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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下来,负罪的膝盖(侦破通讯)

姚玉彬

海,总是把它的罪恶隐藏起来。这不可测度的黑暗为自己保藏一切,神秘很少泄露。

当我采访完这桩杀人案件,站立在礁石上遥望着宁静而伟丽的大海时,那幼时就极熟识的海这时候却变得陌生了。

我只看见一片深黑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颜色。

好象在黑色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动。

由此,我对海做出了如此“不公正”的评价。

祖国的滨海城市——大连。

1986年2月16日正月初八。

春节的欢乐气氛渐渐地被凛冽的寒风吹淡了。严冬的霜霭笼罩着城市的上空,无尽的楼房都现出灰色,天空和街道也染上了暗淡的色彩。那冻得簌簌发抖的行人,嘴里边的呼吸在冷气的对流下,象火车头喷吐的烟雾,一股一股地从头上喷出、消失,再喷出、再消失。

甘井子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值班室里,却温暖如春,以致窗内积起很厚的银白的冰霜。

值班室南墙靠窗的下面,刑警队长邓庆林上身裹着皮夹克,正微眯着眼睛,斜靠在椅子上,看样子好象是睡着了。但那翘起的二郎腿却象钟摆一样,有节奏地上下摆动着。他的脸黝黑,两颊泛着一种极度疲倦的红晕,眼圈周围呈紫黑色。他的身高只有1.65米,虽瘦弱矮小,但很精干。

这种特殊的睡眠方式,对邓庆林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他那微闭着的嘴角流露出的安详劲儿可以看出,他很满足。

蓦地,一声刺耳的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开了邓庆林闭着的双眼,也止住了那一直摆动着的腿。他“腾”地从椅子上坐起来,顺手抓起电话。

“邓队长吗?我是新甘井子街派出所的值班员。刚才,也就是今天早晨8点20分,一位老大娘来派出所报告,在新甘井子街居民区的公共厕所发现一具用麻袋包裹着的尸体。”

“具体情况?”邓庆林费力地用喑哑了的嗓音追问。

“不清楚。我们已将现场保护起来……”

“我马上去!”

邓庆林紧急部署了一番后,迅速穿好皮夹克,捂上棉帽子,带上手枪,直奔大门外。

侦察员王安胜早已驾着吉普车等候在大门口。

“快,新甘井子街!”他钻进汽车,汽车就象箭一般冲出大门,朝新甘井子街驶去。

新甘井子街在大连市甘井子区。这条街离海边很近,周围是服务行业和居民住宅。

现场位于新甘井子街通往海茂街和大连化工厂马路西侧的公共厕所旁边。装尸体的麻袋包放在女厕所前面一处居民住宅后墙的斜坡上。

随着邓庆林跳下车来,十几名刑侦技术人员也陆续从另一辆汽车上跑下来,投入了紧张的勘查工作。

新甘井子街派出所值班员领着一位六十多的老太太挤进围观的人群,走向邓庆林身边:“邓队长,她是新甘井子街的居民,叫孙国珍。是她发现的尸体并报的案。”

邓庆林看了一眼冻得一个劲发抖的孙老太太,随手脱下身上的皮夹克披在老人身上,然后说:“你可以简单地谈谈发现尸体的情况吗?”

“行。”孙老太太抖动着嘴唇向邓庆林述说着发现尸体的经过。“初七下午两点多钟,俺上厕所出来时,就看到这个麻袋包放在厕所前面的斜坡上。俺以为是哪个拣破烂的放在这儿的,没在意。今天早晨7点40分,俺上厕所出来,看到这个麻袋包还放在那儿,俺觉得奇怪,就和一同上厕所出来的李大姐上去搬了一下,搬不动,但觉得里面还挺软乎的。俺回家拿把剪子把麻袋包剪开个口子。俺伸手拽里面的东西,妈吔!拽出来一只煞白煞白的人手……”

现场勘查情况:

麻袋包内装的是一具年轻妇女的尸体。女尸身长1.60米。尸体被用1.0cm的旧麻绳将头和脚绑在一起,使身子成弓形,后用200cm长、1.55cm宽的白塑料布包裹装入麻袋内,再用1.3mm漆包线将麻袋口捆扎起来。尸表检查,头颅左后侧有5.7×0.3cm的钝器打击伤痕;头颅正中有4.0×0.3cm的钝器打击伤痕;头部和脸部有血迹。两眼球内侧有0.8cm宽的八字形锐器刺伤口。颈部有明显掐痕和麻绳勒痕。全身干净,面容清晰可辨。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综合分析,邓庆林和侦察员们判断:

一、从被害人鞋底有血迹这一点可以断定,被害人死前曾站立过。罪犯是乘被害人不备从被害人身后用木棒之类工具将被害人打昏,后用手掐,再用麻绳勒死。被害人死亡后,凶手还觉得不解恨,又持尖刀扎穿死者的双眼。

二、从尸体捆绑和包裹上看,不仅要有隐蔽的作案地方,而且需要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根据被害人的衣着和鞋底有血迹而无泥土的情况看,罪犯很可能是在室内作案。

三、抛尸地点所在的公共厕所在居民区内,相距十几米远就是车辆行人来往频繁的马路。罪犯作案后长途运尸到此处扔放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在现场周围或附近地区作案后急促抛尸的。

四、从第一现场移尸到抛尸地点,罪犯很可能除搬扛外,使用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等运输工具。

依照必须鉴定的项目,法医对被害人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解剖化验结果:

死者胃内有少量精粉面条和茶叶。判定为饭后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死亡的。死者处女膜有陈旧性裂痕,判定死者生前曾与人发生过两性关系。死者阴道内未发现精虫,判定死者死亡前未发生过性的关系。经牙齿检验,判定死者年龄在21岁左右。

根据尸斑检查情况分析判定,死者死亡时间为15日上午10点至11点之间。再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居民反映的情况综合分析判定,凶手抛尸时间为15日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期间。又根据死亡和抛尸时间分析,罪犯居住地离抛尸现场不很远。罪犯居住在新甘井子街、椒房和金家街地区的可能性很大。而生人大白天在闹市区将被害人威逼到室内杀害的可能性较小。凶手很可能是被害人熟识的人。

另外,通过激光技术显示,包裹尸体的白塑料布上,有肉眼看不到的一枚成年人足趾纹,和一枚小孩足趾纹。鉴定小孩足趾纹,确定小孩年龄为2至4岁之间。根据塑料布长短和留下的足趾纹分析,这块塑料布是床上铺用的。这是现场上留下的重要线索。

是情杀?还是谋杀?

凶手是谁?被害人又是谁?

被害人被连击两棒昏死过去后,凶手唯恐被害人不死,又狠狠地将其掐死,用麻绳勒死!人既然已死凶手为何还要用锋利的尖刀刺穿她的双眼?刺得又是那样深,那样狠!

这究竟是为什么?

查清被害人身份,是侦破此案的关键。

在邓庆林的布置下,侦察员们分头到现场附近的单位、居民区进行调查走访。但没能查出证实死者身份的证据和线索。

紧接着,侦察员们又将调查面扩展到全区。

一份份寻找死者身源的通报也陆续飞向大连市的各个角落。

仅16日一下午的时间,侦察员们就在甘井子区内查到四家有与被害人年龄相符的姑娘离家不知去向。

王春敏,24岁。因家庭琐事与母亲争吵,正月初五出走。

李玉香,21岁。因经常出入舞厅,父亲不满,于初六晚上将其棒喝出走。

杨春花,32岁。长得年轻漂亮。因长期与丈夫感情不和,正月初四与丈夫发生口角之后出走。

以上失踪的三位女青年,经查实辨认,均不是被害者

最后一位是杨帆,24岁,在金县一家建筑工地做临时工。据反映,她长期与该工地的工段长奸宿。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二人均失踪,至今不知去向。

杨帆——被害人?

工段长——凶手?

当天深夜,杨帆的亲属和建筑工地的领导即来辨认尸体。

结果,死者不是杨帆。

第二天上午8点钟,金家街金钢委居民肖月桂来到刑警队,向侦察员们述说了她的女儿牟英华于15日上午从家出走后至今未归的情况。

侦察员向她询问了一些牟英华的特征,觉得肖月桂老人为她女儿描述的相貌特征与死者基本相符。于是,领她辨认了尸体。

“呜呜……英华你死得好惨啊!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害了你呀……”肖月桂确认死者正是自己的女儿牟英华。她不顾侦察员的阻拦,发疯似地跪在停尸床旁,捶胸跺足地嚎哭着,“前天上午10点多钟,你不是告诉妈到街上买雪花膏吗……是谁杀了你呀!为什么要杀你啊!呜呜……天哪!可让我怎么活呀……”

“你女儿离家时带什么东西没有?”

