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商及在位時間考

周武王伐商及在位時間考

何焱林

何按：此篇系評黃懐信先生關於“清華簡”《金縢》校讀文字之一，因其較長，故單貼

於此。

 

關于武王在位時間及其崩年，文獻多歧，今作一考訂。

《逸周書·作洛解四十八》：“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彙校集注》：“孔晁云：‘乃，謂乃後之歲’。”《黃校》乃訓仍，義為二。

按：乃為接續詞，不必旁訓，《爾雅·序疏》：“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乃歲卽下歲，次年；卽克殷之第二年。但此與《逸周書·明堂解五十五》：“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帝王世紀》“六年庚寅崩”相左。故丁宗洛稱“乃歲（孔）注言乃後之歲，承上句‘旣歸’而下，似次年便崩，故《史記》言克殷二年武王崩。然《明堂解》克紂六年崩,兩悖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緊接下來，《史記》又稱：“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所言，的是克殷後二年武王崩。《史記》所錄時間與《書·金縢》合。武王喪乃周大事，《金縢》未另起年，故是旣克商之二年。

《集解》引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作洛解》學界歷認其為西周之作，而《明堂解》為後人追述。故《作洛解》所言，可信度更高。但《明堂解》所說六年，亦自有由，誤在此六年不是武克殷後六年，而是武王在位之六年。卽是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此說似與一些陳說相冲突，實則絶可采信。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此九年為文王九年？武王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稱“（受命）後十年而崩”乃指其所歷年份，所謂舉其成數。當是文王九年。武王旣稱太子發，奉文王以伐，自然未改正朔，仍用文王紀年。《書·武成》亦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畢說有二：①《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②《索隱》按：“‘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九年文王崩，當書葬於畢而非祭於畢。然其時並未葬文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至武王伐紂，未葬文王。葬文王，乃國大事，其時正在圖商緊要關頭，暫厝文王靈柩，一可集中精力圖商，再則，正好以文王名號伐商。

上祭於畢，則畢為天星。此處祭畢，非卽於當年興兵，而是祈神庇佑。九年文王新喪，武王當守制。

東觀兵之年，《史記》作九年；伐紂之年，《史記》作十一年，皆誤。《史記》之誤，容有别因，此不贅。《集解》引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則譙周所見《史記》與今通行《史記》有兩年之差。九年武王守制，至十一年，守制兩年（守制本當二十七個月，此舉成數，或處于非常時期，略作變通）東觀兵，十三年伐紂，時間正合，且與《書·泰誓》“惟十有三年”，《逸周書》之《大匡解第三十七》“惟是（十）有三祀”，《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大聚解第三十九》“維武王勝殷”，《世俘解第四十》“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皆敍述武王伐商事為十三祀，與《泰誓》合，與譙周說亦合。

《逸周書》之《柔武解第二十六》起，稱其年為“維（武）王元祀”，《大開武解第二十七》“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第二十八》“維王二祀一月”，《寶典解第二十九》“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寤儆解第三十一》“維四月朔，王告儆”。此四月當是三祀之四月。《武順解第三十二》、《武穆解第三十三》皆不記年月。至《和寤解第三十四》“王乃出圖周，至于鮮原”，若此十三祀為武王紀年，豈有從三祀至十三祀，十年之間，不記一年一事之理。

晉黃甫謐《帝王世紀》：“四年，起師於鰖水，甲子，至於牧野，乃作牧誓。”此四年，乃以武王系年，加文王九年，恰為十三年，與《書》、《逸周書》合。與《史記》之說差二年。但與譙周所見合。

《逸周書·度邑解四十四》：“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與殷郊。”，卽武王克商之年事。同篇有“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卽克商之年，武王身體已有不適之感，並與叔旦謀傳位之事。《逸周書·武儆解第四十五》“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是年為武王崩年，克商已為十三祀，不可能武王崩年為十二祀，南宋高似孫《史略》二作一，卽十一祀，顯用武王系年。武王十一祀，距克商之年已八九年，卽《度邑解》與《武儆解》所述之事，已相距八九年，此不可能。極可能是仍用文王紀年，誤將二、四對調，卽“惟十有四祀二月”，卽克商後之年二月，王告夢。則與《書》、《史記》、《帝王世紀》合。

又文王崩於九年之暮春，武王九年卽繼位，及十四年春，在位六年。

又《竹書》以武王十二年克商，與《書》、《逸周書》、《史記》並違。武王崩年則作十七。《史略》為南宋人作，《竹書》，則為南宋後人所輯，皆不如前引諸作可信度高，故伐紂之年當為文王系年之十三祀。

武王崩年，《帝王世紀》作“十年冬，王崩於鎬，殯於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帝王世紀》接下來又有：“武王定位元年，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兩說不同，意定位者，伐商成功也。然此說與《書》、《史記》之說不侔。且與前說《度邑解》、《武儆解》所說之事，時間相差亦有六年，於情理亦不合。徵之《紀年》，十二年伐紂，十七年崩，亦不合。故定位當是武王嗣位。如此則與《書》、《史記》、《逸周書》之說合。

武王崩時已九十三，照《竹書》之說，成王時方十二歲，豈有八十一歲始生子者，周之制系父子相承，昔人壽短，若四十五十尙無子嗣，則被視作無後，以其繼統似不可能。周之傳承，如太王傳季歷而不傳太伯，因季歷有子昌，故周之傳位不必傳嫡長子有例在先。故發繼統時當有子嗣，卽使武王嗣位之年生成王，武王十三年克商，後六年崩，成王已十九歲，或按《竹書》武王嗣位十七年崩，成王亦十七歲，何須周公攝政？《竹書》以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至成王七年，周公公復政於王，卽成王十八或十九歲卽親政，足以說明此點。

下愚曾引《楚辭·天問》句“載屍集戰，何所急！”“載屍集戰”與伯夷、叔齊諫詞“父死不葬合”義同，豈有父死十三年不葬之理？“何所急”一問正說明父死不久卽興兵伐紂。

若武王在位十九年或十七年方崩，對於政令，應早有修齊，對於人事，當早有料理，對於管、蔡之徒，亦有所訓誨，其在克商之年，身体已有不適之感，對於頋命托孤，亦早已安排停當，姬旦亦當早預政事，大權已經在握，廣植人手。管、蔡流言，豈能左右朝堂？

由此觀之，《書》及《逸周書》所載武王伐商之年，皆用文王紀年，武王在位僅六年，克商後二年卽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