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明与西域诸地往来频繁。由于西域诸地的语言文字与汉地不同，双方交往需翻译人员沟通。通事即是这种翻译人员。在政治交往中，除大通事外，一般的通事只是交往的语言中介，其政治地位并不高，在与贡使交往过程中，通事往往受其欺侮。然而，一旦政治往来主要是为经贸往来服务或者来华的使臣的政治身份只是为了便于经贸往来，需翻译从中周全时，通事的实际角色便发生变化，通事不仅是语言中介，还是贸易中介。一些通事为使臣牟取经济利益，从中得到好处，从而成为贸易中介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通事这种角色变化反映了明与西域诸地关系是典型的朝贡贸易关系。
一
大体上，沟通明与西域诸地往来的通事有中央通事和地方通事两大类。
中央通事设置有一个过程，洪武四年（1371），明设通事舍人，从九品。洪武九年（1376），明设九关通事使一人，正八品，副六人，从八品。洪武十二年，九关通事使拨归通政使司。洪武三十年（1397），明改设鸿胪寺，鸿胪寺卿，正四品。其下属中有司仪、司宾二署，各署丞一人，正九品。司仪，典陈设、引奏，外吏来朝，必先演仪于寺。司宾，典外国朝贡之使，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仪节。外夷通事隶焉。[1]由此可知，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后才改隶鸿胪寺。通事职责是：总理来贡四夷并来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应夷情译审奏闻。[2]
就译审夷情而言，通事的口语翻译水平非常重要。明朝兵部尚书余子俊说：“通事之设，本为传译四夷言语以通其情，有一句传译一句，有十句传译十句，不妄为加增，不曲为减少，庶尽本等责任”。[3]礼部尚书徐阶说：“通事之设，上以宣明华 夷一统之分，下以侦察来夷诚伪之情。必须谙习其声音而后能周知其意向。”他认为通事与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四夷馆中的译字官生“原不相同”，“译字生以能译其文为业，而通事以能通其语为职者也。节年相承，必试以字者，良以声音易混而字画有迹，可以旌别耳。”[4]要提高译字生的口语水平，四夷馆教师负有重要责任。“夷种有东西南北之异，而夷语有喉舌齿唇之分,非可强解而骤通者，必立师以教之。而又积以岁月，庶几可以渐入,合无于各馆中视人数多寡，抡选年深通事了晓夷语者一二人，立为教师。不分有无夷人，每日黎明时进馆，督率各馆通事人等，演说夷语。或其中有未能尽晓者,遇有该边原来伴送通事，许各馆教师备细询访,务求通晓。”[5] 年深通事是四夷馆译字生的口语教师。译字生口语达到要求方可成为通事，只有通事才能伴送使臣往返。其次是送审番文。“凡四夷赴京朝贡有印者，自有印信番文，无印者自有白头番文，连方物俱赴沿边，应该起送衙门，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来。”[6]通事可以译写番文，但非专职，在京城，主要是四夷馆教师、译字官生译写番文。
大通事人数，未见明确记载，大体为两员，隶礼部并兵部。大通事除了统属诸处小通事外，日常事务中，使臣到京后，“大通事每五日一次以（会同）馆戒谕，使人各令守分”。[7]贡使若延住不走，则督促其启程。大通事奉旨省谕夷人止于朝房内，各小通事受其钤制，莫敢异同。弘治十年(1497) 九月，礼部尚书徐琼奏请：“今后凡有宣谕，请令大通事同本等通事并伴送人等，率领夷人于礼部堂上，望阙明白传译，令其俯伏听从。”[8]得到明孝宗批准。大通事对使臣还有监察之职，贡使到京进贡之时，“大通事选差晓夷语之人，假作馆夫名色，混入馆夫之中，专一密听北虏言语，察彼心事，每日报与大通事，密切具奏，以凭防闲。”[9]还有晓谕禁例之职，如弘治二年(1489)八月，土鲁番及哈密使者违例收买食茶、箭竹等物过多，礼部奏请俱没官，令大通事晓谕在馆各夷遵守禁例，如违俱照此例行之。其未给赏者即梯减其赏。[10]嘉靖初，大通事被革去，其小通事悉属会同馆提督官。[11]
通事领有军职，洪武永乐以来，设立御前答应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统属一十八处小通事。这一十八处大致是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剌国、满剌加、达达、回回、女直、畏兀儿、西番、河西、缅甸、云南百夷等。[12]因其来之疏数以为通事之多寡。其后虽有久不来贡者，则亦设有通事。成化五年定为小通事额数总不过六十名。遇有病故及为事等项革去职役者，照缺选补。若事繁去处丁忧有过三名者、量补一名。