“呜……没有。她就向我的老儿子牟旗要了两元钱,说是上街买雪花膏。那天是她休息,她还说买回雪花膏回家帮我洗衣服。呜呜……”

“她戴表了吗?”

“呜……没,没有。她的手表现在还放在家里的写字台上。呜呜……”

死者身源终于查明了。

被害人牟英华是大连第二轧钢厂女工,21岁,未婚。1981年7月,牟英华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这期间,牟英华曾在母亲肖月桂所在的大连水产化工厂当了一个月的临时工。又在社会上卖过半个月的冰棒。之后,一直闲在家里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据肖月桂和周围邻居介绍,牟英华平时很少外出,从不跟外人接触,也很少有人来找她。她平时处事稳重,言语不多,性格内向,穿着朴素,是个很能干活的女孩子。1982年7月,牟英华接父亲班到第二轧钢厂参加工作。她在厂工作的四年间,表现一直挺好,从不跟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也从不到社会上游荡。

“迅速查清牟英华生前所熟识的一切人员,特别是近期与牟英华有过来往的人。”邓庆林果断地吩咐着。

侦察员们分别组成三个小组,到遗尸现场周围,死者的亲属、邻居、朋友家和死者所在单位进行查访。

在社会上的查访工作共进行了13天。

牟英华所熟识的同学96人。男的49人,女的47人。这些同学自从离开学校后,都与她无任何往来。

牟英华在学校上学时,有一位老师因奸污女学生被判过徒刑。这位老师与牟英华熟识,在校期间,曾与牟英华有过往来。

牟英华有四位非常相好的朋友,都是女的。一个是厂里的工友,三个是邻居。

牟英华有五家亲属。平时牟英华与亲属没有来往。

牟英华曾经人介绍了四个男朋友。其中,有两个未看中牟英华,有一个是牟英华没看中对方。最后一个男朋友是1985年10月由别人介绍的。据牟英华母亲回忆,只记得小伙子姓张,长得高大粗壮,左脸上有块疤。侦察员经过繁杂艰难的查找,在全市范围内查出近200个左脸上有疤痕的小伙子。再经逐步排查,终于查到了这位姓张的青年。据这位青年说,因牟英华嫌他脸上有疤,只同他见一次面,就再也没有来往。

经详细调查,以上所有人员与牟英华被害没有因果关系,作案时间和条件,都应否定。

这样看来,矛盾自然集中到了第二轧钢厂。

在邓庆林的带领下,其他两个小组也来到厂内,展开全面调查。

牟英华的死,在厂内引起很大震动。为侦破需要,厂领导特别传达了公安局拟定的案情材料。并召开大会,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与此同时,对牟英华生前所用过的物品书籍进行搜集。

一条条可疑线索陆续搜集上来。

厂总务科一女工提供:1985年春季的一天,她与牟英华在厂洗澡堂洗澡时,发现牟英华乳房明显渐大,乳头发黑。凭经验,她怀疑牟英华已怀孕。考虑到牟英华是姑娘,未敢直问。但牟英华发现她注意自己的乳房并看出她怀疑的目光后,未等洗完,就擦身穿衣走出洗澡堂。从此以后,牟英华没再到本厂洗澡堂洗过澡。

厂职工食堂一位炊事员提供:牟英华人厂后,生活上一直很俭朴。从1985年起,开始注重着装打扮,使用高档化妆品,并急于找到对象。牟英华还多次向女工们声言,“谁能把我调出二轧钢,我可以降低选对象标准”。

厂职工食堂另一女工提供:1985年底,牟英华曾与她和她的母亲到北京街基督教堂做过礼拜。礼拜中,牟英华显得很虔诚,并暗自流眼泪。礼拜完毕,牟英华问她的母亲:“真主能解救我的痛苦吗?”从牟英华的表情上看,她的内心好象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厂托儿所一名保育员提供:牟英华入厂不到4年时间,竟来回调动工作5次。1982年7月进厂后,在厂托儿所当保育员;1984年1月从托儿所调到清扫队;1984年5月,从清扫队调到倒班宿舍;1985年2月,从倒班宿舍调到职工食堂;1985年5月,从职工食堂调到绿化班;1985年6月,又从绿化班调回职工食堂。令人不解的是,牟英华的调动并不是出于工作需要。她才不超人,貌不出众,父亲是普通工人且已去世。哥哥和弟弟均系普通工人,无多大能耐,亲友中也无有权势的人。她的工作为什么调动的这么频繁呢?

在收集牟英华遗物中发现:牟英华在1985年第3期《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上的一段文字下面,重重地划上一道红杠。红杠上面的文字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还发现,牟英华保存的一纸《梦驼铃》歌片的后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恨恨恨,仇仇仇!谁能为我报此仇?”的钢笔字。经技术鉴定,这两行字出自牟英华之手。

从那有力的颤抖的笔锋中,邓庆林仿佛听到了牟英华内心深处的呐喊,看到了她临死前悲哀的、愤怒的、遗恨的、绝望的目光——那淌着乌红乌红鲜血的,几乎要瞪出来的双眼!

“恨恨恨”。她到底对谁有着铭心刻骨的恨?

“仇仇仇”。是谁的行为触发她生出切齿痛恨般的仇?

“谁能为我报此仇”。这是觉醒的企望,是一种想摆脱,想反抗,但又无法摆脱,无力或无勇气反抗的祈求!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分析,牟英华很可能是被人骗奸。她为了达到调出二轧钢厂的目的,向对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她看到自己的工作迟迟未能调动,醒悟到是上当受骗时,一种反污辱、反控制的逆反心理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是,羞辱、忧闷、痛苦、激愤!她不再逆来顺受,她不再受人摆弄,她不容忍再让人骗下去。她要报复,要告发!尽管她怕因此而败坏自己的声誉,或还受着某种权势的压力,报复的火种暂时还未能燃起,但这种随时可能燃起的火种却吓坏了骗她的人。骗者为了保护自己,消灭罪证,遂起杀心……

凶手极有可能就在第二轧钢厂。

如果根据了解到的线索做出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除在其他方面还要做必要的侦察工作外,首先要搞清牟英华调动工作的详细情况。都是谁帮助并批准牟英华调动工作的?

牟英华入厂到被害期间,总务科有两任科长。前任科长贾风礼于1985年3月调到该厂一车间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后任科长陆占山于1985年3月接替贾风礼的工作。牟英华的前三次调动是贾风礼亲手办的;后两次调动是陆占山经手办的。

陆占山原是车间工人。贾风礼调任后,他毛遂自荐到总务科当了科长。据说,他在当工人期间,经常与女工嬉笑打闹,恣意跟女工接触。自从当了科长后,便有了官样。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工作积极。没再发现他跟女工打闹或频繁接触。牟英华从职工食堂调到绿化班,又从绿化班调到职工食堂,都是陆占山根据牟英华的请求,未通过科里研究自行决定的。牟英华被害那天,他一直在厂里工作,不具备作案时间。

与此同时,在对贾风礼的调查中,群众反映,贾风礼平时为人狡猾,作风不好,但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贾风礼在总务科担任科长期间,同牟英华接触频繁。牟英华经常单独到贾风礼办公室。两个人一谈就是半天。在牟英华调动工作上,贾风礼一直为她开绿灯。

据说,牟英华从倒班宿舍调到食堂,是以患肝炎病为由调去的。

贾风礼明知牟英华患有肝炎病,为什么又要将她调到食堂工作?

调查中发现,牟英华根本没有肝炎病。那张证实牟英华确有肝炎病的化验单,是工友何洪志冒名顶替的。

这是一个谜。

难道是贾风礼依仗权势骗奸了牟英华,当牟英华欲要揭露他的丑行时,他深怕暴露而起意杀死牟英华吗?

