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的“四清”运动，使历史名镇小站遭受到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估量的。至今忆起，仍令人心痛不已……
1964年1月，全国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天津市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试点初期，南郊区委严格按照中央两个文件精神，坚持执行依靠干部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的“双依靠”方针，坚持正面教育，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四不清”三方面揭盖子，揭发出干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账目不清、公款吃喝、贪污浪费等大量问题。
1964年3月，陈伯达就把黑手插进小站地区，搅起一股又一股腥风浊浪。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给小站造成巨大灾难。
下车伊始，自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连起码的调查研究都没搞，几个村转了转，就巫师念咒般哇啦哇啦大发议论。断定“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很大程度不是我们的”。他的“火眼金睛”到底看到什么了呢？
在西右营大队党总支书记、天津市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张风琴的家，看到土坯房是双层玻璃，还存有稻谷，统共没呆20分钟，就断言张风琴“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张风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上边还有人支持”，定性为“黑帮集团”。
在小站镇，陈伯达只听了听汇报，就一口断定镇党总支书记、区人大代表张玉仑“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张玉仑为首的一伙人专干坏事，是反革命集团”。
随后陈伯达又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被聘为中科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客座教授，曾先后3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的姜德玉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并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为夸大敌情，他还强令天津市委抽调力量加强小站地区工作队。市委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市公安局长带领50名干警，《红旗》杂志社也派来10名干部入驻南郊区。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就多达5000人！
陈伯达采取结论在先、拼凑材料在后的策略，经他一手炮制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1964年定性，直至第二年才拼凑出材料，强行定案。为拼凑材料，他指令手下人刑讯逼供，别有用心地说：“群众要打他，情绪是革命精神。”“一条，打的不是好人，二条，没有把他打死”。又训诫工作队领导：“你们不要心慈手软，不要怕死人。”在他的蛊惑下，拳打、脚踢、熬鹰、蚊叮、跪砖、挂秤砣、脱衣站凌板等刑罚成了“家常便饭”。7月，他出台了三个“反革命集团”大事记和关系图；10月，又炮制出《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印发全国。至此，三个无中生有的“反革命集团”被他炮制出来，震惊华夏！
陈伯达包藏祸心，为捞取政治资本，把小站地区搅成一潭浑水，干部群众自然饱受摧残。当时参加“四清”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共314名，遭受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西右营、坨子地7个村190名干部中被批斗的有137人；小站镇93人被送板桥劳改农场集训，30名主要干部，28名被撤职反省；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等人以包庇、保护、信任罪，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上边的“根子”。区委领导调离的调离、劳改的劳改，区委班子被彻底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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