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黃懷信教授清華簡《金縢》校讀（二）

何焱林

《尙書?金縢》，古、今文《尚書》皆有，清華簡也有，正好作一比對。前文列出黃懷信先生對其文之逐一校讀，下愚攀附驥尾，表達些許愚見，並由此窺見劉國忠教授所稱的“古文《尚書》”之“原貌”。拙文《評清華簡<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為清華簡之炮制，不會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下據黃懷信教授《金縢》校讀，試探清華簡炮制者之心態。

一則成語“此地無銀三百兩，對門李四不曾偷”，國人悉知，不僅流傳於民間，也為廟堂所引用。清華簡炮制者行文中躲躲閃閃，掐頭去尾，移前輟後，繞道而行，正是一切作偽者、剽竊者之技俩，之李四心態，結果是欲蓋彌彰。清華簡《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行文集中表露了此種心態。

眾所周知，六經成篇，即有篇題，諸子，如孟、墨、莊、荀、韓、呂等之著，無一例外有篇題，《書》之篇題，自其成書即有，流傳至今，迄無更改。伏生《書》與孔壁《書》之篇名無任何沖突，即是明證。拙文《評清華簡<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曾引《左傳?成二年》即有《書?大誓》之名，魯成公前590—前573年在位，其逝時，孔子猶未生。可見《書》之篇名，至少其一部份，早於《書》成編時已經存在。《左傳》所引之《書》，或許就是黃教授所稱之“未改前之今本”。其時有否《金縢》之名，不敢妄斷，但《書》成編後，各篇皆有篇題，是不爭之事實。儒學隨孔子及門弟子澹臺滅明於春秋末期傳入楚地，作為六藝之一的《書》當隨之傳入。至戰國中晚期，儒學已成顯學，在楚地亦當廣泛傳播。《郭店（楚）簡》錄有《禮記?緇衣》之文，說明儒家經典已在楚地傳開。如果當時尚無儒家經典傳入，可以斷言，楚地更不會有“未改前之今本”《書》，更遑論《金縢》之文。實則，至少是楚宮，絕無“未改前之今本”《書》。

清華簡為《書》《金縢》所擬之名《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竟達十三字之多，比之曹瞞《讓三縣以明本志令》猶多出五字，黃教授《校讀》提也未曾提及，足見黃教授對其不屑顧，不屑用。此種篇題，只有今不知書，不逹古之二百五方能擬出。翻遍先秦經典及百家之作，降及漢魏諸作手，絕不會以如此冗贅，不得要領之名題其篇。古人文字、詞彙相對比後人少，書寫工具尤其簡拙，為便書寫、記誦，為文尚簡，其文其句，必力求精練簡潔明晰，豈能擬出寫來冗贅，讀來拗口，且根本不能表明本篇主旨之篇題？此十三字充其量表明周公願以己代武王，其意及“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於金縢之匱（古人能寫出這様長，讀來如此别扭之句子？）”而止。如此，“武王有疾周公祈代”八字足矣！翻翻《書》之篇目，無出四字者。

反觀《書》題《金縢》，不僅引而不發，誘人閱讀，且表明全篇圍繞“金縢”展開，周公憂國之心，愛兄之情，代兄之忱，納“自為功”之冊祝於金縢，達於極致，不僅有心之聲，且有躬之行。成王發金縢，見冊祝，始知周公忠公體國，含冤不辯，委曲求全之心之行，方有親自郊迎周公歸鎬京之舉，君臣隙釋，共赴時艱，武王崩後，周初動蕩之政局亦轉危為安。讀來一波三折，蕩氣回腸。若無“金縢”，豈有本篇故事？兩相比較，何啻霄壤！這就是劉國忠教授輩看到的“古文《尚書》”原貌？就要用這種不成名器的東西去改寫中國歷史？去閹割、肴亂、踐踏先聖先賢之著作？

    何以清華簡炮制者不用本篇篇題“金縢”，而要另擬如此不堪之名？這正是要掩蓋其李四之行。不只篇題，簡文幾全如此，前已作說明，今略舉數例。

㈠簡文“武王既克殷三年，王弗豫有遲。”《書》作：“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書》例不以王系年，本句兩見王字，皆為武王，贅。武王克商後次年即崩，不可能有“既克殷三年”。故其既不合行文慣例，亦不合史實。“王弗豫有遲”語意不明，“弗豫”一詞，直至戰國時期，非有病之專稱，也指不愉悅，不快、不怠隋。《孟子·梁惠王下》：“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公孫丑下》：“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則是不愉悅。《大戴禮·五帝德六十二》稱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註：“豫謂逸豫。”《史記·五帝本紀》稱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索隱》：“舒猶慢也。”故此處“不豫”與“不舒”、“不慢”同義，皆有不怠惰，不安於逸樂之意。