不可能!厂里的一些人根据他是党支部副书记这一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不管怎么说,不能排除贾风礼杀人的嫌疑。

侦察员对贾风礼进行了周密调查。

关于牟英华那张“肝炎诊断书”一事,贾风礼向侦察员说:“因为我跟牟英华关系挺好,她经常到我办公室要求我为她调换工种。当她提出要往食堂调时,我很为难,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后来,她天天来磨我,我便给她出了个主意……唉!我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了。实际上,后来我也觉得不妥,但一想,也不算什么事,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这孩子,在哪儿干都嫌不顺心,折腾来,调过去……我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也就拿她当孩子看。所以,她每次要求调动,我都尽量满足她。我觉得,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她满意,也是领导关心群众的具体表现。不过,我跟她只是上下级关系。我以党员的身份保证,我跟她绝没做出超越道德规范的事情。请组织上和公安机关相信我……

“嗯?15号那天我都干些什么?那天我一直在厂里上班。什么?有没有人证实?当然有。厂里起码有十几个人能为我证实。”

调查结果表明,在案发的那天里,他确实一直在厂里工作。甚至其他时间也有人证实。在他身上没查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直接线索。尽管他具备着作案的因素和条件,但从时间上不得不排除他的嫌疑。

至此,帮助牟英华五次调动工作的陆占山、贾风礼都被否定了。

那么,这个杀人凶手到底是谁呢?

侦破暂时陷入了僵局。

继续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查清全厂所有干部职工在2月15日的活动时间。对“可疑对象”进行摸底排队。

经初步查证,一车间大炉班工人成泽民作案可能性很大。

15日至16日两天,成泽民妻子和孩子回娘家居住。家里只有他一人。且发现家中有与包裹牟英华尸体所用的相同的漆包线。他家居住三间房子。住房离抛尸现场只有30米远——具备作案条件。

15日那天上午9点半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无人证实成泽民的行踪——具备作案时间。

自1985年以来,成泽民经常与妻子发生口角。并多次提出离婚。在此期间,他经常趁妻子不在家时,往家里领女人。他与牟英华也很熟悉——具备作案因素。

传唤成泽民。

邓庆林坐在预审室里,等待着成泽民。

凶手真的是他吗?

假定凶手是他的话,他因为什么要杀死牟英华呢?

是靠威胁长期霸占着牟英华,最后导致杀人灭口?

这倒是有可能的。

他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将牟英华骗到手。牟英华出于女孩子固有的畏怯、恐惧心理,完全被他控制住了。为了摆脱成泽民无休止的纠缠和污辱,牟英华极力想调出二轧钢厂。在被欺骗、被威胁、被污辱的日子里,牟英华的愤恨情绪在逐渐地蕴生着。那“恨恨恨,仇仇仇!谁能为我报此仇?”的怒号和企望,正是对成泽民疾恶如仇的发泄。成泽民觉察出牟英华不再那么怯懦了,预感到她的继续生存,将会给他带来无穷的后患,便可将她花言巧语再次骗至家中……此时,成泽民也许会怀有两种心理。只要牟英华答应并发誓,不去告发他,他会放弃杀死牟英华的欲念。如果牟英华还是那么坚持的话,他将会豁出一切地将牟英华杀掉。事情的发展必然是后一种。

不!合理想象不等于事实。

事实要靠有力的证据!

成泽民被带进来了。

这是一个壮得象牛一样的青年:重重的络腮胡子,挂满了整个腮帮子,宽宽的臂膀,厚厚的胸膛,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站在那儿仿佛一柱圆圆的石桩。

尽管他那粗壮的体魄给人一种威慑力,但公安局的特定环境、预审室的特殊气氛和邓庆林的法定职权,使他象一头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拘束地立在那儿,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看得出,他是第一次步入公安局的大门。

“请你坐下。”邓庆林用低缓和蔼的语气看着成泽民说。

成泽民坐下后,用惊悸的目光望着邓庆林。

邓庆林结束了例行的公式化的身份询问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成泽民最害怕提到的问题。

“请你说清你在2月15日这天的活动时间。”

“嗯——15日上午在家睡觉……下午也在家里闲着,没干什么。”

“那天,你的家里有人吗?”

“没有,老婆和孩子到我老丈母娘家去住了。只有我一个人。”

“请你把这一天的活动时间说得再具体一点。”

“…………”

没有答复。说明他心里有鬼。

“牟英华被害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2月17日那天我就听说了。”

“你认识牟英华吗?”

“认识。”

“牟英华被害之前,你跟她接触过没有?”

“没……没有。”

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他显得极度紧张。

“15日上午9点半至晚上7点这段时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希望你谈清楚。”

“我就是在家呆着……看书、看电视,别的什么也没干。”

顽固,不老实。据邻居反映,眼看着他在9点半走出家门,但什么时候返回家中,没人看到。

“你在家呆着这段时间有人证实吗?”

“没有,就我一个人在家,谁也没到我家去过。……你们为什么总是查我这段时间?你们总不能认为没有人证实我在没在家,就把我当凶手吧?”

真是不打自招。从时间、因素和条件上看,他完全有杀害牟英华的可能。他想回避,但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

“如果你不把这段时间说清楚,怀疑你是有条件的。既然你认为自己不是凶手,就应该说实话。15日上午9点半之后,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

他张了几下嘴,没有答复。看得出,他的心里是空虚的。脸上呈现出极为复杂的表情。

经验告诉邓庆林,当被审问人的全部神经都兴奋在他的主要防御点上时,直来直去的追问,不如提些与其积极防御的要害问题无关的事情,干扰其兴奋中心,使其注意力分散,然后再突然直捣其松懈的防御点。为此,邓庆林漫不经心地转变了追问的方向。

“你既然认识牟英华,就会对牟英华有所了解。你可以谈谈对她的印象吗?”

“我跟牟英华接触次数不多。我觉得她自尊心特强,非常爱面子,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另外,我经常看到她跟我们车间党支部副书记贾风礼在一起。我发现,他们俩的接触跟别人不一样。牟英华每次从贾书记办公室出来,都是低着头,总是不高兴的样子。我看她八成是让贾书记给玩了。”

对牟英华的认识结构还蛮准确哩。没有频繁的接触,是不可能下此定义的。扭转话题,想把侦破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贾风礼身上,以便开脱自己。这是罪犯惯用的伎俩。

“既然你这么了解牟英华,那一定跟牟华英很熟悉了?”邓庆林有意把话题引到他身上。

“不,我只是认识她,根本谈不上熟悉,更谈不上了解。”

自相矛盾!邓庆林更显得胸有成竹了。他不再追问下去,而是用一双严峻的眼睛紧紧盯着成泽民,向对方发出无声的疑问。

死寂般的沉默。这沉默气氛使成泽民莫名其妙。他的脑门沁出汗水,两只手绞在一起揉搓着。看得出,他那虚弱的心理,就象一台开动着的洗衣机,左右乱捣着。那石桩一样的身躯已经瘫软得象一大块揉搓好的面团。

过急的追问,往往不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邓庆林决定结束第一次传唤,给成泽民留下思考的时间。

“你要老老实实地向公安机关讲清你在15日上午9点半至下午7点这段时间的活动经过。你应该清楚,对抗公安机关的审查,将意味着什么。你下去之后再好好想想。”

既然15日那天是在家里闲着,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让他再想想,就是说这段时间他没有在家里闲着。

这点压力就够成泽民绞尽脑汁去思考一阵子了。

在传讯成泽民的时间里,侦察员王安胜和其他两名侦察员到成泽民的家里进行了调查。除认定成泽民家中的漆包线与包裹牟英华尸体的漆包线相同外,再未发现可疑迹象。经成泽民妻子提供,家里仅有的三条麻袋都没有缺失,也从未用过铺床的白塑料布,成泽民小女儿的足趾纹,与塑料布上留下的足趾纹也不一致。

那么,他能不能是在比较亲密的朋友家和亲属家作的案呢?

当天下午,第二次传唤成泽民。

“你家里的漆包线是哪儿来的?”邓庆林先从漆包线入手,直截了当地问。

“是从厂里拿的。”

“拿的?工厂的财物可以随便往家里拿吗?”

“……是,是偷的。”

“你用漆包线捆过什么东西吗?”

“还一次没用过呢。”

“我让你想的问题想过了没有?”

“想过了。”

“我再向你重申一遍,对抗公安机关的审查工作,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有妻子,孩儿,你又很年轻。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的话,就应该如实地将我所问的问题讲出来。”

邓庆林不再问下去。他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直射成泽民的脸。好厉害的眼睛!

