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
神权时代的反叛者――人本主义在科学昌明时代出现了大转变，从维护人的自然本性转向捍卫人的历史主体，甚至走向一个没有中心的极端，如反对一切权威性的中心论或统一论，把科学的本质主义视为一种不健全的工具手段，并借用科学的弱点来批判科学的优点，特别是当科学不再讨论世界第一性的本体论问题，成为艺术与哲学纠缠不休的对象，性质与现象的模糊是语言永远无法克服的，也是确立经验即存在的人本多元论的合法依据。否定科学的唯一权威性，建构差异与包容的多样个体世界，成为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主要事业。
上帝手中的骰子，它事关人的命运及一切不确定可能性。人生成就是宿命论者，同时又是固执的反宿命论者，如用抓阄来验证了上帝掷出的骰子。人的奇特心在于他们都渴望接近真理，并试图掌握真理。随着现代科学对客观世界所掌握的不断深入，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常识认知，几乎接近了“虚无即真理”的宿命状态。随着工具理性与科学知识的提升发展，自我依存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准则，社会互相依存也极度功利化，终极化的超验依存已是式微。艺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它必须挑战既定权威的主导思想，从现代文明体系上建构更多的可能性。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向客观世界寻求更多的可确定性知识，而是从人的自身立场寻找观念的转化突破。
实证主义语言学转向，把一切存在问题现象归结为人的自身局限。自然物理学的时间可逆论与人文哲学的历史中心论，两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们不再限于神性本体论，但人的历史维度与自然的时间维度是无法同一的。或者说，艺术家和哲学家关切科学的动机目的，认为它才是人本的存在中心。海德格尔的反科学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如同尼采断言那样：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后现代哲学及其解构理论对现代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人不能代表经验之外的真理、客观和实事。在人类试图确定一切，包括本体论的思考探索，无非企图打破人自身的局限性。
当代人文思潮一致要求回到人的自身个体，排斥现代主义的“整体”的权威中心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唯一性、多元性。由于工业文明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剥夺人的独立主体性，因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导致个体情感与社会经验的日益单一僵化。与此同时，在批判与解构现代主义的主体思想之外，后现代思潮同样在创建了新的理想目标，那就是在反对方形而上学传统体系下，颠覆了等级、结构、中心、权威，突出了“不确定性”无边无限的意义，同时将非基础、非本质、碎片化、反理性、多元性推向一种绝对化的“神圣”地位，最终转向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这一切相对于过去历史似乎有所进步，但仍旧无法把握一个明确而光明的未来前景。在非中心化的多元主义泛滥下，任何存在只有异质化便是一种合理，它显然基于保持生态平衡关系，而无法解决内在矛盾冲突。事实上，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兴趣就是要一步到位或一劳永逸，这就导致后现代思潮的手段与目的的分裂矛盾。事实表明，它在实践理论上还是有建设性，即在没有找到一个完全把握的绝对真理，对于各种走向真理的各种可能经验途径不进行选择性封堵，反而强调多样丰富性高于绝对正确统一性。因此在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没有出现之前，多样丰富性就避免犯下极端的绝对错误而出现灭顶之灾；现代技术已到达了彻底毁灭的可能后果，稍有闪失将酿成不可挽救的灾难，这是在工业文明之前所不会出现的情况。
人类从过去的“听天（神）由命”的超验依存，日益走向到自我依存，即在正确与错误的两极化做选择，它的极点表现为孤注一掷的存亡选择，特别科学理性的权威工具，一方面提高了选择相对正确性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能酿成永远性的错误。至少现代化发展过程已证实了它的风险以及代价。之所以，怀疑科学权威与反对逻辑中心成为当代人文思潮的基本立场，在生物转基因和克隆人技术领域，人们已无法预知它带来的后果，只能以前所未有的保守态度，因“不确定性”不再敢拿人类全体命运狂赌一把。这不等于人类不赌博了，只是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里而已，细水长流的小输赢还是不间断的。可见，后现代人文思潮是时代的即时雨，但它限于理论主张不代表永远的绝对正确，正如长雨不止必成洪涝，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洽中调整。
一、不确定性的人本中心
