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中有这么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正提到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庄周梦蝶的故事大家一定都听过吧。《庄子?齐物论》载：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为物化。
附上一篇转帖：
“虚以待物”与“庄周梦蝶”
－－文转
“虚以待物”关乎“虚静”论，“庄周梦蝶”关乎“物化”说，它们说的都是主体修炼，前者是途径，后者是目标。唯主体虚静，才能与天地生，才能齐万物，才能进入“物化”之境。运用到文艺理论中来，它们都是讲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构思过程中主体心态的。
老庄谈“虚静”，其本意讲哲学的认识论，并不旨在文学或文艺。老庄哲学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体认和把握认识的对象特别是玄妙的大“道”时，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必须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诸如功名、利禄、情爱、死生等等世俗的观念，使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心灵世界达到“大明”，即虚无空明，一尘不染。
《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已经提出了主体虚静的重要重要性。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正式提出了“虚静”这个理论范畴并把它视为至“道”的途径：
《庄子?天道》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这是从哲学本体意义上阐述“虚静”是万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是作为万物之本的“道”的性质就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认识的对象既然如此，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认知过程中当然就更需要以“虚静”心灵去合于本性“虚静”的道。为了主体心灵之道的虚静的形成，庄子伪托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提出了所谓“心斋”（使心灵“虚而待物”）、“坐忘”（“离形去知”）等一系列观点，反复强调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这样才能够“同于大道”或“达于至道”。
《人间世》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间世》选文：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
所谓“心斋”，就是使心灵虚空澄明，唯有虚之，才可能待物。为何虚可待物？举个浅显的例子，一个杯子它需是虚空的才可能装进水，一个塞满物体的容器，是不可能装进它应该容纳的东西的。主体的心灵，也应摒弃杂念，然后才可能体悟道的真谛。所谓“坐忘”，就是忘却形体，舍弃知性，如此才能免受形名道理的约束，主体的心灵才能真正达到自由之境。“心斋”和“坐忘”，都是主体的心灵之道，这个过程，也就是“虚静”的过程。
为了论证在认识论中“虚静”心态之重要，《庄子》中讲述了许多文艺创作的寓言故事，例如《养生主》篇中的“庖丁解牛”、《达生》篇中的“佝偻者承蜩”、“梓庆削木为鐻”、《田子方》中的“解衣般礴”等等，其中的人物的技艺之所以能出神入化，主要是因为他们善于以神遇而不以目求，善于凝神用志，善于离形去知，使自己的心灵与自然之性相合，让心灵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也就是天然的状态，如此才能“以天合天”，从而领悟技艺的最高超的境界。
“虚静”思想，运用到审美和文艺创作领域，可称之为中国古代有关创作构思的理论，它其相当多的合理成分，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重要特点，即审美和艺术创作应该是超功利的。在文艺创作或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不能摆脱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的侵扰，则很可能流于失败。而只有主体心灵达到虚静状态，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何以然？还是庄子形容得好：“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水静则明，火静则朗，心静则万物可观于心。
在主体心灵“虚静”的状态下，最后要达到、也能够达到一种物我同构、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即彻底泯灭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这就是庄子的“物化”思想。“物化”也是庄子提出的哲学认识论，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在体认客观事物之“道”的过程中“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庄子?大宗师》）。
一则耳熟能详的典故就是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载：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为物化。
晚上，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翩翩飞舞的一只蝴蝶，已不知道自己是庄周。忽然醒了过来，便是直挺挺地躺着的庄周。不知到底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区分的了，这就叫做万物的相互为变。
“物化”当然是主体“虚静”之后可能进入的境界，那就是“齐于物”，主体与对象之间不分你我，彼此渗透，甚至可以互相转化。庄子的“物化”思想作为哲学认识论有其片面、偏激处，因为它夸大了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取消了它们各自的质的规定性。但是，“物化”思想在当今社会，却具有相当可贵的生态学意义，人与自然之物的相互转化，实则体现为人对客体世界的尊重与理解。人对客体世界的掠夺，其实质就是掠夺自我的生命。而“物化”说在审美领域和文艺创作领域，更是一个相当精辟的理论，因为真正的高级的审美和文艺创作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必须作到异质同构，泯灭彼此之界限，这也就是后世许多文论家常说的“与心而徘徊”“情随物迁”“神与物游”，也就是“情景交融”、“意境融彻”。
《庄子》一书中讲了大量的进入“物化”境界的技术、技艺创造故事，“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吕梁丈夫蹈水”、“津人操舟”等等，这些高超的人物，都达到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真正艺术境界。
“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文艺的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中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文心雕龙》中的《养气》一篇，说的也就是主体虚静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才能抛弃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忘掉一切，甚至“吾丧我”，就是那个客观的我忘了那个带有诸多主观成见的我，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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