在日常事务中，中央通事的活动地点主要是会同馆、鸿胪寺、四夷馆和光禄寺等地。会同馆接待番夷使客。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礼部主客司官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期间，有伴送使臣的边上通事负责翻译。四夷馆通事负责翻译来贡番文，鸿胪寺通事负责教授礼仪和引领外夷人员朝见。对明朝而言，使臣来华主要目的是朝觐。使臣来朝，必先演仪于鸿胪寺。鸿胪寺司宾在教使臣拜跪仪节时或本人充当通事或通事在旁译语。光禄寺负责贡使筵宴，通事作陪。
明朝西北边上通事隶属陕西行都司。多有军职。明武职升授，有见任带俸之别。通事之武职多为带俸。作为军职通事，在西北，首先服务于边境卫所。
永乐二年（1404），明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因哈密为西域襟喉，诸番入贡，皆取道哈密，“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而诸国之虚实向背，因赖其传报。”[13]永乐四年，明设哈密卫。哈密卫译审来往使臣，应设有通事之吏员。不过哈密卫的主要职责是护送来往使臣，通事地位不高。
日常往来中，在西北地区负责明与西域诸地语言沟通的主要是甘肃总兵官及其下属的边上通事。甘肃总兵官负责西北军政事务，对哈密及其以西来贡使臣以及市易之人，需要加以验实，方可放行。贡使入关后，由边关到京城会同馆或由京城返回，沿途都需要边上通事伴送。
边上通事的职责，一是随同边境分管官员译审来贡番文和留边使人。“凡夷人入关，令边方一应该管官员、务要盘验明白、方许放进。若敕书内有洗改诈伪字样，即便省谕阻回，不许一概朦胧验放。”“凡夷人番本，该边官审明封进。若于理法不通、即省谕退还、不必渎奏。到京后如有番本、不系边官封奏者，不与准理。”[14] 此译审来贡夷人番文，应是边上通事之职。至于译审留边使人，例见成化十二年（1476）九月兵部向明宪宗进言：“宜移文甘肃巡抚镇守官，拘集哈密、乜克力留边使人，令译者审其各酋部落在于苦峪出入往来和睦与否，乜克力果有离间之言叛背之意与否。”[15]
二是充当使者。成化二十二年（1468），肃州参将受命遣译往谕哈密都督罕慎，勿与瓦剌和亲。[16]弘治五年，兵部左侍郎张海、都督同知缑谦抵甘州后，遣在边通事敕谕土鲁番酋长阿黑麻顺天道归还被虏的哈密王陕巴及金印。[17]
三是伴送使臣出关。正德十四年（1519），巡抚甘肃都御史邓璋差通事虎得山、马秀二人，领赍钧帖二道，与同土鲁番差夷使牙儿马黑麻、哈密夷使满哥卜剌等，给与路费，自肃州伴送出关。[18]
四是伴送进贡使节入京。弘治十三年（1500）规定：进贡使人到边，镇巡等官收其兵器，不许藏带。仍选差通事伴送，务要谨慎约束，不许拨置各番生事及索取有司财物。到京之后，伴送人员与同通事俱要用心钤束。[19]
在京通事与边上通事地位不同。嘉靖六年（1527），杨一清论土鲁番夷情奏对中，对兵部尚书桂萼等“欲选差精熟夷语通事、译字官各一员，领敇宣谕，亲授速坛满速儿王，务通其意”一事，指出：“差去通事、译字官在王朝官职虽微，出使外境，于国体则甚重。”作为使臣，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证，有亏中国之体“莫若照甘肃守臣初议，请敇 一道，赍赴镇巡官处，令其选择本边抚夷官中同，带领谙晓夷语通事，就同彼处差来夷使数人，赍往哈密、土鲁番地面，亲授速坛满速儿、牙木兰等，宣示朝廷恩威，晓以祸利害。”“其原拟在京通事、译字官似不必差。”[20]在京通事直接代表明廷，地位自然比边上通事要高。在京通事中的四夷馆通事分三级，即食粮通事、冠带通事、授官通事。来源于四夷馆中的译字生、译字官（译字生三年会考，优等者给与冠带，称译字官，月给米一石，译字官三年会考，授以序班职事）和教师。汉使出使外国，哪些熟知夷情、谙晓番文者均成为通事候选者。
边上通事也有一些是来自于四夷馆。这主要是由于明廷委派中央官员巡抚边地需要通事随从。是时，由巡抚官据呈申请，兵部移咨由礼部，翰林院转行四夷馆，而由四夷馆拣选行止端慎、年深老成、谙番字官一员或多员前往。若译字官不愿前往，愿往的译字生实授冠带，给与柴薪。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由明廷委派通事事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土鲁番贡使在其速坛满速儿侵占哈密之前已入关朝贡，兵部尚书王琼上奏建议候各夷使臣到京之日，仍要遵照常例，以礼馆待，赏赐表里、筵宴等项，务要齐备整洁。兵部仍会礼部督同大通事舍诚等将兵部原会题准抚待土鲁番、哈密谨关略节缘由宣谕知悉。回还之日，仍照先年旧例，选差廉谨通事、序班，沿途伴送，以礼馆待，不许交通，纵容生事，扰害地方。[21]
中央通事因其业绩而升为政府中高级官员的并不多，其中负责西域事务的通事，见之于《明实录》主要有以下几位：