遲訓久，宋人所輯《廣韻》始有此義，那已經是《金縢》成文2000年後事，這是用後起義釋前人文之典型案例。則簡文其句意可為“王不高興很久”，或“王不貪圖逸樂很久”，非王病很久。此句將《金縢》原文一改，便成為一句不合書法，不合史實，文意模棱之“病句”、錯句。

㈡簡文“周公立焉，秉璧植珪”，《書》文作“周公立焉，植璧秉珪”。連如此四字，清華簡也要改置為“秉璧植珪”，以示其不抄自《書》文。其李四心態，令人噴飯。然珪為條狀物，一手握執，故稱執珪、秉珪，三國嵇康猶稱“秉珪”。珪為古人朝會、祭祀等重大活動握于手中成禮之物，璧則作祭禮而放置于案于壇。豈有握璧置珪或珪、璧皆握于手之理？

㈢簡文“惟爾元孫發”，《書》文作“惟爾元孫某”，須知此乃史冊祝之文，豈敢直呼王名？簡文註釋引《史記?魯世家》此句作“惟爾元孫王發”以比况。對先王稱元孫王發，顯非當事史官之筆，《史記》非直錄原文，不足為據。

㈣簡文“命於帝庭，尃又(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於下地”；《書》文作：“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當時情勢，周已定鼎，已經溥有四方；然四方不寧，殷之遺孽武庚，周之管、蔡，皆有謀逆之心，而武王遘疾，庭臣不安，《書》文之義是祈天布佑四方，保四境平安。敷、佑二字，《書》文多有，但佑絕無有義，也絕無“敷有”連文。簡文“溥有四方”實剿襲《盂鼎銘》“匍有四方”，盂鼎為康王釗二十三年器。經成、康兩代四十余年之治，周已政通人和，四方安堵，史稱成康盛世。其語境與書寫《金縢》時完全不同。《金縢》篇之作策者，不可能看到盂鼎。盂鼎作為明器，當隨盂一起入土，即不然，前772年犬戎攻破鎬京時必入土，於清嘉道間始重見天日。《盂鼎銘》非正式歷史記錄，其時紙未發明，無拓片術，也不會抄錄傳世，故前230±30年之人，包括楚人，無由看到《盂鼎銘》，由漢迄清之歷代治《書》者，無人釋“敷佑”為“匍有”，亦無《書》文改“敷佑”為“溥有”便是明證。至清末民初，王靜安誤釋盂鼎銘，一九八四年，周秉鈞《尚書易解》出版，用王國維釋“盂鼎云，匍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遂釋“敷佑”為“匍有”，清華簡剿襲之，改原文“敷佑”為“溥有”。其剿襲贓證，赫然在目！據此下愚前斷言，清華簡之炮制時間，不會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靜安君將《盂鼎銘》之“匍有四方”與《書?金縢》之“敷佑四方”混為一談，完全脫離時間，人物，語境，孤立地看待匍與敷皆從甫得音，佑古亦讀有，從而認定“匍有”即等於“敷佑”，等於“溥有”。實則是兩回事。

《盂鼎銘》所敍之事為“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譯成今語：“即從前武王繼文王之統，率邦人伐商，除去那個昏君商紂，成為天下共主，匍（溥）有四方。”其主角是武王，其主述是武王伐紂成功而“溥有”天下。《書?金縢》則是“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即請命於天帝之庭，施佑於四方，其主角無論天帝或三王，豈能“溥有四方”？如何“溥有”？彼等在天之靈，只能在冥冥中“庇佑四方”。惜乎智者千慮，猶有一失。

所謂事不過三，今已舉四例。有興趣網友可參看文（一），這種例子，觸目皆是。這是一切剽竊者，剿襲者之慣技：肢解，活剝，增字，減字，移前、輟後，改頭換面，以掩人耳目。

他如《說命》，清華簡則改题曰：《傅說之命》，如此，則《堯典》當改成《唐堯之典》，《湯誓》改為《商湯之誓》，《牧誓》當改《牧野之誓》等等。此種例子，太多太多，不勝牧舉，不僅涉《書》者有，涉《逸周書》者也有。

清華簡炮製者故意示其與今本似，而又不是，暗示其另有源頭，這篇東西才是其所稱之“祖本”，才是“原貌”。 真所謂“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戰國中晚期的楚國宮廷、民間，不可能有傳自西周的簡牘。

對於公認今、古文皆有之《書?金縢》篇，清華簡之炮製者尚且如此肆無忌憚地臠割，肢解，拼接，泊湊出如此不堪，令人汗顏的東西，其他今文《書》無，古文《書》有，或不見于經傳之所謂《耆夜》、《保訓》等，更可以伺其所需，恣意塗抹，還要妄稱祖本，用其改寫中國歷史！清華簡炮制者真要用清華簡《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去取代《書》之《金縢》？真不怕貽笑天下後世？彼輩欲陷祖宗、先聖先賢於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