成泽民虽长得五大三粗,给人一种凶狠顽固的印象,其实,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凭经验说,攻下他来是没有问题的。邓庆林非常自信地这样认为。

成泽民低着头,不敢正视邓庆林的目光。

预审室里一阵寂静。两个人在无声地交锋着。

邓庆林稳坐在那儿,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他看得出,成泽民内心里的岩浆,正在燃烧着、鼓动着,这岩浆很快就要冲出寂静的外层。一旦岩浆爆发,一切深藏的东西,都会暴露出来。

成泽民慢慢地抬起头,嘴唇翕动了几下,又闭上了。

邓庆林立刻撤去冷峻的目光,向成泽民投去了慈祥和善的眼波。这眼波里含着鼓动和征服力,看起来很亲切。

成泽民从邓庆林那和蔼的目光中得到了勇气,那紧张而复杂的脸慢慢地松弛了许多。一汪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直转悠。

突然,他放起洪钟般的嗓子,大声叫了起来:

“我撒谎!我不诚实!……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妻子和孩子啊!”

这嘶叫,象破锣被打碎了一般。

邓庆林控制着内心的喜悦和冲动,冷静地问:

只要你如实讲出来,我们可以既往不究。15日上午9点半至晚上7点钟,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那天,我,我竟干缺、缺德事了。”

什么?缺德事?岂有此理!难道玩弄女性,骗奸杀人,只是缺少道德吗?那是没有人性!是十恶不赦!是罪大恶极!

“好了,你说吧。”邓庆林耐着性子催促道。

“我,我……我不好意思说……”

“在这里不存在好不好意思的问题。你只管诚实地说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那,那我说啦……不过,你们听了可别见笑。”

他娘的!见笑?杀了人还能让人见笑?多么轻松啊!邓庆林气得心上象浇了一桶滚油,连血带肉一起燃烧。但理智却提醒他:不能发火,一旦发火,即将被猎获的恶狼就会继续兜圈子,躲避你的追捕。他终于压住了心中正在燃烧着的火焰。

“这是公安局。你现在是被传唤到这里来回答公安人员提出的问题,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话,不要再说与问题无关的话。你说吧。”

“2月15日那天我休息。上午9点半钟,我起床后就去厂独身宿舍。当时厂独身宿舍只有服务员李梅一个人。我们俩进了一个房间,反锁上门,就,就……”

“说吧,继续说,就怎么的?”

“就……就在一起乱搞了两性关系……因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我一直不敢讲。我只是想,反正牟英华不是我杀的,你们公安局也不会空口无凭赖我是杀人凶手。我不愿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讲……所以,我就向你们撒了谎。我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你跟李梅在一起时,是几点到几点?”

“10点左右到12点。……12点多钟,李梅去食堂买回的饭,我俩在一起吃的饭。”

“那么,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这个……我不敢讲。”

他莫不是知道凶手是谁。也许他知道牟英华被杀的内幕。或者他是杀害牟英华的凶手的同伙。

应该给他出路,应该让他看到出路。前面并不是一片荆棘。

“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你要相信政府,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应该鼓起勇气讲清楚。”

尚未泯灭的自尊心和对邓庆林的信任,使成泽民鼓起了勇气。

他抬起有些红肿的双眼,望着邓庆林,神态有些可怜巴巴的。

邓庆林和蔼地说:

“你说吧,不要着急,慢慢说,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说出来了,请你们替我保密……我只是怕……”

“我答应你的请求,说吧。”

成泽民点点头:

“我老婆在郊区工作,常年坐通勤车上班。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路上了。家里的事,她根本顾不上。我一心想把老婆调到我们厂,可我是个穷工人,没权也没钱,又不熟悉那些当官的。上哪儿去调呀!为这事,我老婆也经常埋怨我,骂我是窝囊废,没能耐,草包一个。我听得烦了,就打她一通。没几天,我们的感情恢复了,她又没完没了地唠叨开了。惹火了,就再打一仗。

“今年过年,我老婆让我买些礼物,到厂领导家走动走动,拉拉关系。我们厂的领导,是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关系不熟悉,可怎么个送法呢?难得我滴溜溜乱转,连年都没过好。等到正月初五,还是一家没去上。我老婆在回我老丈母娘家之前又数落了我一通。15日那天中午1点多钟,我离开独身宿舍后,觉得没什么事可干,就想起了送礼的事。送给谁呢?厂人事科长正管人事调动。我当时就决定先去他家。可我虽然知道他这个人,却不知道他家住在哪儿。打听别人吧,又怕别人乱猜疑。于是,我回家拿着老婆事先买好的两袋对虾,干脆就在厂大门口边上的小胡同里等着他。傍4点多钟,我在胡同口看到人事科长从厂大门口骑车出来。我便蹬上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路上,我还寻思,他要是不收我的礼,我不是弄个下不来台吗?我想调回车头,不去了。可我又驾不住老婆的唠叨。咬咬牙,还是跟去吧。

“人事科长到了自己的家后,我在外面等了十多分钟。我狠了狠心拎着对虾就进了他家。他对我挺热情,又是点烟又是倒茶,搞得我挺不好意思。趁他正高兴时,我便向他说了关于老婆调动工作的事。他没有答应我,可也没把事推开。他说,我的困难他可以考虑,并向厂领导汇报,关于人事调动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作得了主的,需要厂里研究决定。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挺满意了。最后告辞时,我从包里拿出对虾,说这是我和老婆的一点心意……可他说什么也不收,推挡了半天,我干脆把对虾扔到他家厨房,就跑出去了……离开他家后,我就回到独身宿舍。那天晚上我是在独身宿舍住的。……希望你们替我保密,不然,人事科长能恨死我……我老婆调动的事怕也要砸锅了。”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是,这回说的全是实话。”

……

真好象是一瓢凉水浇到了已经沸腾起来的开水里。折腾了半天,与案件有关的东西一无所获。

将要捕获到的,不是一条恶狼,而是一条犬。

犬和狼,实在是太相似了。

为了证实成泽民的口供,侦察员分别找到李梅和人事科长核实。两个人很难为情地、很肯定地证实了成泽民15日上午9点半到晚上7点的两次活动经过。

成泽民的杀人嫌疑被排除了。

一条条线索都被否掉了。

盘古至今,人们都以“大海捞针”喻事之难,邓庆林和侦察员们不正日日夜夜进行着“捞针”实践吗!

这根罪恶的“针”,奸诈的“针”,凶残的“针”,狡猾的“针”!

它突然刺了一下法律的健康肌肤,然后便隐密地藏在深黑色的海底。

它可以透过深黑色的海水,窥见你的行踪。

它甚至嘲笑般地、戏弄般地跟你捉着迷藏。

邓庆林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着,思考着。

一团团的云在月亮旁飞驰过去。海在狂舞。不是圆滑均匀的海浪一道道滚来,而是在遥远处,在闪烁不定的黯淡月光下,海面被撕裂、鞭答、蹂躏,波峰象巨大火舌一样,跳跃、舔食;在填满浪花的深渊边上,海不时掷起无可名状的怪形怪影,还用力大无穷的巨臂,疯狂地玩弄浪花,把它们乱抛向四面八方,使轮船走起来很费劲。它震动、摇晃、呻吟,在狂乱的海浪中挣扎前进。

浓重的烟雾,从邓庆林嘴角喷出。烟雾固执地翻腾着。不等它消淡飞逝了,他又重重地喷吐出一口。

焦躁和烦恼,扰乱了他整个的心。他心烦地胡乱踢着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眼瞳已枯酸得胀痛了,头脑有些眩晕,两条腿也有点发抖,但他还是慢慢地走着。

他太疲惫了。

欢愉的柔衣刚刚覆遮上疲惫的身躯,就又被严酷的现实揭去了。

他觉得好笑。成泽民的出场到谢幕,简直是一个滑稽的讽刺剧!

怀疑,否定;再怀疑,再否定,直至把案情搞个水落石出,搞个原形毕露,搞个真相大白!这就是公安侦破工作的特点。如果每次案发后,就能很轻松、很准确地抓到凶手,那么,罪犯就不会胆大妄为了,案件也会大大减少的。

不能什么都怀疑。也不能什么都不怀疑。被怀疑的是100个人,经过艰难的侦察,就要排除99个人。而最后一个被怀疑人,很可能才是凶手。

99比1,这大概也是公安人员苦和乐的比例吧!

