剥离出来，等于认为“先天地，后万物”，更与“两者同出”的表述形成逻辑冲突。
传本《道德经》的编校者忽略了河王的注文，比如王弼注：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为万物母也。可见王弼原文不是“天地”与“万物”并举，只有“无”“有”相对于同一个事物“万物”而言，才能与“两者同出”一致。
在《老子》中，“恒”“常”并存，但用法不同。在叙述句中，“恒”通常用作修饰副词，比如“恒道”、“恒德”、“恒名”、“恒善救人”等等，表达的是“独立而不改”始终如此的大道属性，不能用作名词。但《还吾老子》的作者沈善增把“恒”作为名词概念“实在”，“道”却成了“恒”的一部分，最是莫名其妙。
而“常”则通常作为名词，比如：“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袭常”等，表达的是稳定持久的道理或状态。
3、“恒无欲”和“恒有欲”被错断成“恒无，欲以”，“恒有，欲以”，把“无欲”、“有欲”硬生生地割裂开来，造成章句的支离散乱，给后人断章取义、各取各需埋下伏笔。
4、为了使“以观其所徼”跟“以观其妙”形成偶句，传本删掉了“以观其所徼”的“所”字，使动词“所徼”变性为名词。
而河上公、王弼的注文却有“所”这个字，河注：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有了“所”字，就由简单的陈述句变成了对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分析表达。
5、帛书《老子》的文本，是“两者同出”，《道德经》在“两者”之前加了个“此”，把“两者”局限在了与“此”字紧密相连的“妙与徼”，将老子的开放性思维局限在了“此两者”之内，排除了“此两者”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比如“母”与“始”、“无”与“有”等。
6、传本是“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帛书是“异名同谓。玄之又玄”，前者表达的是“两者”都是“玄”；后“两者”指向同一个目标，表示的是“微妙之中有微妙”，众妙无穷。
大意：
世俗认识上的一切可道之道、可行之道，都不是恒常之道，一切可名、可称之名，都不是恒常之名。无形无名是万物的原初状态；有形名时，它是万物的母亲 。
始终“无欲”，可以静观万物原初萌动的微妙；始终“有欲”，可以动观万物之所以殊途同归的原因。
“始”与“母”同出于道，不同的名称指向同一个道，但“始”与“母”都不是其真名，所以说道杳冥又杳冥，是“妙无”和“徼有”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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