1、哈只，回鹘氏，谙通西域言语文字，永乐四年(1406)三月，由鸿胪寺序班升为鸿胪寺右寺丞。[22]此外，永乐四年五月，明廷遣鸿胪寺丞刘帖木儿等赍敕及彩币回访别失八里王。次年，刘帖木儿又随中官把泰、李达出使别失八里。鸿胪寺丞，从六品，他大概担任使臣兼通事的角色。
2、哈的，回回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23]
3、詹昇，通事、都指挥。成化九年（1473），土鲁番速檀阿力侵哈密，掳其城。兵部尚书白圭等以为哈密朝廷所封，世为藩属，非他夷比。今丧地失国，奔走控诉，安可置而不问，请命通事都指挥詹昇赍敕往谕速檀阿力，令其悔过自新，退还哈密境土。并敕赤斤蒙古等卫会兵并力，以相卫翼。仍敕甘肃总兵等官振扬武威，相机以行。此计划得到成化帝批准。[24]二十天后，兵部又奏阿力僭拟大号，挟制邻境，不可不为之备。明宪宗由此认为出使赍敕省谕已无用，下令“詹昇旦不必往，宜敕甘肃镇守等官悉心提备”。[25]詹昇后升为都督。[26]
4、成化十年，跟随规复哈密的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回回通事指挥佥事哈林与马俊等人赍敇往谕速檀阿力。[27]哈林是带俸的指挥佥事。
另一个可资参考的是四夷馆中能担任通事的官员教师。
《四译馆则》列举了回回馆、高昌馆担任鸿胪寺序班教师（从九品）、鸿胪寺主簿（从八品）、光禄寺署丞（从七品）等官职二十五人。其中回回馆24人，高昌馆1人。[28]
在《四译馆则》中“回回馆”下列举的是弘治三年至天启七年担任回回馆属官的人员名单。主要有：
弘治三年进馆五人。李钰，历前军都督府经历；王祥，历光禄寺署正；沙孝祖，历光禄寺署丞；叶秦，历光禄寺署正。康世风，历大理寺右寺正，制敕房办事，崇庆府右长史。
正德四年进馆六人：福昂，历光禄寺署正；马良传，历大理寺右寺正，史馆办事；李尚质，历光禄寺署正；任鉴，授鸿胪寺序班；龚良臣授鸿胪寺序班；刘镗授鸿胪寺序班。
嘉靖十六年进馆1人，何初，历礼部仪制司郎中兼司经局正字，管典籍事，制敕房办事。
嘉靖四十五年进馆4人：李龙，历光禄寺署正；李凤来，历光禄寺署丞；邵浚明，历鸿胪寺主簿；马□□，历鸿胪寺主簿。
万历六年进馆1人：龚敏学，授鸿胪寺序班。
万历三十二年进馆六人：邵树德，历太仆寺少卿，制敕房办事；李如松，授鸿胪寺序班，历本寺主簿；李如梓，授鸿胪寺序班，历本寺主簿；李允登，授鸿胪寺序班，历本寺主簿；龚允中，授鸿胪寺序班。
这些人中若在鸿胪寺任职，则可能充当过口语通事。但大多以文字或文字翻译见长。
二
西域贡使入境、出境都有通事跟随。由哈密通往京城的驿道上，既有伴送使臣来回的边上通事，也有京城派往西北的通事。通事与贡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合作外，也有矛盾和相互利用的一面。
通事负有钤束贡使的责任，但在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之下，代表一国或一地面的贡使具有非常高的地位。西域贡使在赴京途中乃至在京城内也不是事事都听从通事的约束，经常生事，使通事无法工作，乃至受到陷害。
1、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哈密使臣早丁进贡至京，明朝按礼仪赐宴，但早丁忿赐宴不备，肆詈诸通事。明廷将其拿下，送法司收问，并敕哈密忠顺王今后遣使须择谨愿诚恪之人。[29]
2、成化七年（1471），瓦剌使臣哈剌忽思至京后奏告甘肃总兵官蒋琬及通事索其贿而稽留逾岁且箠骂之事。[30]
3、成化十年十一月庚申，土鲁番使臣十余人扣留在甘州，但由于防范不严，这些人乘隙逃走。明宪宗命追究甘州北关通事千户哈只马黑麻等罪。[31]
4、弘治三年(1490)，迤西各处使臣在会同馆接受宴请时，中有满剌哈只等十人因赏赐未给，不但自己不赴宴，还殴打其余赴宴者，礼部谓法当执问，明孝宗以“远夷无知，姑贷之”，令礼部堂上官及大通事备以事意谕之，给予物价令其启行。[32]
5、弘治十年(1497) 九月，哈密卫贡使都督写亦虎仙等因明廷薄减其衣服彩段之数，反覆奏扰，延住不走。礼部尚书徐琼等奏请选差锦衣卫官一员，带旗校兵马司官至会同馆，率通事示以威福，促其起程，如仍黠傲不从，即将各夷执送锦衣卫，明正其罪。孝宗从之，令大通事即促各夷起程，不许仍前延住。[33]
6、正德三年（1508）四月，哈密使臣写亦虎仙等来朝贡方物，不与通事皮俊等偕来，自持边镇文移投进鸿胪寺。大通事王永疏请究治奸弊。五月，治通事王景失察罪，下狱。[34]
7、正德四年三月，哈密使臣忽撒木丁、谷勒母罕默各奏：“通事王永自称为朝廷近侍，各索银六十余两。乞为退给。”明武宗未追究王永责任，只是令其如数退还。[35]
分析上述事例，通事与贡使的矛盾在于：一是文化差异。哈密使臣不少是穆斯林。饮食方面有一些禁忌或需求需要通事沟通。若通事不能及时协调各方关系就会产生矛盾。二是进贡使团内部鱼龙混杂，一旦贡使与明廷官员发生矛盾，通事往往会受牵连。三是通事中亦有通事勾结官员勒索贡使之事。