凶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据说,美国洛杉矶技术勤务局局长麦唐纳,在研究人的形象规律时发现:人的眼睛,有132种;发型,有130种;下巴,有52种;嘴唇,有40种;鼻子,有37种……

凶手的“脸谱”,是由这几百种“元素”的哪几种组合的?

未知数!

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吗?

不!线索越来越集中,重点对象的排查范围越来越缩小,案情越来越突出。眼下正是继续深挖到底的时候!

凉凉的海风,渐渐地把邓庆林吹清醒了许多。

他扔掉烟蒂,深深地吸了几大口湿润而带有淡淡的腥气味的海风,振振臂膀,扭扭腰肢,顺势打了两套形意拳。

紧接着,他又端起胳臂,小跑起来。

他向那闪着万千只小眼睛的灯火处,远远地跑去……

时间已逝去一个多月了。侦查工作呈胶着状态。

过度的疲劳,使侦察员们象一台台即将耗尽燃料的汽车,在那坎坷不平的山路上艰难地行驶着。

任何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哪怕是蛛丝马迹。

漆包线、麻袋、塑料布、足趾纹。这几样现场遗留物,象一条条会隐身的警犬,暗中跟随着侦察员们,深入到厂区各个角落,去嗅觉,去感应,去寻觅玷污它们并遗弃它们的主人。

黑暗处,隐隐约约晃动的东西是什么?

狼?犬?

到底是狼,还是犬?

还是把它猎过来,辨认一下吧。

根据一位工人提供,一车间团支部书记张传国家原先有一张铺床的塑料布,案发后就不见了。

侦察员提取了张传国两岁的儿子的足趾纹。

经技术鉴定,张传国之子的足趾纹与塑料布上的足趾纹完全一致。

隐藏“针”的方位,终于在这茫茫的大海里被定向了!

新的线索,新的发现,就象一桶桶助燃剂,催发得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大振!

张传国,在一个月前的“摸底排队”中,一车间班长李永斌证实,牟英华被害那天,他正在厂里上班。此事已记录在案,排除了他的作案时间。另外,从当时调查的情况掌握,他不具备杀害牟英华的因素。

那么,塑料布和上面的小孩足趾纹又怎么解释呢?

立即传唤张传国。

英俊,洒脱。身材适中,长方脸膛,黄白肤色,鼻直口阔,粗发浓眉,一双睫毛很黑的眼睛,虽然不大,却是藏锋卧锐,流露出一种机警、智慧的神采。这是张传国走进预审室后,给邓庆林的第一个印象。

好标致的一个小伙子!

他能是凶手吗?

现实生活中的罪犯,可不象某些小说、电影中的凶手那样,一出场,就与常人不同:奸诈阴险,残暴凶狠溢于其表,或是形象丑陋,一看便知道是凶手。大自然没有作这种安排。

是狼也好,是犬也好,邓庆林准备从白塑料布和上面的小孩足趾纹打开缺口,案情终会有个飞跃的进展的。这有力的证据,也是他掷向“恶狼”的最有力的炮弹。

“你坐下。”语气不冷不热,说不上是和蔼还是冷淡。

张传国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态,举止很规矩。他看了一眼身后的凳子,慢慢地坐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张传国。”

“还有别的名字吗?”

“没有。”

“今年多大岁数?”

“28岁。”

“什么职业?”

“在第二轧钢厂一车间当工人,担任团支部书记。”

邓庆林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支烟。那举止神态,就象在家里聊天一样。

张传国还是用莫名其妙的眼光望着邓庆林。

这是一个很有稳当劲的人。从神态上还真看不出任何惊慌的反应。

“你们厂牟英华被害的事,你知道吗?”

“这么大的事,哪能不知道。”

他回答得很冷静,也很自然。

“牟英华被害那天,你在干些什么?”

“我在厂里上班。”

“你能把那天在厂里上班的前后时间说清楚吗?”

“2月15日早晨7点半,我离开家到厂上班。整个白天都在厂里。晚上5点,从厂里回到家。”

“你在厂里上班有人证实吗?”

“李永斌能证实。”

“还有别人能证实吗?”

“……没有。”

怪事!上了一天班,难道再没别人看到他?这是个疑点。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老婆、儿子和我。”

“你儿子几岁?”

“2岁。”

“你喜欢你的儿子吗?”

“喜欢。”

“你在厂里工作顺心吗?”

“挺顺心。”

这跳跃式的,漫不经心的审问,使张传国还是处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中。

可邓庆林心里可有数多了。此次传唤,只求摸摸底就可以了。他还需要继续进行补充调查工作,查获更有力的证据。

“你可以回去了。”邓庆林还是用不冷不热的语气,结束了这次传唤。

张传国起身慢慢地走出去,神态还是莫名其妙。

紧张的补充调查工作,随着张传国走出预审室,便开始进行了。

邓庆林带领王安胜迅速赶赴第二轧钢厂一车间。

“你就是李永斌同志吗?”邓庆林微笑着询问刚被车间领导找来的班长李永斌。

“是,我就是。”李永斌显得很紧张,嘴唇有些抖动,脸色也很不好看。

看样子,他从未跟公安人员打过交道,一见到穿警服的,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紧张感。

“2月15日那天,张传国是跟你在一起干的活吗?”

“是……是。”声音颤抖的厉害。

“你不要紧张,我们只是来找你核实一下张传国那天在厂干活的精确时间,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请你具体谈谈,那一天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活?在哪儿干的?是否还有别人在一起干?”

李永斌的脸在急剧地抽搐着。象是要哭?……真的哭了。他捂着脸哭了起来。

邪门了!这哭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哭?难道此案与他有关?邓庆林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

“不要哭,你有什么要说的话就跟我说吧。”邓庆林平静地拍着李永斌的肩膀说。

“呜……呜……”

还是哭。没完了!邓庆林被这哭声搅得好不心烦。

“李永斌同志,我们这是例行公事找你谈话。你有什么要说的话,就要诚实地讲出来。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吗?”邓庆林控制着焦躁的情绪,劝慰着李永斌。

李永斌抬起泪眼,半天才支吾了一句:

“你们能判我刑吗?呜……”

啊!问题严重了!这可真是大出所料!

“挺大个大老爷们哭什么!没出息。你应该相信政府,只要你能坦诚地把问题讲出来,我们会考虑的。现在主要是看你的态度。”邓庆林极力稳住李永斌的情绪。

哭声渐止。

“我……我对不起你们!那天,就是2月15日那天,张传国没来厂上班……”

“那你为什么要证实他在厂里。”

“14号晚上是我的夜班。因为我家里有事,我就求张传国替我上的夜班。15日白天,我又上的白班。但张传国没来上班。17号那天下午,张传国找到我说:‘牟英华被害那天,我没上班,我和别人打架了,声张出去不太好。如果公安局查我时,你就证实说我上班了。我当时只是觉得张传国挺够哥们儿,也没多想,就答应他了。”

“你知道15日白天,张传国做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他娘的!这个混涨东西!邓庆林气得“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指着李永斌训斥道:

“你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多大混乱!对不起?你还挺明白啊!他,他……”那个“娘的”半天没骂出口。这可不是在家里训斥儿子,这是工作。停顿了一会儿,邓庆林心情平静了许多,继续说道,“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总算说了实话。我希望你能继续配合公安机关,主动提供线索。你要随时准备公安局的传唤。

……

经提取张传国足趾纹,结果与白塑料布上留下的成年人足趾纹完全吻合。

经张传国妻子辨认现场遗留下来的白塑料布和麻袋,确系她家用过的。另外,她说,张传国从厂里拿回的漆包线还放在那儿,用没用过心里没数。

案情已基本明朗化了。

根据掌握的这些有力的证据,可基本断定,杀害牟英华的凶手,就是张传国。尽管一时还搞不清张传国杀害牟英华的因素,但这些证据却是无法解释的。

邓庆林当即填写了拟对张传国收容审查的报告。

第二天上午,报告被批准下来,并独立向张传国宣布了。

侦察工作开始进入审讯阶段。审讯,是一场面对面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是预审员和被告人的一场心理战。

邓庆林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为了达到查清被告人的全部事实,迫使被告人如实供认罪行的目的,必须及时掌握被告人的心理,采取有效的方法和灵活的策略,才能取得胜利。能否掌握住被告人的心理,关键在于预审员是否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意志力,是否肯于对被告人的表现进行科学的分析,肯于进行艰苦细微的调查工作。如果这样做了,就能获得预期的成功,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审讯的任务,甚至放纵坏人,冤枉好人。

“把张传国带上来。”邓庆林命令着。

张传国还是那么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态。

这是个粘液质和多血质兼而有之的人。但多重于粘液质。

他言行稳重,沉着平和,慢条斯理,不带感情色彩,对外界刺激有着抑制能力。他虽然敢于顽抗,但缺乏持久性。

审讯他这样的人,在未涉及罪行前,应有个较大的导入部分和心理接触阶段,切忌急躁冒进。应采用循序渐进,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的办法对付他;应反复用事实说话,适时地使用证据,使其认罪。

“张传国。”

张传国没有吱声,他抬起头望着邓庆林,表示对这一声召唤有了反应。

“你是什么时候到轧钢厂工作的?”

