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记者 蒋锦璐
“市市有书城、县县有书店、乡乡有网点、村村有书屋”，是国家新闻出版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发展目标之一。然而，记者在近日跟随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调研小组一路走访中发现，“乡乡有网点”成为广西在“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内最难完成的任务。相对于市县级书店在互联网时代下艰难转型谋求生存发展，农家书屋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政府全力支持，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简称“乡镇网点”）则完全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也可以这么说，广西面对的困难是全国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难题的一个缩影。
25年消失1000个网点
70后的媒体人韦波回忆童年乐趣，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镇上供销社买小人书。在物质贫乏的生活中，这比吃到一颗水果糖还让人心花怒放。
但是，现在回到桂西北老家，镇上已经找不到卖书的地方了。圩日里，杂货摊上偶尔会摆出来几本图书，“要么讲风水，要么从封面到内容都是打打杀杀、鬼鬼怪怪”。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在2014年的调研数据，印证了韦波观察到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全区共有1420个乡镇网点，基本上每个乡镇有1个以上。20多年来，乡镇网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以平均每年40个的速度减少。到了2010年，减少到了730个，近半数“蒸发”。据2015年的最新数据：全区共有1126个乡镇，有乡镇网点的仅427个（含代发点），平均3.79个乡镇拥有一个网点。
鉴于民营发行网点大多集中在县以上城区，乡镇一级只有少数百货小店兼营几本图书、杂志，品种少、不对路，再加上许多乡镇不通快递，即便能网上购书也无法收到，因此，近些年来，农村无处卖书，农民无处买书。主流文化阵地的缺位，给了假冒伪劣文化产品乘虚而入的空间，农村出版物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新华书店是农村图书发行的国家队、主力军。新华书店的农村发行，就是乡镇网点的建设史。”广西新华书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伟勤是从农村发行管理员成长起来的“新华人”，1980年参加工作的他，经历了乡镇网点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1949年12月广西新华书店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新华书店都是与农村供销社合作图书发行工作。那个年代，每个乡镇供销社都有一个新华书店农村图书发行代销点。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下，农村流通体制发生变化，农村供销社受到冲击自身难保，新华书店转而与乡镇教办联营，依托基层教育网点发行图书。到了2001年，全国推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撤销了乡镇教办，新华书店又一次无处落脚，造成乡镇网点大面积萎缩、减少。”
周伟勤认为，“如何在乡村扎根，新华书店一直在努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书店自建乡镇网点的热潮，几乎每个县（区）书店都自建了一个或数个农村下伸网点。”
时至今日，那些与供销社、乡镇教办共建的网点，基本“全军覆没”。登记在册的427个新华书店乡镇网点，实际上有的也没有发挥作用。尽管有楼体或铺面立在那里，并且开门营业，却难觅图书踪影。最多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当作教材运输配送的中转站。
在都安瑶族自治县，调研小组了解到该县最远的乡镇拉仁乡离县城有100多公里。这就意味着，拉仁乡村民想要买一本书，就要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县城，一来一回差不多要花费一整天。这种情形在全区70多个县（区）普遍存在。
如果将乡镇网点比喻成为国家文化神经末梢上的敏感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已经失去传输时代气血的功能。
卖书不如卖米粉
卖书没有效益，对于乡镇网点是致命伤。
都安下坳网点启用于1994年，可以通往三四个乡镇。在坚守了几年之后，从2000年起转营其他业务。
县新华书店经理王崇伟告诉记者，一是因为通往各乡镇的公路修好后，下坳网点作为运输中转站的功能不存在了；二是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家里的老人小孩没有消费图书的能力。
在位于县城繁华地段的县新华书店采访了近一个小时，记者只见到零星的几位顾客。店员神情淡定：“这还算好的了，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就是几个顾客。”