除上述正德四年通事王永索银之事外，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例是嘉靖十年（1531）土鲁番贡使马黑麻虎力奶翁等及天方国贡使火者阿克力等入贡求市事。其时，边上通事马骥诈以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名，科索诸夷良马，镇守甘肃太监陈浩、总兵都督同知姜奭、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杨佑各遣人市买夷马、玉石、皮革等物，抑勒其价。而马骥又私没其所酬直，陈浩家奴王洪诈取夷马夷物为多。马骥及诸伴送员役在途又数征徼赂于夷，夷使不胜愤怨。至京城时，遇入京求袭职的故百户子马忠嗾使夷使求释先年明朝所执土鲁番的牙木兰，并抅镇巡等官强市抑勒状奏之。明世宗命礼、兵二部省谕，下其事于巡按御史勘报。陈浩家奴王洪适以事入京，马忠又嗾夷使执洪，诉于礼部，部臣以闻。嘉靖十二年，明世宗以夷讼中国，事关大体，特遣大理寺右少卿蔡经及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缙、兵科给事中祝詠赴甘肃，会总制及巡按御史勘核。嘉靖十三年，蔡经等因参：“浩、奭、佑等黩货启侮，而载约束弗严，事皆宜罪。第诸臣受边防重任，邃以外夷妄奏而深谴之，恐骄戎心。请从宽假量加罚治。马骥、马忠本以边防巨猾，酿成衅端，宜遣戍瘴乡，以示警。夷使马黑麻虎力乃翁及火者阿克力等皆宜论罪。第以裔夷丑类，难以常法绳之，乞赐曲宥，以彰国恩。其伴送科索及交构人员，各遣配如律。”刑部覆请，明世宗谓：“浩、奭、佑狗货规利，取侮外夷，各降秩一级。载督率不严，夺俸一年。余如勘议。”[36]
此事调查处理的结果重在惩治通事，对镇守巡抚诸官员处罚较轻。两年以后，即嘉靖十六年，甘肃巡抚赵载奏议二事：“一言西域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各国称王者百五十余，皆非本朝封爵。又额即格依·喀三原非入贡番夷，盖西域贾胡诡立名色，以徼赉予。今宜译审酋长体例，使臣名数，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定为限制。冒滥称王者责令改正，违例入贡者以礼阻回。每国分为等第，每十人许二人赴京，余留在边听赏。一言外夷通事者以色目人为之，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在京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且诸夷之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汉人，毋令交通，以生夷心。”[37]礼部尚书严嵩遵诏议处此事时，原文抄录赵载疏文。其第二事是“重译使以待西夷”，内容为：“切见译审外夷通事序班，俱系外夷色目人为之。缘汉回在中国甚多，士农工商，通与汉人相同，宜乎用夏变夷。然竟以彼教为是，丧用夷礼，不食猪禽。有特立欲变者，则群聚而非之，虽妻子亦辄离悖。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至亲。今通事序班人等，俱系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师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教其贩卖茶斤、违禁货物，肆无忌惮，且使外夷轻中国无人，非其同类，不能译其语也。合无于四夷馆内选令汉人习学番语，前项序班俱以汉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泄中国事机，亦示彼夷谓中国之人无所不能，是亦防慑外夷之一端也。”严嵩肯定赵载建议，并提出：“缘汉回通事，实本非我族类，同恶相济，同类相亲，固理之必有。虽其中贤否不齐，难以一概指论，而谨严于先事，防杜其将来，亦不可不重为之虑也。所据都御史赵载条陈重译使一节，相应遇拟。及查回回馆署丞白杰，序班王凤翔，□丁忧通事锁守贵，侯缺通事撒文奇俱系汉回。合无候命下之日，通扎送鸿胪寺各带俸支米，遇有别国员缺，考改其前项员缺。一面行边访保，一面行鸿胪寺查取见在人员精通回语及行止端庄者，各送部查部。仍行镇巡等官，今后如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亦用中国精通回语之人，不得差委汉回，致生奸弊。臣等再照各国序班通事以上人员，虽在鸿胪寺带街而职专朝贡，实逮本部掌行。切缘各官止是考满经由本部，况考语亦凭该寺开送，中间贤否，谩无可稽，是以此辈敢于为非，无所顾忌。合无行令该司及提督主事时加考较，但有职业隳废及交通夷人受贿作弊者，呈堂参究施行。”[38]这种不用汉回通事，将回回馆另作他用，另选汉人通事的做法，得到皇帝批准，并加以实施。嘉靖十六年四夷馆考收子弟，回回馆进馆一人，名何初，上海县人，后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兼司经局正字，管典籍事，制敕房办事。虽以译字生进馆，却没有以通事为业。