“1980年3月。”

“你是团支部书记,是党员吗?”

“不是。”

“你拥护共产党吗?”

“拥护。”

“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想,做梦都想。”

讯问内容与案情,风马牛不相及。

张传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

“你写过申请了吗?”

“写过,不止一份。”

“党支部考虑你的申请了吗?”

“考虑了。贾书记找我谈过几次话,已把我列为1987年重点培养对象。”

“贾书记,就是贾风礼吧?”

“是。”

“你能谈谈为什么要入党吗?”

这哪是审讯,简直是领导找部下谈话。

“我热爱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拥护共产党的纲领,向往共产主义……”

“你觉得你平时的表现怎样?”

“我一直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着自己。”

“不过……有人说你偷过厂里的漆包线……有这事吗?”邓庆林故意把声音拉紧。

“嗯……这,是拿过一小捆。”

“不,不是拿,是偷。”

一个小小的刺激,张传国额头分明有微细的汗珠在往外沁出。

“你既然想入党,就更应该懂得大公无私的道理。将公家财产归为己有,这是你应该做的吗?”

“这……这是我的过错,我愿意接受批评。”

“你偷的那小捆漆包线用过了没有?”

“没用过。”

“你好好想想,到底用过了没有?”

“没有,确实没有。”

他不再莫名其妙。感情开始有了色彩。

“你家里有家具吗?”

“有。”

“有双人床吗?”

“有。”

“是沙发床?还是硬板床?”

“硬板床。”

张传国有些急躁,但表现不明显,两道浓眉在渐渐地聚拢。

“床上都铺些什么东西?”

“床单。”

“铺过塑料布吗?”

“铺……铺过。”

“最近,你家床上铺过塑料布没有?”

“没有。”

“那什么时候铺过?”

失口!他感到自己说走了嘴。心里明明是在反悔,可表面上却流露出一种“尽问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耐烦情绪。

沉默。

他企图用暂时的沉默来稳定自己的情绪,以便从死胡同的左右两侧找出一条通路来。

邓庆林心里明白,面对沉默,不能停顿,应该加快速度和频率,使他被迫接受这种审讯速度,无暇周密考虑和拖延回答,因而也就不能一下子从死胡同里找出一条生路——

“到底什么时候铺过?”

邓庆林提高了嗓门,迫使他不得不回答。

张传国狠狠地瞪了邓庆林一眼。

“年前用过!”

没好气的回答。

“年后用过没有?”

“记不清了!我家是有块塑料布,但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我一天天忙于工作,也不管家,从来不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他在边想边回答。

邓庆林想,眼下是使用证据的时候了。但不直接出示证据,也不说明证据来源,先向他渗露一下那张白塑料布已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以便消减他的顽抗抵赖思想。激起他产生紧张情绪。这样可以使他仓促地制定防御计划。计划仓促,必定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家床上铺用的那块白塑料布没有丢,现正在我们手里。”

看得出,他的脸在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两个眼角的肌肉不自主地上下抖动,黄白的皮肤里正在向外渗透着红色——那红色有些发紫。

“你们这是弄的什么景?”他突然发起怒来。“你们把我拘押起来,就是审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吗?你们怎么就能说清,那块白塑料布是我家的?我那天一直在厂里上班,难道牟英华是我杀的吗?”

邓庆林对他的这番表演很感兴趣。装疯卖傻!这正是侥幸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自恃手段高明,自信能够逃避罪责。他试图以这种“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以掩盖畏罪心理。

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足趾纹会遗留在这块白塑料布上。他可以抵赖白塑料布不是他家的,但他抵赖不了他自己留下的足趾纹!

关于白塑料布的问题,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先暂缓追问。

既然他讲到牟英华被害那天,是在厂里上班,干脆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让他自己来回答吧。

“你不要激动。是你杀的也好,不是你杀的也好,我们要以事实说话。既然你一再声言2月15日那天,你是在厂里上班。那么,你说说那天你在厂里都做了些什么?”

“干活了。”

“都干什么活了?”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能记得清。”

“你应该记得清,而且应该记得很清楚。”

“你们可以找李永斌证实吗。”

“我现在是让你说!”

沉默。

张传国的脸完全变成了紫红色,两只眼睛失去了明澈和神采。除了眼角在抖动,嘴角也跟着抖动起来。

邓庆林几乎能听见张传国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你们是在冤枉无辜,胡乱猜疑!我不能接受你们这种讹诈!如果你们怀疑我,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张传国又发起怒来。

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反诘发难。既然如此,那就再给他渗透一点。让他摸不准公安机关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让他那已经失去平衡的心理,继续倾斜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2月15日那天,你没有在厂里上班!”

听到这句话,他那发呆无神的眼球,蓦地闪出一丝极度惊愕的光亮,转瞬间又消失了。那被紫红色掩盖着的整个脸又发生了变化,黄白色素开始向外渗露,不一会儿,红色素没了,黄色素也没了,整张脸变得灰白灰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心里已经全明白了。他自认为能为他保驾的“铁哥们”,靠不住了。他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然而,他的大脑却出现了临时性的空白,他的思维发生了明显的混乱。

张传国的精神支柱已基本上崩塌了。如果再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下去,就会使他一步步往悬崖峭壁上走去。他要以不吱声来调节混乱了的思维,来周密地策划最后一道防御体系。此时,绝不能给他留出更多的思考时间。只有一环扣一环地让他回答下去,这样才能使他的心理,时时受到自己问话的制约,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为回答后一个问题造成被动。

“告诉我,那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

“你要快些回答我的问话!”

“我……我撒谎了。那天……我跟别人打架了。因为,因为党支部正在培养我,我怕让党支部知道我在外面打架,拖延我的入党时间。所以……所以,就让李永斌证实我在厂里上班……”

“那天,你跟谁打架了?”

“跟一个不认识的人。”

“在什么地方打的?”

“在……在,在金家街公园。”

“你在撒谎!”

“信不信由你们。”

“你跟那个人打架,有人证实吗?”

“没有。”

“我现在警告你,欺骗公安机关,制造谎言,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

“你说说,你是什么时间去的金家街公园?为什么要到那儿?因为什么跟别人打的架?跟你打架的那个人是怎样一个人?”

又是沉默。

也许是邓庆林的警告对他起了作用,或许是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考虑得那么细,他对李永斌太深信笃疑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想想,从你来到这里,你讲了多少谎话?有的我给你挑明了,有的我还在等着你的觉悟。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会无中生有,你也不要再侥幸下去了。你自以为自己很高明,你想以谎言蒙骗公安机关,这只能是自欺欺人!我可以再提醒你一下,你的家里缺了一条麻袋,这条麻袋干什么用了,你自己最清楚。对你来说,坦白从宽是唯一的出路。你看着办吧!”

继续沉默。

这说明,确凿的证据和政策攻势,给了张传国毁灭性的打击。他赖以进行狡辩的“理由”,侥幸的幻想,以及挖空心思制定的防御计划,还未等兜售出来,就统统地被打破了。

眼下,需要抓住最能触动他内心痛处的环节,激发他的情感,辅之以说服和感化教育,使其认罪伏法。

“张传国,你说过,你时刻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你不要忘了,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的。既然你能虔诚地相信党,那还有什么不能对组织上说的话呢?你还很年轻,妻子又很漂亮。你也可能经常教育你的儿子,要诚实,不能说假话……你不为别人考虑,也要为妻子和孩子想想啊!……”

张传国的头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下去了。他将两只手叉开,深深地插入头发里。他的全身都在抽搐地发抖着。

蓦地,他猛地抬起头来,两眼迸发出绝望和痛苦的光,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顶,两眼烧得通红。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嚎叫起来:

“虚荣心毁了我呀!我上了贾风礼的当了!我让他当枪使了!……”

他嚎啕大哭着,拼命地、胡乱地用两个握紧的拳头,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和胸膛。

……

他停止了哭泣。

他极度忏悔地望着邓庆林。

他招供了!

