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维多利亚当上大清女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是个卓越的领导人。在她的引领下，英国由普通欧洲国家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科学、艺术飞速发展，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她被英国人由衷地怀念，她的名字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瀑布、城市等都以维多利亚命名。
与维多利亚同时代的清王朝，也出了一位女强人——慈禧（1835-1908）。她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具有刚强果断的魂力和掌控大局的才干，她是大清的“女王”。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踏进二十世纪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作家王龙认为，维多利亚与慈禧的治国之途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高低，也不在于道德心怀差异，而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作用。不同的政治文化造成了不同的治国模式，也造成了两个国家截然相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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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维多利亚的形象温文尔雅，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可事实并非如此，她是一个复杂人物：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强硬冷酷；有时顺应历史潮流，有时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一有机会，她会毫不犹豫去维护、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抛到一边，暴露出任性、自私的一面。她如当上大清太后，强大的权力欲可得到极大满足，开口就是“圣旨”，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什么集体研究、法规制度，全是摆设。“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老子天下第一。绝不会像在英国那样，集体大于个人，法大于权。她要杀一个有精神障碍的行刺者，法官说不能杀，她就得听法官的。
由于闭关锁国，清王朝长期沉浸在“天朝上国，世界第一”的梦呓中酣睡不醒，对西方文明愚昧无知，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反感。维多利亚如当上太后，也会对西方的蒸汽机、棉纺机等“公开蔑视”；也会拒绝“科学、经济、体育、宪法”等外来新词，因为“用之尤觉得可恨”；也会宁坐轿子而不坐汽车，因为汽车司机居然坐在老佛爷前面；也会把外国人在上海租界修建的铁路用重金买下拆掉，因为火车惊忧了地下的祖先……
盲目自大，抱残守缺，不愿与世界文明接轨，其结果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清王朝屡屡被“外夷”欺侮，被小日本和“八国联军”等打得没一点脾气，不得不“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维多利亚若当上大清太后，在整个社会已失去转型动力和变革空间的情况下，她的“治国方略”难见成效，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难以改变，当外敌入侵时，她也难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命运。
好在维多利亚生在英国，好在历史没有假如。但历史事实说明，一个伟大人物，哪怕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封建环境中也难有大的作为。尽管高高在上时会有很多人颂扬其伟大，但这种伟大往往是短命的，时间越长越不伟大。
维多利亚与慈禧的不同命运告诉我们：英国的“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故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威权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牵制统治者……几千年来，国家和社会因此付出巨大的运作成本。”
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成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太后，罪不在个人而在封建制度。维多利亚如当上清朝的封建女王，她可能就是“慈禧第二”（本文资料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王龙／著）。
许家祥 《 讽刺与幽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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