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长着东方的根（黑色雅典娜）书评

有一个很久以来一直不大受质疑的文明谱系图：古希腊催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萌发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带来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引发了现代化。这个按顺序编列的道德成功史本身已经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深刻反省，而《黑色雅典娜》则对准了这个神话大厦的基石，它论证了这样一种可能：作为西方文明根源的古希腊文明，其本身就深受东方文明（尤其是埃及）的影响。

吊诡的是：正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神话早已深入人心，所以《黑色雅典娜》才获得那么大的成功：它在出版之后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早已不是一本专著的问题，而演变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学术事件。这就犹如中国人几千年来相信远古存在三皇五帝和一个黄金时代，但在顾颉刚的古史辨学派猛攻下发生了剧烈的动摇，由此爆发激烈的争辩，不仅带动上古史领域的学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一种强烈的怀疑、批评精神，渐渐渗透和影响了文史研究的不同领域，乃至政治认识。

正如书中所言，在回顾西方文明起源的历史认识时，一个最明显的矛盾是：虽然近现代以来西方人通常总是强调古希腊文明的雅利安根源（他尖刻地嘲讽说，这就好像认为古希腊文明像雅典娜的诞生一样，一下子就“以相当超人的方式几乎全副武装地跳了出来”），但古希腊人自身却常常承认埃及是个更久远和发达的文明，也承认受其影响。那么到底谁说得对？

当然，古人未必就一定对——罗马传说还将自己的始祖与特洛伊王族挂上钩，很难说这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神话；但关键在于，那些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天然具有优越性的雅利安人所独立创造的观点，也是一个不断建构出来的现代神话。显然，要证伪后者更容易入手。《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本思想史著作：它追溯和分析了“雅利安模式”是怎样逐渐修正和推翻“古代模式”，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世界的主导观念的。

在作者看来，这与任何时代的思想一样，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雅利安模式中隐含着当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的欧洲人的自尊和傲慢，有时甚至是露骨的种族优越感。西方人在解释自己眼下的成功和优越性时，归结于某种“本质”的东西：精神、语言结构、种族，因而早先对埃及和东方的崇拜被逆转，即便希腊的文化遗产是近代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那里转译过来了，他们也只被看作是图书管理员，而非有创见的思想家。

强调希腊文化的本土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中心主义情绪在作怪。除了极少数特例外，绝大多数文明的起源都很难说是独创的。只不过在近代以来的欧洲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看来，“希腊不仅是欧洲的缩影，而且是欧洲纯洁的童年”，因而无法忍受希腊深受亚非“低等种族”影响的结论。早期的欧洲人还比较尊敬埃及文明，而到18-19世纪，埃及和整个东方都已在西方人眼里被看作是本质上病态和无生命力的了。书中无情地嘲笑了那个时代的种族和进步观念：文艺复兴人并不确定古埃及人的肤色，热爱埃及的共济会成员往往把埃及人视为白人，但19世纪初的希腊狂们开始怀疑埃及人不是白人。这不免也让人想起中国人的遭遇：早先中国人也曾被欧洲人视为白人，但后来渐渐“变成了”黄种人。吊诡的是，书名是《黑色雅典娜》，但作者也不能确定古埃及人是否是黑人，虽然这里“黑色”仅仅是一个比喻。

其实希腊受古埃及和腓尼基文化影响，原本是不值得惊奇的。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加深的、相互影响的网络，那些最孤立的文化通常最落后，而能与外界不断交流学习的文化才能获得不断成长。欧洲文明之所以最早诞生在遥远的地中海岛屿克里特岛上，无疑也正是因为在远古时代，这里相比欧洲任何其它地区，距离埃及、腓尼基等当时发达的文明中心最近。在A.T.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中，这个古波斯史的权威就曾说：“好奇的希腊人似乎像他们的前辈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一样，不过是古代东方文化的学习者。”他甚至认为“希腊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从任何一种意义上来说，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都可以被认为是东方世界的成员”。

话虽如此，要证实“雅利安模式”是一种有待批判的东方主义观点而非客观的学术论点，这需要坚实的证据。这一学术事件中的很多争议也正是集中在此，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论断是否成立——他究竟是指出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理，还是仅仅用政治正确来取代学术研究的外行人？在1987年发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之后，马丁·伯尔纳又陆续在1991年和2006年发表第二、三卷，分别运用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鉴于有关的争论在这20年间早已沸反盈天，他在2001年还专门出了一本Black Athena Writes Back来回应批评和反对的声浪，其中举证埃及学、古典学、历史文献、语言学、科技等诸方面的证据，表明古希腊毫无疑问从东方借鉴学习了大量先进文化，例如，希腊语词汇中可能有多达20-25%来源于古埃及语，而希腊神灵和诸多地名的语源也出自埃及。这方面语言学证据确实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语言是雅利安模式中的至圣所”，被视为民族独一无二精神的根本体现，而且它也是为数不多的证据来源，但语源学的解释不可否认地容易有诸多推测和争论：根据周及徐的论证，汉语甚至有许多关键词汇与印欧语同源。

马丁·伯尔纳在撰写这本学术著作时并不掩盖自己的政治意图：他想要反驳和颠覆欧洲中心论的最基本假设之一，即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方（尤其黑非洲）一直是被动的旁观者，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是合理的。这是《东方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一系列著作的共同信念，即“观念史研究是走向精神解放之必需的一步”（凯恩斯语），通过揭露那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使非西方人从自卑情结中获得解放。然而这也要提防一种“西方主义”的陷阱：即反过来认为欧洲只是东方力量或影响的一个被动受益者。有些人走得太远，竟发展出一种非洲中心论，认为非洲是所有文明之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也绝不是《黑色雅典娜》的本意，因为这无异于重复了此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