十一

凶手竟会是张传国和贾风礼?

人们惊呆了:

张传国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啊!

贾风礼是党支部副书记,刚刚填写完《党员登记表》呀!

有头脑的人不是叹为观止,也不仅仅把它当作“新闻”去传播。而是思索,议论,交流各自的感慨。

人们提出的“为什么”,远比案件的本身要复杂!

人们产生的联想,也比结案的本身有意义……

1984年6月的一天晚上。

皎洁的月亮装饰了夏日的夜空,也装饰了大地。夜空象无边无际的大海,广阔而又神秘。繁密的星,如同海水里漾起的小火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光点。城市、街道、树木,在幽静的睡眠里,披着银色的薄纱。奇妙的空气又凉爽,又闷热,充满着甜醉的气息。

迷人的夜!

非凡的夜!

“我得走了,贾科长。”牟英华焦虑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再坐一会,你大婶和孩子今晚都不在家,晚一点没关系。”贾风礼从另一个沙发上站起来,双手搭在牟英华肩上,又把她按坐在沙发上。

“都快11点啦,我一个姑娘家……”

“那怕什么,我经常在家里找别人谈话,有时,时间比现在还晚呢。”

“回去晚了,我妈会说我的。”

“不要紧,你妈要是说你的话,就说是我找你谈话了。”

无聊的闲嗑越唠越少。

也许是白天干活太累了,牟英华竟打起盹来。

只有一分钟。也许她正用这一分钟的时间,做着五彩斑斓的,或是光怪陆离的梦。

朦胧中,她觉得一股酒腥味直冲鼻孔。继而,一张树皮一样粗糙的东西在脸上拉来拉去。紧接着,又象有一个毛乎乎、绿莹莹的青虫在嘴唇上来回爬行着……她还是迷迷糊糊的,以为是梦,恶梦。

她受不住了。那个大青虫钻进了嘴里……她吓醒了。

现实比恶梦还恶!

贾风礼那张粗糙的大脸,挡住了她的视线。

“你,你……贾科长!”牟英华羞赧而极度惊恐地叫了起来,两手奋力地推开了这位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顶头上司。

“不要喊!让人听到,你还有脸见人?”贾风礼转脸又坐在沙发扶手上,紧紧地搂住了牟英华。

“贾科长,贾科长……别这样,别这样!”牟英华奋力地挣脱着。

“小牟,理解我吧……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

“不,不行……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告你!”牟英华一边提出警告,一边试图挣扎。

“哐啷啷!”贾风礼坐起身子,抓住她的脖领用力向后推了一下,震得茶几上的水杯摔到了地上。然后又低头说道:“明天你可以告去,今夜得顺着我。不要忘了,我是你的科长,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惹恼了,我整死你。”

牟英华不敢反抗了,痛苦的泪水夺眶而出。她闭上眼睛,轻轻地抽泣着,任凭贾风礼怎样玩弄……

牟英华是接父亲的班,进到第二轧钢厂的。她虽是个贫家闺秀,却生性是个要强的人。她不安心自己所干的工作,羡慕那些“坐”机关的姑娘们。怎奈父亲是个老工人,家里人又没有权势。于是,她决心摒弃依赖思想,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调换工种的目的。她找到了当时正在总务科当科长的贾风礼。贾风礼对她确实不错。在他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为牟英华调换了两次工种。牟英华视他为“恩人”,对他毕恭毕敬。然而,从托儿所到清扫队,再从清扫队到倒班宿舍,她都觉得不理想,见到外人也不愿道出自己是干什么的。于是,便又一次找到了贾风礼,要求调到食堂工作。贾风礼满口应允,这又使牟英华感恩不尽。其实,贾风礼早就对牟英华摸摸触触的,但牟英华没有多想。她根本不会去想,堂堂的大科长会在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可眼下的事实,使她惊呆了。科长——色狼。她震惊,不理解,搞不明白,这一正一反的形象怎么会集于一个人身上。她哪里知道,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多少男盗女娼,不都是以正人君子面目出现的吗?她只看到了贾风礼的和善、亲近的外表,也就居然把他当“好人”一样看待了。她太年轻了!

牟英华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亡父之痛,萦纡未消。蓄满泪水的心灵上又被狠狠地戳上一刀!

回到家里,她蒙上被子,痛哭一阵。

母亲惊疑地穿上衣服,赶忙走了过去。

“英华,出什么事了?你这一晚上到哪儿去了?是让谁……”

母亲好象有什么预感,一个劲地催问着。

怎么说得出口啊!她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一切。

贾风礼恩威并济,牟英华进退两难了。她担心,惧怕。担心此事若去告发,不但告不倒贾风礼,倒使自己声誉扫地,那样,贾风礼会置她于死地;惧怕那些令人心惊胆寒的社会舆论,令人无法解释,无法抵御的唇枪舌剑!

在那一瞬间,她曾想到死。但死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白舍了一条命。她马上断了死的念头。身子已经破了,何苦再自己挖自己的脸呢?贾科长对自己有恩,何况眼下正求他帮着调换工种。继而,她又断了“告”的念头。

牟英华不想堵死自己的“后路”,终于消极地默认倒霉了。

忍受,一切都默默地忍受!

顺从,一切都无言地顺从!

忍受是弱女子的禀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忍受也是一种美德。但若过分承受邪恶的压力,便成了一种耻辱。

在此之际,牟英华如果幡然醒悟,逃出虎口,向法院提出控告,向妇联要求保护,为时尚不晚。

她迟迟没有这样做,她甚至比贾风礼更害怕此事的暴露。

贾风礼尝到了甜头,更摸清了牟英华怕丢人、爱面子的自尊心理。他肆无忌禅地死死缠着牟英华。

起初,牟英华被贾风礼奸污后,总要偷偷地哭上一阵,耻辱似乎随眼泪一同流出了。哭一会儿,心情才能平静。后来,次数多了起来,她的眼泪也渐渐地干了。她想尽快找个对象,也许能使贾风礼的淫威有所收敛;她想求贾风礼帮她调出轧钢厂,逃避他的无休止的污辱。

贾风礼犯难了。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调来调去还好说。调出轧钢厂,他有些力不从心。另外,长时间的玩弄,他对牟英华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此时,正是他从总务科调到一车间任党支部副书记的时间。每每牟英华找到他,他便以调出总务科没有权为借口,推托不办。

她怀孕了。这对结了婚的年轻少妇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然而,她肚子里面蕴育的却是贾风礼播下的一颗邪恶的种子。女孩子家的羞涩,使她无地自容。她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象磨盘一样沉重的压力,在她的腹内沉甸甸地坠压着。

她找到了贾风礼。

“我……我有了。”牟英华鼓足了勇气,企求般地说。

“什么,什么有了?”贾风礼好似没听明白。

“我……我怀孕了。”

“嗯?怀孕了?”贾风礼没有惊慌的神情,显得很不在意。

“都,都快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不会吧?……孩子是我的吗?能不能是你跟别人搞出来的?”

“是,是你的。我没跟过别人。”

“嗐!管他是谁的,那就打胎吧……”

……

牟英华激怒了。她似乎有所醒悟。她想,既然沦为贾风礼的玩物,何不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控制他,利用他。

“你不帮我调出轧钢厂,我就把你的事抖露抖露!”

这是一声震撼心灵的威胁!牟英华判若两人,不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了。他害怕起来,越发觉得自己终有一日要败坏在这个臭丫头蛋子的手里。他总认为,毁在一个女孩子手里,实在太不值得了。此时,那磨盘一样沉重的压力,已挪到了他的身上,压得他整天焦灼不安,心绪不宁。

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然要用罪恶使它结束。

他发狠了。他要拔掉这个肉中“刺”,眼中“钉”!