王崇伟接着说，“这还是县城，到了乡镇，网点经营更加艰难，卖出的书还不够发员工的工资。”他算了一笔账：“一个网点最少要三个人轮班，人工成本、图书成本加上水电开支、税金，一年没有四五万元开支根本撑不下来。而且，这些成本一年比一年高。一天收入还不如旁边米粉摊卖几碗米粉。”县新华书店为下坳网点承担了多年费用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但凡能补贴我们都会想办法，但我们是企业，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还得兼顾经济效益。”
王崇伟同样是一位老“新华”。缘于心底浓浓的“新华情结”，他和同事们每年都坚持送书下乡。尽管一天下来销售额抵不过租车费、汽油费、伙食补贴，可是在老乡和孩子跟前“刷一刷存在感”，让他们认得、记得“新华书店”这块牌子，王崇伟觉得好歹对“新华”肩负的社会责任有个交待，自己内心的焦虑也能缓解一些。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县级新华书店都坚持向乡镇网点“输血”。然而，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教材招标发行、教辅发行市场化使整个图书发行的行业利润回落到微利的境地，与此同时，这个微利行业受到网络书城、数字化阅读和餐饮、服装、药店等高度商业化行业的两面夹击；另一方面，整个新华书店系统的转企改制，使它面临着艰巨的转型调整。
内外环境的变革将新华书店挤逼到了无路可退的角落。
调研小组负责人陆帅刚告诉记者，2013年全区各级新华书店公司门市部实际用于图书经营的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年销售额（坪效）仅为0.42万元，坪效最低的只有0.01万元，远远低于国内专卖店2万元和零售业1.3万元的坪效水平。
在严峻的形势下，充分开发自有物业价值，从内部发掘潜力，成为市县级书店自保自救的必然选择。
武鸣县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是一座三层楼房。早年书店设在一楼，阳光难以射入纵深的店铺，光线昏暗，顾客寥寥。2012年，经理何贵江将书店搬上三楼，并重新装修，提升购书环境和服务，令书店“敞亮”起来，有了体面和尊严。随后，在一楼二楼引进音像、文具、彩票销售，并自营超市。实际效果不错，商业铺面有了人气，带动了顾客循着亮光和书香前往三楼书店，书店销营额不断上升。“副业要围绕主业经营，不能说副业强了主业没了。‘新华’的核心是书，这是一定要坚守的。”何贵江说。
尽管有了一些积累，何贵江还是不敢轻言恢复3个自建乡镇网点的经营，“乡镇网点必须要有生存模式。没有生存模式的网点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农村市场“药不能停”
广西各级新华书店尝试采取“自建善借”的策略，试图“盘活”乡镇网点，例如与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小学联办校园书店，或与乡镇超市联办图书专架。由于经营图书的利润太薄，这些合作没能长久。
如有可能，让乡镇网点与农家书屋“联合”，不失为事半功倍的办法。由于每个农家书屋都配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员完成当地农民缺书登记后，再通过当地新华书店的网络进行及时的补充订购。但是这种办法需要从上至下打破行业管理的壁垒。
向外看，浙江新华书集团经历十年推进的“小连锁”模式，为乡镇网点建设提供了样板。“小连锁”的具体做法是：在集团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的基础上，由各市县新华书店吸引个体经营者（主要是农村、城镇个体书店）加盟连锁。目前，浙江全省400家“小连锁”的年销售额抵得上一个超大型卖场。
“小连锁”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战略眼光和全力支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规划，提供资金补贴，享受租金、税收优惠。“小连锁”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盈利指数上，还在于它为政府、书店、个体经营者和农民提供了多赢的可能。书店虽小，意义重大。
近年来，为扶持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国家财政对部分城市实施试点扶持，此外，不少省市也纷纷出台了实体书店扶持政策。广西若能进入试点城市争取到国家扶持资金，继续实施本级宣传文化专项资金支持网点建设，各级政府建立网点扶持资金，那么，有样板有经验可以学习借鉴的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将有望得到推进，“乡乡有网点”将不再是理想与现实错位的一声叹息。
“新华书店担负着文化传承使命，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村市场，公益价值永远要大于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这是‘新华精神’的内涵，不可动摇。”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谢向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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