嘉靖十六年处置汉回通事，并未影响西域贡使不断叩关请贡。嘉靖十七年，土鲁番等处贡使“故违明旨，袭称王号，倍递番文，连络入关”，而守边重臣，滥放入关。明廷严令巡抚都御史等官督令千户通事人员，开诚晓谕，依先年事例，控制贡使入关起送。[39]在此严令下，已到边关进贡的土鲁番等处贡使愿自陪口粮，住关等候贡期。而住久或生事端。嘉靖二十六年（1547），甘肃出现“边臣取赂于外夷，外夷致讼于中国”[40]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明朝政府加强了对通事的培训，嘉靖二十八年，礼部题准，“各馆（指四夷馆—引者）中抡选年深通事晓夷语者一人，立为教师。不分有无夷人，每日黎明时，进馆督率各该通事人等，演说夷语，中有未能尽晓者，遇有该边原来伴送通事，许令教师询访，务求通晓音字。如二年之中，教习有效，候类考之时具名奏请擢用。礼部置卯簿一扇，行令提督主事，每五日令各馆官生画卯。如有不到者，明书于各名之下。每日朔望，教师引领生徒，将所习音字抽试数字，夷语演说一遍。季终提督官将卯簿封呈本部，以凭季考兼论其勤怠。岁终备开考语封本部，以待三年通考其廉污。季考及三年通考之时，必合字与音，相兼考校。”[41]
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大学士徐阶在题选译字生奏议中提到自嘉靖十六年考收子弟后，三十年间所收子弟率多事故，回回馆、高昌馆等只有教师一二员，无一名子弟习学。现存教师年深齿迈，精力衰颓，“每年各夷进到番文及敕谕夷使事务颇为繁剧，乃责成一二教师□，使之辨译书写，未免苦难迟滞，是以夷人□得即回坐，费国家供億。”[42]
贡使向明廷求赏，其文书要由通事负责传译，又由于通事熟悉明廷规则，在京城可唆使贡使分外求讨，使皇帝不甚其烦而额外加赏。通事与贡使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通事乐于为他们妄奏赏赐，从中得到利益。
明右副都御使余子俊曾于成化十二年巡抚陕西，他说：“凡四夷赴京朝贡，有印信者即与印信番文，无印信者自有白头番文，连方物俱赴。沿边应该起送衙门，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来各求，尽彼忠敬朝廷之礼。近年以来，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专务诱取间有不与者，辄行交通来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为词说，以动其心；代写番文奏进，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谬妄之言，只得勉为抚谕，略其罪状，非惟无以尊重国体，抑且贻笑外方。臣尝思之，通事之说，本为传译四夷言语，以通其情，不可妄为加增，亦不可曲为减省。今小通事怀奸至此，彼法律不严但无指实未可究治。乞将今年现在朝贡夷人求讨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见所进番文象是夷人自写，即给笔墨，令其重写，如其不能，就为追究代手何人及其所得何物，将来路通事并送之人有无知情通行送问，奏请发遣。至于夷人，姑宥之罪，谕以祸福，其余应行事宜，如印封报名引见之类，与夫大通事小通事传译之要，俱各精密无遗，使奸人知所惊惧，夷人不被惶恐，则国体增重而外宾心服矣！”[43]
贡使要求明廷厚加赏赐，要向通事等抚夷诸官馈送见面之礼，以致贡使向交通贿赂抚夷诸官成一时之风。嘉靖四年，鲁速贡狮子二、西牛一，乞求厚加赏赐。时鸿胪寺通事胡仕绅上疏曰：“今有鲁迷地面差来使臣火者把好丁阿力等赴京进贡狮子、西牛等物，陛下于方物则纳之，于赏赐则厚之，于求讨则与之，恩宠可谓极隆而无以加矣。奈何各夷贪得无厌，屡求增赏，二次番本俱蒙圣旨下礼部看，陛下盛心，将欲示我天朝之宽大嘉被远附之殷勤也。但此数夷诈伪多端，实难轻信。臣常译审求讨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相一千余里者。今一十四番人之中臣近访知鲁伦剌如舍剌只者，乃鲁为阿力之亲弟也，如火者亦速者，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写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吉列儿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仆也。今名诈充正使，又各诈弃各番王，所差岂有父子兄弟主仆之间而各自为一王之统属，且又相去有三四百里或一千里之远哉！臣原其故，皆由在边三年之久，其于抚夷诸官交通贿赂有以导之也。臣观各夷到京之物，备银二十五两向臣等馈送以为见面之礼。臣曰：‘天子圣明，我不敢取，你远人辛苦，我不忍取。’连令各夷持回。次日又令伴送百户张连、舍人丁成复持番字纸贴向臣等告收前馈。臣又谕以朝廷之法度，并一身之名节，各夷称叹而止。以此验之，则各夷之于边官必不能不致愧也。”[44]