首先，不确定性是一种认知现象，在自然界并不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也是人无法完全驯化的客在对象。物理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指检测手段的不准确（Uncertainty principle）。不确定性成为一个不可穷尽的思问，它反映人类本身的局限性，也是一个非本质的形而上学命题。当不确定性可以被证明是确在的，逻辑上意味着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被彻底把握的。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就把宇宙看作静态的机械模型，所有星系在静止空间中，它们的运行依赖一种能量，这便是“上帝”提供的能量。维特根斯坦把牛顿的这个“上帝”作为语言的公设对象，因为人类只能依赖语言与图象去描述符合真实的存在世界，结果导致不断描述的描述的描述……，即维特根斯坦认为的“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1]。因此，他提出著名的“凡是不能说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显然不符合人本的历史维度，人对“上帝”公设，重要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不足，“不确定性”与“上帝”在语义上是同一所指。言说的描述不仅是所指对象，恰在言说者之间产生自需作用。智力的发育与历史的塑造均在语言交往中生效，神话无疑建构了历史进程的激情动力。除了自然或上帝之外，自我依存、互相依存与超验依存是人的历史本质。自我塑造的自反动力在于人类处于宇宙中的孤独状态。从哲学追问到日常行为，相对的确定性来自对不确定性的经验把握。人类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强大欲望是不可抗拒的，反宿命论必定是宿命论者寻求命运转机的突破口。客观世界是现成而恒变的，不存在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即便规律可循，关键在于人本身是个有限的生命体，不论认知能力达到何种程度，通过自身经验与实践要彻底把握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除非人是上帝或宇宙本身。即便如此，它仍然不妨碍人类对不确定性的驯化欲望，贼心不死地窥探上帝手中的骰子。
关于不确定性的讨论，它又反映了人类赤裸裸的意欲动机，同时很好解释了人类文明工具以及语言功用目的。首先，不确定性对客观对象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人无法企及的终点，只反映了人的意识存在的人本实义。这一点，科学家与神学家是毫无区别的，尽管科学家以极为中性、客观的立场去描述它研究的对象，但它毕竟还是人的主观行为，而非客在对象的本身；如神学家始终作为神的代言人一样，目的在于确立自身的道德合法性和秩序的绝对权威性。阐释真理与诠释上帝代表了一种权威，它显然基于人自身的社会历史准度，诠释者必须排除诠释招致的权威怀疑，这种道德游戏早在原始时代也形成文明规则。可见，遮蔽动机目的是确立合法性、权威性、纯粹性的重要仪式。
“不确定性”置于中国本土的传统语义是“天道”和“天机”，天道转化为社会维度是人道秩序，它的先决性就不容怀疑，并搀入了人类的经验成份，如抓阄卜卦这种验证天机的巫术手段，实质上是人试图把握不确定性的命运仪式，目的在与可确定性，并成为一种权力驯化的“公道”秩序。“天机”是中国古代占星术中的“不确定性”概念，对它的欲望动机也表现出一种道德集会，窥探天机自然被认为是一种触犯神灵的冒失举动，因此占星家、算命者充满了职业忌讳和宿命诅咒，如“道破天机必遭天谴”与“风水先生自家无风水”，这些宿命诅咒在反映了“不确定性”的存在本质仍是人的局限。现代科学与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驯化热情，如同赌徒试图控制骰子的欲望一样。然而，一个真正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自然不会对上帝将掷出什么骰子发生任何兴趣。巫师与科学家力求把握“不确定性”，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功利本能和矛盾本质。
二、不确定性的宿命本质
坚信“上帝不投骰子”的爱因斯坦，致死都不承认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理论中有不确定性的成分。他在跟量子力学创始人铂尔争论中，曾说如果他被迫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他“宁愿做一个补鞋匠，或甚至做赌场里的雇员，而不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2]如果要面对后来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爱因斯坦只能选择去当一个补鞋匠或赌场雇员。哥德尔不仅证明了数学与逻辑的“真”存有盲点，并确定了人的自身局限与工具手段的不尽完美性。正如“我们用理智所能理解的世界及所能用数学语言描绘的数学世界远比真正的数学世界要单薄与贫乏。语言虽然是思想存在的家园，语言本身常常比思想更为准确，但是语言往往也比思想更为脆弱。”
