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6年,可谓是“中医是非年”。沸沸扬扬的炒作背后,古老国粹的现代走向倍加令人关注。为此,畅销书《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红博士接受本报专访——
对于这些民间的神奇 不要一听就抡起“科学”大棒去砸
人物简介
刘力红,广西首位中医博士,现任广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师,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善用中医传统经典方剂治疗疑难病症,著有专著《思考中医》、《开启中医之门》。
其中《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重视经典、学习经典”的热潮。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授看到此书后,盛赞:“吾道不孤,后继有人矣”。
核心提示
三年前,一本专业著作《思考中医》忽然在国内走俏,其对中医传统的追寻与对“现代化”的反思,让很多中医“门外汉”也追捧,掀起了一股至今不衰的“中医图书热”。
该书作者、广西中医学院博士刘力红由此一鸣惊人,隐隐然成为国内中医界中青年领军人物。但此后尽管图书多次再版,但刘力红似乎又沉潜了下去。
回首2006年,可谓是“中医是非年”,韩国拿中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英国封杀何首乌等中药、国内130多网友炮制“网上万人签名废除中医”的闹剧,沸沸扬扬的炒作背后,古老国粹的现代走向倍加令人关注。
在近日广东举行的中医传承高级论坛上,记者“逮”住了刘力红。48岁的刘博士其貌不扬,神情淡定。谈起这些“热点”,从容的话语中透出一种执著:“我从来不开西药,但我不反对西医。”
思考
目前国内院校的中医教育,违背中医规律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老师您好。很多读者都很关心,《思考中医》之后,刘力红又做了什么?
刘力红(以下简称“刘”):《思考中医》出版后,我接到了太多的电话和书信,有这么多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在关注中医、思考中医,让我很感动。
读者的反馈也促我思考:不管当前中医的争论多热闹,最关键的是要行动,尽快培养起一批相信中医、有过硬本事的“铁杆中医”,有了这帮年轻人,中医传承才有希望。否则就算国家开再大的中医会议,有再大的领导宣传中医,也是空话。
所以我在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想培养一些年轻人。
记:您一直强调,传统中医是靠“师带徒”言传身教,而目前国内的院校教育违背中医规律,往往培养出一批功底不牢、“会开中药”的学生。那么您这个临床研究所如何克服这个毛病?
刘:现在广东省中医院聘请全国名老中医抽空来医院带徒,这是一种模式。但名老资源毕竟有限,而且他们年事已高,事务繁忙,要真正挤出时间传授不容易。所以,我们瞄准的是一些有真实本领、但尚未被体制认可的民间老中医。抢救这些人身上的“绝活”,更具迫切意义。
例如,这两年渐渐为人熟知的山西灵石老中医李可。2004年上半年,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博士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道李老,我答“不认识”。于是,他给我寄了一本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这本书让我大受触动。以前,人们总说中医是“慢郎中”,在危急症方面不如西医,但李老近50年的临床经验证明,中医在危重急症方面也大有作为。他擅用大剂量附子,附子是热毒药物,药典规定一般只能用15克,但他敢用到100克、500克,自创“破格救心汤”成功地治愈了千余例心衰重症病人。我赶到山西拜李老为师。
发现
这样的中医大师,连他们学校人事处都不知道
记:据说您拜过10位师傅,包括最近火起来的四川“卢火神”。
刘:是的,其中磕过头的有六七位。卢崇汉老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是“扶阳派”传人,这一派从清朝开始,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以姜、桂、附为主药,下手扶持人身阳气为先,被称为“火神派”。现代常见的“上火”现象,普通都是以消炎清热为对治,但他认为其实质为阳衰阴盛导致阴阳格拒,从而阳气外浮所致,其治疗方案仍旧是扶持阳气。
他是祖父卢铸之、伯父卢永定两代巴蜀名医一起栽培出来的,60来岁,我跟过他查房,卢老师对疾病的发展分析非常准确,第一步、第二步会怎样都判断如神,让我非常震撼,这是我在国内其他老中医身上都没看到的。但这样的中医大师,连他们学校人事处都不知道。
今年元旦我正式拜师,协助卢老师出了《扶阳讲记》,在业界引起关注。除了李老,明年我想争取邀请卢老师到我们研究所定期带徒。《思考中医》出来后,常有年轻人想拜我为师,我说,其实我是纸老虎,尚不足为师,但我可以为你们挖掘真正的师。现在研究所有10几个研究生,另外在学院体制之外,还将选择一些热爱中医、人品和文化根底都好的年轻人来进修拜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记:传说您还挖掘了一些不是中医、但治病很“神”的人?
