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维多利亚当上大清女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是个卓越的领导人。在她的引领下,英国由普通欧洲国家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科学、艺术飞速发展,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她被英国人由衷地怀念,她的名字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瀑布、城市等都以维多利亚命名。
与维多利亚同时代的清王朝,也出了一位女强人——慈禧(1835-1908)。她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具有刚强果断的魂力和掌控大局的才干,她是大清的“女王”。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踏进二十世纪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作家王龙认为,维多利亚与慈禧的治国之途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高低,也不在于道德心怀差异,而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作用。不同的政治文化造成了不同的治国模式,也造成了两个国家截然相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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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维多利亚的形象温文尔雅,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可事实并非如此,她是一个复杂人物: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强硬冷酷;有时顺应历史潮流,有时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一有机会,她会毫不犹豫去维护、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抛到一边,暴露出任性、自私的一面。她如当上大清太后,强大的权力欲可得到极大满足,开口就是“圣旨”,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什么集体研究、法规制度,全是摆设。“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老子天下第一。绝不会像在英国那样,集体大于个人,法大于权。她要杀一个有精神障碍的行刺者,法官说不能杀,她就得听法官的。
由于闭关锁国,清王朝长期沉浸在“天朝上国,世界第一”的梦呓中酣睡不醒,对西方文明愚昧无知,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反感。维多利亚如当上太后,也会对西方的蒸汽机、棉纺机等“公开蔑视”;也会拒绝“科学、经济、体育、宪法”等外来新词,因为“用之尤觉得可恨”;也会宁坐轿子而不坐汽车,因为汽车司机居然坐在老佛爷前面;也会把外国人在上海租界修建的铁路用重金买下拆掉,因为火车惊忧了地下的祖先……
盲目自大,抱残守缺,不愿与世界文明接轨,其结果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清王朝屡屡被“外夷”欺侮,被小日本和“八国联军”等打得没一点脾气,不得不“量中华之物力,结列强之欢心”。维多利亚若当上大清太后,在整个社会已失去转型动力和变革空间的情况下,她的“治国方略”难见成效,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难以改变,当外敌入侵时,她也难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命运。
好在维多利亚生在英国,好在历史没有假如。但历史事实说明,一个伟大人物,哪怕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封建环境中也难有大的作为。尽管高高在上时会有很多人颂扬其伟大,但这种伟大往往是短命的,时间越长越不伟大。
维多利亚与慈禧的不同命运告诉我们:英国的“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故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威权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牵制统治者……几千年来,国家和社会因此付出巨大的运作成本。”
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成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太后,罪不在个人而在封建制度。维多利亚如当上清朝的封建女王,她可能就是“慈禧第二”(本文资料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王龙/著)。
许家祥 《 讽刺与幽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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