据海森伯晚年回忆，爱因斯坦1926年的一次谈话启发了他。爱因斯坦与海森伯讨论可不可以考虑电子轨道时，曾质问过海森伯：“难道说你是认真相信只有可观察量才应当进入物理理论吗？”对此，海森伯答复说：“你处理相对论不正是这样的吗？你曾强调过绝对时间是不许可的，仅仅是因为绝对时间是不能被观察的。”爱因斯坦承认这一点，但是又说：“一个人把实际观察到的东西记在心里，会有启发性帮助的……在原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 [3]
对不确定性的肯定以及对人自身存在局限的确认，科学家似乎显得更加务实谦虚，他们首先回避了第一性本体论，因为它是人还无法触及的终点，不论它是神性或物性，更重要没有证伪的实践材料。相比之下，艺术家和哲学家像预言家，如尼采这位无神本体论者，他宣称“上帝死亡”不过验证人类神性信仰生活的终结，只能在自我依存中确立方向，人成为人之一切的尺度。不确定性的确立，人只能触摸到可以上手事物的状态。
艺术家必然对上帝手中的骰子充满了想象，它赋予人类的癫狂激情往往超越了骰子真相，足以令天才们奋斗终生。正因为人们没有一种手段方法可以彻底地把握上帝手中的骰子，任何人无法代表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任何人揣测“不确定性”的可能权力。除了科学家之外，艺术家和哲学家对此似乎更有发言权，如伟大科学家都具备了艺术家与哲学家的共同禀赋。尽管艺术家和哲学家是一度祛魅的文化先锋，同科学的前辈并肩作战，随着“上帝死亡”，神的代言人逐渐失去语说权威之后，科学家与哲学家及艺术家的开战就不可避免，人的局限以及彼此矛盾在他们之间显现出来。一个根本原因在现代科学的实证体系的同一性，科学家们的方法与目标跟神学家一样是“不二法门”。然而，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除了各自禀赋是惟一可靠手段之外，不可能形成遵循“整体”的统一性；它对艺术家而言无异于屠杀。事实上，哲学和艺术关照现代科学是它的目的性以及可能后果，并不是科学本身。
当代人文思潮主张人的一切必须回到人本的主体中心，它是一切问题的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可能范围。韦伯所说的工具与目的的冲突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矛盾，它表现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人本中心。此外，现代科学在手段上也不能一劳永逸，同时带来源源不断的麻烦，人为技术在利用不确定性的“盲点”，把它作为绑架自身有目的性的工具手段，人为地制造错误去干扰事先设定的理性秩序。自然科学的人为内化矛盾将因人的存在而存在，这也是它遭到质疑的根源，尽管科学在表述方面做了数据化、中性化和客观化的处理，但他们作为社会存在物是难以抽身退场的。这说明把握不确定性的潜在动机是不可遮蔽的。人无疑是这一切现象中最本质的中心，而不在于被感知、把握、解释的客观对象。科学破坏了人与神的绝对依存关心，同时又在确定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秩序，必然对情感经验的主体构成一种紧张的压迫危机，历史延续和社会依存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可靠路经。
科学的实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几率实践论，它从人自身的有效手段去把握上帝（自然）所掷出的骰子，在毫无把握的前提下则保持明智的沉默。这对艺术与哲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强权法则，艺术与哲学恰恰要无所不包和言无忌惮。这也是当代人文学说回到了捍卫形而上学以及本体论的根源，坚守“我思故我在”和“心外全无”的人本中心。解构主义后现代哲学公开地反对理性科学，科学不仅证实了人的一切局限性，不确定性同样证明人无法触及的终结。之所以，当代哲学把捍卫形而上学的存在主体作为自身立场使命，它不单是话语权之争，而是关系到人的存在意义。科学不再讨论第一性的终极本体论问题，恰恰成为哲学家与艺术家纠缠不休的宿命“盲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把科学作为人的工具、历史的经验与语言的现象进行解构分析，这与早期唯物主义哲学捍卫科学唯一性形成鲜明反差。这证明了哲学无神论在当代处于自反状态，它的无原则性是人本矛盾的现象，而不是真理的逻辑中心。或者说，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灵魂人物霍克海默尔所说：哲学就是对最权威的、最流行的事物进行批判。但它不能遮蔽哲学与科学一样，始终无法脱离人的存在维度，而且它本身是无休止的矛盾。很显然，反科学的艺术与哲学，不会因为科学的退场而彻底摆脱人本矛盾。只要人对驯化自然――不确定性充满欲望，它的麻烦将源源不断，唯有不断塑造自己才能维系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不在于第一性本体是什么的，唯心论与唯物论都是非本质的，人才是一切边界的尺度或矛盾的根源，也是唯一对上帝手中骰子感兴趣的情感动物；不确定性就象无限矿藏，是人彻底解放的终极门槛，也是奴役上帝及其宇宙的障碍。
伊利亚·普利高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陈述：“今天，我们不怕‘不确定性’假设，它是不稳定性和混沌的现代理论的自然结果。一旦我们有了时间之矢，就会立刻明白自然的两个主要属性：自然的统一性和自然的多样性。统一性，因为宇宙的各个部分都共有时间之矢，你的未来即是我的未来，太阳的未来即是其他任何恒星的未来。多样性，像我写作的这间屋子，因为有空气，即或多或少达到热平衡的混合气体，并且处于分子无序状态之中；还因为有我妻子布置的美丽的鲜花，它们是远离平衡态的客体，是归功于不可逆的非平衡时间过程的高度组织化的客体。任何不考虑时间这种建设性作用的自然法则表述，都不可能令人满意。”[4]。