对通事与贡使相互勾结，谋取高额赏赐的问题，赵载、徐阶等人将其归咎于“通事序班人等，俱系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并以汉人通事取代汉回通事，然此种措施并没有多大成效，因为贡使为追求利益，并不愿受明朝有关给赐规定的约束，反而不断“致讼于中国”。因此，将西域贡使的不法行为归咎于于通事人等相互勾结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其根源在于朝贡制度本身。对于朝贡，明朝皇帝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如明成祖说：“盖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45]明宣宗也说：“厚往薄来，怀远之道。”[46]有许多因素促使皇帝对来贡使臣加以厚赐，诸如，皇帝即位，有招徕外夷之需；边境冲突，有优待优抚外族、外夷之需；皇室享乐，有追求外夷进贡奢侈品之欲。然皇帝的厚赐要受明朝国力、财力的制约。明廷往往不能满足厚赐之需。于是，贡使借助于通事，累求升赏，使皇帝不胜其烦，从而满足贡使的愿望。本来贡使的直接监管人是通事，但在“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下，通事反而成为贡使的代言人，与贡使共同分享朝贡利益，并成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西域通事的重要特征。通事作为不同语言文化的沟通者，如果仅仅停留在“有一句传译一句”的水平，只能是一个翻译传声筒，通事自身的素质要求降低了，这反映了明朝培养翻译人才时在课程设计、素质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朝一些官员对自身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局限性认识不够，只看到通事的出身（如汉回通事）易与西域贡使勾结显然是片面的。明与西域往来，政治经济往来往往受到明廷重视，文化交流易被忽视。通事不是作为“文化人”而是以军职身份出现也可以说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1]（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志五十，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3页。
[2] (明)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之一百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4年，第617册第932页。
[3] (明)余子俊：《余肃敏集》卷一《增重国体事》，引自(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六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499页。
[4](明)徐阶:《徐文贞公集》卷二《岁考通事官生》，《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五，第2559页。
[5](明)徐阶:《徐文贞公集》卷二《岁考通事官生》，《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五，第2559页。
[6] (明)余子俊：《余肃敏集》卷一《增重国体事》，《明经世文编》卷六一，第499页。
[7](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九十《朝贡备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8册第634页。
[8] 《明孝宗实录》卷129，第4－5页。本文所引明朝历朝实录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9] （明)余子俊:《余肃敏集》卷一《修举边备事》，《明经世文编》卷六一，第502页。
[10] 《明孝宗实录》卷29，第12页。
[11]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丁亥，礼部尚书毛澄等奏请，考选精通夷语熟谙夷情者二员为大通事，隶本部并兵部，其译审夷人属之，提督主事并本等通事、访保通事属之，镇巡官并鸿胪寺掌印官，遇奉旨宣谕夷人，该部各差属官公同宣谕，事毕即回，以防贿漏，得旨大通事俱停补，余如拟行，于礼部复议其职事，令鸿胪寺官同本等通事掌管，从之。《明世宗实录》卷9，第3页。
