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的“四清”运动,使历史名镇小站遭受到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估量的。至今忆起,仍令人心痛不已……
1964年1月,全国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天津市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试点初期,南郊区委严格按照中央两个文件精神,坚持执行依靠干部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的“双依靠”方针,坚持正面教育,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四不清”三方面揭盖子,揭发出干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账目不清、公款吃喝、贪污浪费等大量问题。
1964年3月,陈伯达就把黑手插进小站地区,搅起一股又一股腥风浊浪。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给小站造成巨大灾难。
下车伊始,自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连起码的调查研究都没搞,几个村转了转,就巫师念咒般哇啦哇啦大发议论。断定“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很大程度不是我们的”。他的“火眼金睛”到底看到什么了呢?
在西右营大队党总支书记、天津市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张风琴的家,看到土坯房是双层玻璃,还存有稻谷,统共没呆20分钟,就断言张风琴“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张风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上边还有人支持”,定性为“黑帮集团”。
在小站镇,陈伯达只听了听汇报,就一口断定镇党总支书记、区人大代表张玉仑“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张玉仑为首的一伙人专干坏事,是反革命集团”。
随后陈伯达又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被聘为中科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客座教授,曾先后3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的姜德玉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并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为夸大敌情,他还强令天津市委抽调力量加强小站地区工作队。市委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市公安局长带领50名干警,《红旗》杂志社也派来10名干部入驻南郊区。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就多达5000人!
陈伯达采取结论在先、拼凑材料在后的策略,经他一手炮制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1964年定性,直至第二年才拼凑出材料,强行定案。为拼凑材料,他指令手下人刑讯逼供,别有用心地说:“群众要打他,情绪是革命精神。”“一条,打的不是好人,二条,没有把他打死”。又训诫工作队领导:“你们不要心慈手软,不要怕死人。”在他的蛊惑下,拳打、脚踢、熬鹰、蚊叮、跪砖、挂秤砣、脱衣站凌板等刑罚成了“家常便饭”。7月,他出台了三个“反革命集团”大事记和关系图;10月,又炮制出《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印发全国。至此,三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被他炮制出来,震惊华夏!
陈伯达包藏祸心,为捞取政治资本,把小站地区搅成一潭浑水,干部群众自然饱受摧残。当时参加“四清”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共314名,遭受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西右营、坨子地7个村190名干部中被批斗的有137人;小站镇93人被送板桥劳改农场集训,30名主要干部,28名被撤职反省;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等人以包庇、保护、信任罪,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上边的“根子”。区委领导调离的调离、劳改的劳改,区委班子被彻底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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