十二

入党,在张传国被极端的个人私欲所操纵的人生哲学里,应该说是梦寐以求的。

“为共产主义?去他妈的吧!我就是为自己。”他心里这样说。

贾风礼受厂党委之托,调入一车间任党支部副书记。

“靠上他!”张传国这样想。

献殷勤,讨好,溜须——怎么说都行。

只要能讨贾副书记喜欢,宁可当牛,情愿做马!

贾风礼果然喜欢上他了。

“入党?这算什么,一切我包了!”贾风礼向张传国许愿了。

受宠若惊!欣喜若狂!

“只要有求于我,玩命办,在所不辞!”激动之下,张传国含泪向“恩人”发誓。

忽一日,贾风礼把张传国找了去。

那是一副严肃的面孔。

“你想入党吗?”

“是,贾书记。”

“我看你别入了。”

“怎么回事?贾书记,您不是正在培养我吗?”

“要想入党,就必须对党组织诚实。”

“是呀,我把心都掏给您啦。”

“把心掏给我了?……不见得吧?”

“哎呀!贾书记,您怎么还不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相信你跟辛艳丽乱搞男女关系?”

“这,这……您怎么知道的?”

“嘘——小点声。你的事还能瞒得了我。你给我老老实实说清楚!”

张传国不得不说了。

1984年7月的一天,他正在厂里干活。这时,车间女工辛艳丽悄悄把他叫到无人处,请他帮助找人为其调换工种。他满口应允,并四下奔波为其努力。辛艳丽感激不尽……这样,两个人的关系,渐渐地暖昧起来。

“你们俩仅仅是关系暖昧吗?”

“还发,发生了关系。”

“几次?”

“两,两次。”

“噢——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事……以后可要注意影响喽!”

“那,我入党的事?”

“还是包在我身上。”

“您可得为我保密啊。”

“没问题,你就大胆地工作吧。”

“贾书记,我永远也不会忘了您对我的恩德!有求于我的,您尽管吱声!”张传国感激涕零。

“好了,干活去吧。以后我会求到你的。”

从此,张传国就象尾随着贾风礼左右的一条狗。那条栓在脖子上的绳索,牢牢地握在贾风礼手里,任其随意牵拉着,控制着

又一日,贾风礼把张传国找了去。

那是一副谄笑的面孔。

“既然咱们俩的关系达到这个份上,我有一件事,也不应该瞒着你。”

“什么事?贾书记,您说吧。”

“职工食堂的牟英华,你认识吗?”

“认识。”

“我在总务科时,她天天找我为她调换工种。我给她调换了几次,她还不满意,非要让我给她调出轧钢厂。”

“她也太过分了。”

“唉!如果单单是这件事,也就无所谓了。”

“那,还有什么事?”

“我们俩也发生了关系。”

“她是愿意的吗?”

“我一个半大老头了,她能愿意吗。”

“那,她找您的麻烦了?”

“是,牟英华说,我要再不给她调出轧钢厂,就要告发我。”

“那,那你可就倒霉了!”

“所以,我才把你找来。”

“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

“我想把她干掉!”

“啊!……”

“我这一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如果你替我除掉这个后患,1987年我保证让你入上党。”

“这……这……”

“咱俩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如果你不帮我这个忙,不但入不了党,我还要把你和小邢的事向领导反映,告诉你的老婆……”

“……贾书记,为了报答您对我的恩德,我豁出这条命了!”

几声狞笑从贾风礼的鼻子里哼了出来……

好糊涂的张传国哟!

此时,你完全可以醒悟到什么!

即便是,你的一条腿已经开始迈向了罪恶的深渊,但,立即收回来,还不迟呀!

你没有醒悟!

你执拗地、盲目地、稀里糊涂地滑下去了!

自我“爆炸”的导火索,是你在强烈的虚荣心的支配下点燃的。它烧死了别人,也烧死了你自己!

十三

1986年2月15日正月初七。

上午10点多钟,金家街自由市场,叫卖声在集市上空喧嚣,喷香的诱人食欲的气味在整个集市里弥漫,各种货物用品布满狭小的街道。

张传国提着筐夹杂在闹哄哄的人群中。

“牟英华。”他看到了牟英华正站在一家小百货摊前买着什么。

他猛然想起了“恩人”那张和蔼而又深藏着奸滑的脸。他觉得一种无法抵抗的压力在袭扰着他。他又觉得这是感恩报德的最好良机。他心里顿生一股杀机。他以为凭着自己的高超手段,自信一定会躲避开公安局的侦查。

“小牟,小牟!你买什么哪?”

牟英华刚付了钱,接过了雪花膏,忽听有人喊,忙转身回头。

“哟!是你呀。买什么来了?”声音象铜铃,脆生生的。

“想买点菜。……你还买什么吗?”

“不买了,回家。”

“哎,求你件事行吗?”

“什么事?你说吧。”

“卫生所张大夫有一样东西放在我家,你帮我拿去还给他好吗?”

“行!……你家住在哪儿?”

“跟我走吧。”

她含着微笑,轻松地向死亡慢慢走去。

他还是盲目地,稀里糊涂地将另一条腿向罪恶的深渊迈进。

“哟,你家里没人呀?”

“没人,就我自己。”

“哎!别把门关死。”

“没事,你倒挺正经啊。”

家,这是一个结婚不到四年的家,一切摆设新婚如初。牟英华羡慕地东瞧瞧,西望望,不住地赞叹着。

然而,她哪里会想到,张传国正手持擀面棒,站立在她的身后。她也许正在触景生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向往着也能有一个温馨的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梦,刹那间就要结束了。对她来说,这是一场永远也惊不破的美梦。

她真的没有任何反应地倒下去了。虽还有一息尚存,但,身心完全没了知觉。

张传国狠狠地向牟英华的后脑连击两棒之后,又骑在倒下去的牟英华身上,双手掐住了她的脖颈……唯恐不死,又找来一根麻绳,拴在她的脖子上,死死地勒去……

他慌透了!只有此时,他才略感问题的严重,才醒悟到等待着他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后悔了,就在牟英华断气的一瞬间,他几乎差点眩晕过去;他惧怕了,那双愤怒的,几乎要冒出来的双眼,死死地瞪着他……听说人死后,眼瞳能将凶手的形象摄进去,侦察员可通过技术手段,从眼瞳里显示出凶手的相貌。他又找出一把水果刀,用那双沾满血的、颤抖的手,狠狠地刺穿了牟英华的双眼……

可悲呀!张传国。你有的是一副堂堂的六尺之躯,有的是热情和智慧,你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利用它们。你用奴颜婢膝的“软骨症”取代了热情和智慧。你的智慧在极强的虚荣心的支配下,变成了愚妄的谬见。你想把荣耀的基础建立在血泊中,靠着他人的死亡换得那张“党票”,这是多么卑鄙的思考,多么龌龊的行动!!

紧接着,张传国用麻绳将牟英华的头和脚捆绑在一起,顺手拽下铺在床上的塑料布,将尸体包裹起来,装入麻袋。又掐断一截漆包线,将麻袋口扎好。

尸体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运出去的。

当张传国将驮着尸体的自行车推到新甘井子街时,实在没有勇气再推下去了。于是,将尸体抛到了公共厕所旁边。

回去的路上,张传国将作案工具统统扔进了第二发电厂东墙外的臭水沟内。

他庆幸的是,竟没碰到一个熟人。渐渐地,头上冒着的虚汗,干了;过快的心律跳动,恢复了平静。

然而,侥幸心理只伴随他度过了46天。

十四

娇妻,象一座冰雕雪塑,木然地呆立在铁栅栏外。

屈下来,负罪的膝盖!

张传国跪着从黑暗的墙角处,向娇妻爬去……

他撕心裂肺地嚎哭着。

他没头没脑地将那颗罪恶的头颅,拼命地向铁栏杆撞去!

血——污浊的血!溅在她的鞋上——那是结婚时,他特意托人从上海为她买来的、当时最时兴的跛跟皮鞋。

她好象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只有那苦涩的泪水,象小溪一样,从她的两颗美丽的大眼睛里,不住地向外流淌着——流进了嘴角,流进了那颗受伤的心里!

爱情、幸福、孩子……一切都完了!

她走了,没丢下一句话。

他还在痛悔地撕抓着,嚎哭着……

晚了!

一切都晚了!

1986年9月26日。

张传国带着死亡一样黑暗的灵魂,走向了黑暗的地狱。

和死亡一样黑暗的生活,将伴随着贾风礼,在冷森森的大墙内,度过那罪恶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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