刘:这就是所谓的非药物疗法。东北有个“刘善人”刘有生,60几岁的农民,曾受业于写《诚明录》的民国奇人王凤仪这一派,专门“说病”。他是佛家弟子,全凭一张嘴,说透病人的怒恨恼怨烦,以致病人或汗、或吐、或泻,由此疾病得愈。全国有很多奇难杂症的病人慕名找他,看病一律不要钱。
我到黑龙江拜访过他,亲眼见到一名中年妇女腋下长了一个肿块,有鸡蛋大,多年来治不好,被“刘善人”一说病,看似讲别人其实都说的是她的心结,那妇女现场就笑得前仰后翻,忽然跑出门哇哇大吐,一会儿肿块就消的只有花生大小。
记:这有没有“科学根据”?
刘:这跟中医理论有相通之处,中医认为肿物是气血郁结所致,他用话巧妙解开病人心结,心情一好,气血畅通,肿物也就消了。我觉得,对于这些民间的神奇,不要一听就抡起“科学”大棒去砸,简单地否定掉,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思考的东西。现在我已经派了一个研究生,跟了“刘善人”半年,在研究、总结。
不平
对科学的简单化理解,正在成为新的迷信
记:说起“科学”,今年所谓的“反伪科学斗士”方舟子等人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攻击“中医不是科学”。对此,您怎么看?
刘:我觉得首先要看怎样介定“科学”的内涵,如果只是简单按照西医的那套简单化标准来衡量,那么我觉得,中医不叫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可以,但不妨碍它的疗效和理论。
现代以来,“上帝死了”,但对所谓“科学”的简单化理解,正在成为新的迷信,会扼杀很多东西。其实,“科学”本身也在发展,在不停否定、修正自身。其实西方医学发展到今天,也早已认识到过去简单的“生物人”模式的落后,其发展趋势与中医的整体观理念契合。
记:不过一些年轻人还是感觉,中医讲阴阳、五行、六淫,这些术语好像太玄了?
刘:这些是中国古人看待世界的一种话语,其实可以做些现代翻译。例如你讲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其实就是讲究人所处的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举个例子,今年夏天广州蚊子多,闹登革热,但现在你看公园里还有没有蚊子、还有没有人得登革热?为什么没有?冬天了,天气冷,抑制了蚊子繁殖传病。这可以反映中西医治病的差别:蚊子就好像病毒、细菌,西医会拼命去研究杀虫剂杀蚊子,但对人体也有害,而且随着抗药性的提高,这些杀虫剂,也就是抗生素、疫苗之类的,也必须不断更新换代,投入大量的资金,否则就治不了病。而中医则不急着杀蚊子,而是找另一条道路,通过药物等手段改变人体的环境,从“夏天”调整到“冬天”,“蚊子”就自然少了。这和现在医学发展趋势很相近。
记:您这样解释就好懂了。其实老百姓对中医是很有感情的,可惜现在这种“科普”太少了。
刘:中医其实是和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我们很需要一批像陆广莘陆老这样兼通中西的“通才”,就像我第一个师傅李阳波说的,能站在传统的后沿、现代的前沿,用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去诠释中医,以理服人。例如,现代医学前沿研究基因、分子生物学,趋向于个体化,就向中医靠拢。我的《思考中医》就是这样的尝试,尽管还不成熟。
现实
培养的中医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多改弦易辙?
记:中医有许多优势是西医没有的。
刘:是。中医有“简、便、廉”几大好处。“简”是指中医理念简明,普通百姓都明白。但目前国内对中医缺乏文化普及教育,学生在小学或初中就能接触“受精卵”等基础西医理念,而课本里压根儿就没有多少中医的文化观念。“便”是指中医对治疗时间、地点和方式没有过多限制,中药、针灸、按摩都能治病,而西医则对医疗设备和场地有特别要求。民国时中医曾几次遭封杀但都渡过难关,就是因为中医具有西医没有的效果。“廉”指的是中医的治疗价格低廉,西医治疗费用动辄上百上千元,而中西一张处方不过十几元,对于国内的老百姓来说非常合适。
记:在《思考中医》这本书里,您要给读者传递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刘:两个字概括,就是:信心!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当今更显得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都是很有关系的。
我拜访了邓铁涛教授。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你在中医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入门,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是全部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关键。几十年的现代中医教育培养的这么些中医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改弦易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半途而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身为中医却在完完全全地行持西医之道?实在地说,就是因为缺乏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一个潮流、一个风浪就把你打趴下了。
记:您认为该怎样树立信心呢?
刘:我想建立信心无非两个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感立信当然是指感性的方面,而这方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师徒相授。我对中医的真实信心,其实就是在跟师的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师徒授受,传统的师徒生活,这个感性很方便地就被传递了,而通过这种方式,学人是比较容易生信的。
相比之下,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中,这个感性是很难传递的,要传递的也是比较糟糕的感性。这就使得中医的立信之腿无形中少了一条,加之在现代的中医教育中,对经典的重视程度每况愈下,如此一来,另一条“从理立信”的腿便也变成了瘸的。只一条腿,还是瘸的,怎么能走好路呢?那当然就只有用西医作“拐杖”了。这,其实就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医界、中医教育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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