三、艺术及其不确定性
艺术家要通过作品表述“不确定性”的存在镜象和预设构成，这显然是合法的。艺术可以肆无忌惮，前提是不得突破“无害性”的伦理底线，否则造成历史提前终结或加剧生命痛苦的文化暴力。当代艺术要以直观的本能经验去把握自然微观的不确定性，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当然艺术把这一切作为一种表达内容。不过，类似在中国这个非现代社会，大部分艺术家还是未曾脱魅，不确定性置于他们的思想中，只是重复老庄玄学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古朴经验，这与现代意义的“测不准”实证几率论不是一回事。当然，那些没有脱魅的“意派”艺术家，把水墨自然发挥、意象模糊朦胧的视觉效果，象征着某种超验的不确定性、宇宙自然的形态，它已不具有创造性的当代意义，只是不厌其烦地重述一种古人话语，根源在于创造力匮乏与内在无能感所致。或者说，这种抓捉“不确定性”的直觉经验，总体上沿袭了“心即理”的哲学，如王守仁所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的唯心本体论；某种程度是巫术化艺术，形同抓阄验证天机一样的技艺。
在艺术实践中具有经验体现的偶然性、材料效果的随机性、外部效应的意外性、价值意义的不定性，这些可纳为艺术的不确定性。此外，艺术家对不确定性的意象捕抓，不仅仅需要技艺的锤炼，语言张力赋予历史进步的思想激情，意味着艺术自反本能必须颠覆既定的秩序法式，否则僵滞的不光是艺术手段方法，而是历史本身的萎缩。在人没有完全地征服自然或取代了万能上帝之前，“不确定性”将成为历史文明的向心动力。回到人的自身围度，艺术充满自我依存、相互依存、超验依存的同情心，从它最初试图建构一神性的第一本体，便展现了人的自我追悼的感召力。人不仅是感受自身存在的情感动物，同时是感受无限宇宙与有限生命的体验者。只有确定历史的无限可能性，人才有永恒的归宿。费尔巴哈曾把“上帝”看作一个完美的创意作品。宗教作为超验的自足体系，回避了现实中无法克服的种种问题，依附于一种主导信念作为终极存在。然而，这些已被艺术的自反性创造力和科学的实证性说服力所完全消解，迫使人回到自身的历史纬度，在自救民中寻找自我依存和互相依存的实在归宿。
人类社会的终极依存在现代文明格局下已是式微，尼采宣称“上帝死亡”只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结论，并断言：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这也是艺术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癫狂根源，追求无限无序成为生命精神自由的唯一可能空间。特别是走向相对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祛魅性也相对的彻底，自我依存转为一种自救行为。当人与历史被确定为一种有限性对象，建构无限可能性必成为人类的存在本能，并尽一切可能延长个体寿命和历史延续性，而不是真正听天由命的宿命者。人的文明必然基于人的自身围度，艺术同样基于表达者与接受者的生效语境，立足于自我依存、相互依存和超验依存的历史形态。
当代艺术反对任何普遍公设权威，因为彻底顺服意味着人本主体的不复存在。艺术与科学的分工也逐渐清晰起来，它们对不确定性的关照热情转向一种人本立场。一切可确定对象将是不可逆的既定常识，艺术家注定成为历史经验的先行者，他们把握的“不确定性”是在非逻辑实证的经验之上，全然来自生命过程的激情创想，如同早期艺术把美驯化为人生与世界的神在万花园。当代艺术基于感受与思考的自由表达，每确立一种经验可能性都是把握了历史与生命延续性，而不是不确定性的终点结果。传统艺术坚守审美的绝对原则，如同爱因斯坦坚信“上帝不掷骰子”一样。然而，现在艺术致力于人的维度与历史的中心，时间流变――一个过程被一个过程覆盖就是生命和世界的存在本质，它不妨碍人的自我塑造的宿命努力，否则历史更加的虚无乏味，人的生意也就愈加惨淡。
艺术呈现和表达的不确定性，赋予自我依存更多的激情和创想。艺术有着最开放的自由选择，可以表达一切而无须兑现一切。就个体而言，任何一个作品的出现，都是不确定性的自由选择结果。当艺术不再有自由选择的创造活力，那这个世界将不再有生的实在性，人的历史将宣告彻底终结。当艺术不再有自由选择的创造力，那么人类将不再有存在的过程实在，人的历史将宣告彻底终结。艺术家对神与人、事与物的创想与追问，在不确定性建构可能的确定性，它也是人维系主体存在的向心动力，否则存在与虚无将全无意义。
注 引：
[1] 摘自《逻辑人生——哥德尔传》，(美)卡斯蒂，(奥)维尔纳.德波利著，刘晓力、叶闯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版，第５３页。
[2]《确定性的终结》，(美)伊利亚,普利高津著，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第１５０页。
[3]《海森伯――〈量子力学以及同爱因斯坦的谈话〉》，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1月。
[4] 《确定性的终结》,（美）伊利亚·普利高津,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普利高津书,第43页。
[5]《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著，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