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虚相得”发病观的临床意义
认识邪正间的斗争消长关系，正确理解正气和邪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对临床上把握疾病的病因病机、指导防病治病有重要意义。
（一）邪气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其致病作用，但并不能说外因在发病过程中不重要，只有内因才是决定疾病发生与否的根本因素。其实，外因同样亦对疾病的发生起决定作用，如果没有邪气伤人，何来疾病发生?因此，不能轻视邪气在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应该说，两者同等重要，同样是疾病发生与否的决定因素，只有这样去认识外感病的发病机理，才全面、准确。
有人以《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据，认为《内经》强调的只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的误解。《素问遗篇·刺法论》中除了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外，紧接其后尚指出要使“五疫之至，不相染易”，必须“避其毒气”。可见，《内经》对外感疾病的发病，并非只强调内因而不重视外因，而是把内因与外因作为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影响的重要因素来认识，认为两者同是发病的必要条件，并无轻重主次之分。
亦有人以“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理论强调正气在疾病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以鸡蛋能够孵出小鸡，而石头不能孵出小鸡为例论证其观点。其实，外因与内因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作用只能相对而言，虽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外因往往是引起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亦可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在外因相同的条件下，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适宜的温度中，鸡蛋能孵出小鸡而石头不能。但是，在相同内因的条件下，外因又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能够孵出小鸡的鸡蛋，能否孵出小鸡又决定于环境温度适宜与否。只有这样去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才客观、准确。联系到疾病的发生，正气强盛者固然可以抗邪于外而不发病，但如果邪气更强，超出了正气的抵抗能力，则亦难免发病，故《素问遗篇·刺法论》才有“五疫之至，皆相然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之说。因此，只有理解内因与外因、正气与邪气在发病中的作用，才能正确领会《内经》“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发病观。
（二）“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发病原理的临床指导意义
一些人治病不分邪正虚实，滥用滋补，还美其名曰“扶正以祛邪”，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借口，这其实是对中医发病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歪曲，亦是影响疗效，造成临床治疗差错，甚至引致医疗事故的重要原因。临床必须遵循“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发病理论，审察邪正之间的盛衰消长关系，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泻实补虚治疗法则∶
1.邪气盛而正气未虚
必须以祛除邪气为急务，不可以“扶正以祛邪”为借口滥用补法，否则补药不唯不能扶正，反而将“资敌以粮”而助长邪气。俗语所说的“人参杀人无罪”，正是对滥用补法危害性的慨叹。
《古今医案按伤寒》∶“一妇人患热入血室，医者不识，用补血调气药延滞数日，遂成血结胸，或劝用小柴胡汤。许曰∶小柴胡已迟不可行也，唯刺期门穴，斯可矣。予不能针，请善针者治之。如言而愈。”
按 本例伤寒热入血室，误用补法，使邪气炽盛内结而成血结胸，许叔微认为“小柴胡已迟不可行”，盖因小柴胡汤中有人参等药，功擅和解而驱邪之力较缓，故用针法刺期门以急祛深入血室、内结胸胁之邪。
2.邪气炽盛，急剧损伤正气
急祛邪气以顾护正气。邪气不除，则正气亏损的根源不去，故当以祛除邪气为急务，祛邪以存正，前人有“釜底抽薪”之说，张仲景《伤寒论》中对于少阴病三急下证用大承气汤，即是其例。当然，如果情况许可，在祛邪的同时亦可考虑兼顾扶正，如《伤寒六书》用黄龙汤（大承气汤加人参、甘草、当归、桔梗、姜、枣）治伤寒阳明里实、燥屎内结而正气亏伤者。
《古今医案按·温热病》∶“（张璐玉）又治黄以宽，风温十余日，壮热神昏，语言难出，自利溏黑，舌苔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误用发散消导药数剂，烦渴弥甚。张石顽曰∶此本伏气郁发，更遇于风，遂成风温。风温脉气本浮，以热邪久伏少阴，从火化，发出太阳，即是两感，变患最速。今幸年壮质强，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证虽危殆，良由风药性升，鼓激周身元气，皆化为火，伤耗真阴。少阴之脉不能内藏，所以反浮。考诸南阳先师，元（原）无治法，而少阴例中，则有'救热存阴，承气下之’一证，可借此以迅扫久伏之邪。审其鼻息不鼾，知肾水之上源不绝，无虑其直视失溲也。时歙医胡晨敷在坐，同议凉膈散加入人中黄、生地黄，服后下溏粪三次，舌苔未润，烦渴不减。此杯水不能救车薪之火也。更与大剂凉膈，大黄加至二两，兼黄连、犀角，三下方能除热。于是专用生津止渴，多服而愈。”
按 本例风温两感，太阳少阴俱病，而误用风药，以致火热炽盛，伤耗真阴，张石顽秉“救热存阴，承气下之”之旨，先用急下存阴之法，祛除邪气以顾护正气，然后再专用生津止渴，治疗先后得当，故能挽救危亡。
案举
3.正气过虚，引致邪气炽盛或羁留不去
扶正为主，兼顾祛邪，避免因祛邪而伤正，因补虚而助邪。例如，《脾胃论》麻黄人参芍药汤（人参、黄芪、当归、芍药、炙甘草、麦冬、五味子、麻黄、桂枝）治虚人外感吐血，即是在扶正补虚的基础上用麻黄、桂枝解散表寒。
《名医类案·伤寒》∶“一人年近五十，大便下血，脉来沉迟涩，面黄神倦者二年矣。九月间因劳倦发热，已自服参苏饮两帖，热退。续早起过劳遇寒，两手背与面紫黑，昏仆，少顷复醒，大发热妄语，口渴身痛，至不可眠。脉之，三部不调，微带数，重取虚豁，左大于右。朱（丹溪）以人参二钱五分、带节麻黄、黄芪各一钱、白术二钱、当归身五分，与五帖得睡，醒来大汗如雨，遂安。”
按 本例体虚感寒，虽然邪气炽盛，大热妄语，口渴身痛，但脉三部不调，重取虚豁，且病属新感初愈而过劳遇寒，故朱丹溪以参、芪、归、术扶正，而兼以麻黄疏散风寒，与李东垣麻黄人参芍药汤立意相同，均以扶正为主而兼顾祛邪。
注向EX A
总之，对于虚实夹杂的病证，必须立足于“两虚相得”的发病观，正邪并重，分清邪正之间的标本缓急，秉承“间者并行，甚者独行”，急者先治的原则，正确运用扶正与祛邪、泻实与补虚治法，而不可诿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以祛邪”等托词而滥用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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