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亟须'三医联动’改革驱动；进一步推动医保定价机制改革，在满足患者用药可及性及保证创新医药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医院管理改革，解决好创新药物进医院'最后一公里’难题……”9月13日，由人民政协网主办的“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系列沙龙”第一期在京举办。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医药和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围绕“中国医药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贡献跻身“第二梯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介绍，过去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53.9万亿提升到2021年114.4万亿，占全球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8%以上，稳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年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到78.2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6亿，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低到27.7%，我国对医疗健康的需求不可阻挡，这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实指引下，依托不断加大的经费投入力度和持续优化的法规机制，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成果斐然。据药智数据库统计,2017 年～2021 年,中国共上市263 个创新药产品,聚焦在中国疾病负担最大和增速最高的疾病领域,如肿瘤、消化及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等。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发言中表示，2020年，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跻身“第二梯队”前列，其中中国对全球研发管线产品数量的贡献跃至约14%，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不仅如此，中国医药创新已经开始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迈进之路，目前已有十几种创新药得到国外许可，这标志着中国医药创新走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时代。
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需政策协同
医疗、医保、医药是医改“三驾马车”。然而，“三医联动”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协调。宋瑞霖表示，中国医药创新所面临的瓶颈仍然是供应链系统、政策链系统不协调、不统一，难以形成集成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发言中提出，应从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度来看国产医药创新问题，国家需对“三医体制”进行整体设计，把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改革、药物集中采购改革、新药上市的管理等协同考虑，从顶层设计上整体解决问题。
“创新药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赛道，从财报上看，没有大投入不可能有更大的'远方’。”张连起建议，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医药创新政策顶层设计、宏观布局，做到政策协同；在医保基金安全、有效使用前提下，医保报销政策应同时兼顾产业创新动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绝不能唯“低价是从”；分析研判医疗医保医药政策在临床层面的堵点，推进医院管理改革，完善合理用药政策，提升创新医药的临床可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原院长季加孚认为，目前，我国医药研发创新性不强，特别是本土企业核心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本土创新药物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国际认可度不高。此外，医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导向性不足。因此，建议以政策为导向，统筹推进平台建设，强化生物医药基础研究。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党委书记孟冬平认为，整体来看，我国医药创新研发实力还相对薄弱，在全球创新药市场所占份额不足10%。当前形势下，要以政策制度为支撑，健全医药创新制度体系，全方位营造构建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秉持全球化理念与思维，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以更科学务实的政策举措引导助推行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完善定价机制，让医药创新可持续发展
会上，委员专家和业界代表讨论最热烈的就是如何在创新医药的可及性和医药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推动医药创新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三医联动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应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建立卫生经济学评价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谈到，药物创新要解决两个层面问题，一是解决常见病用药问题，特别是要解决中国疾病谱中的常规用药问题；二是列出还未满足临床需求的用药名单，以政府为主导，有针对性进行研发，提高研发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洁在发言中介绍，罕见病的有效治疗一方面依赖于医生的诊疗技术提升，另一方面要依靠研发出具有针对性的药物。全世界的罕见病大概有七八千种，其中有药可治的不到5%，而且大部分罕见病药物价格高昂，患者难以负担。近年来，我们对罕见病患者的治疗越来越重视，一些创新药物纳入了医保，但光靠基本医保是兜不住的，应该建立一个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多层次的支付体系减轻患者的负担。“罕见病患者是特殊人群，应该采取特殊的制度安排，不能按一般的肿瘤那样，用市场来换价格，这是不适合的。”
“创新药发展问题涉及政策、科学、经济等多个方面，是个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吴晶坦言，目前，我国已走上一条寻找医疗产品价值进行价值评估，进而实现科学定价，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能有共同的方向和目标的路子。但是以价值决定价格的评估体系还未完全实现。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一个是我们是给了那些最有价值的药谈判机会吗？要通过分析数据寻找答案，来改善当前的评审规则；二是我们现在的价格测算真正尊重了价值吗？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实现。“推动国产医药创新需要树立药物价值观，形成药物价值评价测量体系，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
“对于支持创新药物，应该完善现在的医保报销体系，不是让医保一定要多支付钱，而是让医保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剩下的要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宋瑞霖建议，由政府主导，对于低收入人群建立补充医疗保险，降低其医保支出。医保部门应当站在战略性高度，一方面要满足老百姓的用药需求，降低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同时也要让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认为，药品研发是高风险、“九死一生”的创新活动。鼓励创新必须要给创新药企业定价自主权。实行政府定价，药品专利和数据保护就失去了市场独占的意义。创新药的定价是个探索并逐步趋向合理的过程。企业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价格高了就少卖点，价格低了就多卖点。医疗保险可以根据医保资金承受能力灵活调整支付比例，要警惕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因定价问题不在中国申请上市而先到美国去上市，特别是要警惕因定价问题导致资本退出创新药领域，葬送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
百济神州总裁、首席运营官兼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谈到，我国药品定价标准关系到中国医药创新企业全球化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好的定价机制，中国企业可能难以真正“走出去”。科学制定国产创新药价格，将有助于国产创新药的国际定价，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创新和健康发展，在满足中国老百姓的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同时，也能让创新药企业生存下去，走向世界。
恒瑞医药创始人、中国药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孙飘扬建议，在市场准入方面，相关政策应给予创新正确导向，可调整为适应症越多进入医保概率越大；在医保价格政策方面，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加强政策引导，提升药物创新能力。
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则建议，为本土创新药上市准入医保开辟绿色通道，加强医保和药监的准入协同，尽快惠及患者；重视创新医药产业的经济属性，支持创新药的价值定价及全球价格体系；鼓励本土创新药企国际化，激活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巩固国际竞争新优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综合施策，助推更多创新药物进医院
创新药物进得了医保，却难进医院，是业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对此，季加孚认为，创新药难进医院，除了受政策影响外，与报销制度、医院绩效考核等都有一定关系。所以，改革要有协同性，不是一方面的原因。
“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个新药上市时的经济学模型的构建？这样医院在选择时不仅仅看简单的临床效果，还要看投入产出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表示，医生给患者看病时经常会问一句“你有医保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医生是在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当一个新药上市的时候，我们传统的经验是不够了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投入产出效益方面，需要给医生更多的资料，便于他在临床使用和研究。
方来英认为，创新药生态从医院端出发需考虑四个问题：成功的医药产品需植根于良好的市场土壤，解决人民健康的痛点问题，创新药研发应避免“扎堆”随大流；注重药物经济学研究，通过数字化应用，构建创新药经济学模型；在解决公平保障的前提下，让药品选择回归市场，允许社会差异化选择同一种药品的不同品牌；需全面统筹国民健康政策，构建稳定的公共政策。
毕井泉则建议，应该鼓励医院采购获批上市的创新药，不受医院用药目录限制，让患者能够用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药品价格由企业自主确定，医保部门参照在用的药品价格支付，超出部分由患者自己支付或由商业保险支付。三年后，再根据创新药的临床价值，与企业谈判价格和报销比例。（谢阿愁 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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