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提问的学生与逆来顺受的草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而有这一做法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同时，只有10%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经常提问和“很经常提问”。

    上述两项数值差异明显，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教育和学生的两种状况，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那中国学生的不提问是如何养成的呢？调查和分析称，有些学生不愿提问是怕自己提的问题很“愚蠢”。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积极提问有可能带来风险，如冒犯教师和官方结论、则得不到好成绩等。

    学生不愿提问其实是不敢提问，这主要是不敢提出与教师和教材不同观点的问题。在不少学校，尤其是人文和社科专业，有些问题是禁区，连教师都不敢触及，更何况学生。一些高校的教师就曾对学生讲，对于“板上钉钉”的问题，没必要再去讨论和提问，更没必要作为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选题。

    所谓“板上钉钉”的问题，一是学界迄今已有定论的，二是有官方结论的。其实，“板上钉钉”的问题很多未必就是“板上钉钉”，一是它需要实践和时间检验，二是新的研究成果和证据，可能会颠覆原先的结论。

    不愿和不敢提问的学生步入社会后，很可能成为不愿和不敢多事的草民，即使从事科学研究，也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提出问题对于科学来说，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真相长久得不到确切认识，由此阻碍科学成果的发现和应用，不利于科技造福于社会；于社会和文化来说，会阻碍真相的认知，造成民智低下，延缓人类文明的发展。

    远的不说，2003年中国爆发的“非典”，人们记忆犹新。当时，最高权威机构的权威专家提出“非典”的病原体是衣原体，建议用利福平治疗，因为该药对衣原体是特效药。但另外一些专业人员通过研究认为，“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可由于不敢冒犯权威，因此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不仅失去了首先发现冠状病毒的机遇，还让不少病患在“药不对症”的治疗中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同时引发公众和社会更大的恐慌。

    中国学生不愿和不敢提问，这固然与性格和文化有关，但更与多年的教育有关。许多孩子从启蒙之时（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被忽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甚至胎教时就开始了）就被要求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要服从父母和老师，要遵法守纪，却很少跟他们提及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拥有选举权、知情权，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识。如此教育的结果便是，学生在学校不愿和提不出问题；到了社会则成为顺民或草民，既没有自主性，更谈不上创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公民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要求学生遵法守纪、勇于助人、与人为善，更强调一个公民要有正义、公平的意识，要懂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运作的，认识到权力的获取和实施，应有正当性和符合伦理。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鼓励学生质疑，充分发掘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从敢于提问的学生到合格的公民，才是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成长路径。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