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演变

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扩展，特别是鄱阳湖的南部地区，尤为显著。在进贤县北境，宋时仅有族亭湖和日月湖两个湖泊见于记载。后经元明两代，随着鄱阳湖地区的继续沉降，族亭湖被鄱阳湖吞并，进贤北境的北山成为鄱阳湖的最南端。与此同时，日月湖泄入鄱阳湖的水道也扩展成鄱阳湖南部条带状的汊湖－军山湖，遂使军山、日月两湖成为进贤境内最大的湖泊。至明末清初，原来流经进贤西北的清溪、南阳、洞阳三水的中下游地带，也因沉溺而扩展成仅次军山湖的大汊湖—青岚湖（或称清南湖、洞阳湖），最终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湖泊水域。

明、清之际，洞庭湖的面积继续有所扩展。明嘉靖、隆庆（1522—1572年）年间，张居正为了保护在湖北安陆的“显陵”以及他自己家乡江陵的安全，采取“舍南救北”的方针，在荆江北岸筑起黄檀长堤，使北岸穴口基本堵塞，长江水沙多由荆南排入洞庭湖区，在湖底淤高而来水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洪水期湖面水域不断扩展，逐渐有西洞庭湖与南洞庭湖的形成。于是，“每年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龙阳（今汉寿）、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耳”。这一洞庭湖向西南扩展的形势，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其时洞庭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没其中”。这是洞庭湖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