[12] (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礼部六十七·宾客·各国通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3] (明)许进：《平番始末》。引自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14] (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八《朝贡通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15] 《明宪宗实录》，卷157，第3页。
[16] 《明宪宗实录》卷280，第8－9页。
[17]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三《土鲁蕃》，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433-434页。
[18] (明)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七《为夷情事》。引自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19](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九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8册第633-634页。
[20] (明)杨一清：《杨一清集》，阁谕录，卷二，中华书局2001年，第855-856页。
[21] (明)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六《为紧急夷情声息事》。引自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7页。
[22] 《明太宗实录》卷52， 第4页。
[23] 《明仁宗实录》卷三下， 第6页。
[24] 《明宪宗实录》卷115，第1-2页。
[25]《明宪宗实录》卷115，第8页。
[26] 詹昇事迹参见拙文：《<中国回族金石录>明代人物研究二题》，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9-111页。
[27] 《明宪宗实录》卷130，第4页。
[28] 《四译馆则》卷之二十，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重刊，昭和二年(1927)。
[29] 《明英宗实录》卷73，第8页。
[30] 《明宪宗实录》卷90，第7－8页。
[31] 《明宪宗实录》卷135，第2页。
[32]《明孝宗实录》卷39，第5页。
[33] 《明孝宗实录》卷129，第4－5页。
[34] 《明武宗实录》卷37，第7－8页；卷38，第4页。
[35] 《明武宗实录》卷48，第1页。
[36] 《明世宗实录》卷164，第5-6页。
[37] 《明世宗实录》卷196，第4页。
[38] (明)严嵩：《议处甘肃夷贡》，《南宫奏议》卷二十九，《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第2297—2298页。
[39](明)严嵩：《议处土鲁番夷人进贡》，《南宫奏议》卷二十九。引自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7页。
[40] 《明世宗实录》卷329，第3-4页。
[41] (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42] (明)吕维祺：《增订馆则》卷之十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重刊，昭和二年(1927)。
[43]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之五十九，兵部八，贡市。第1166-1167页。《余肃敏集》卷一《增重国体事》，《明经世文编》卷六一，第499页。
[44]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499-500页。
[45]《明太宗实录》卷141，第3页。
[46] 《明宣宗实录》卷7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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