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焱林
第二十一 言古文礼经以证书
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然无师说，不比古文尚书之多训释者。郑康成注三礼，曾引用之。周礼注有天子巡狩礼，中霤礼、烝尝礼、军礼、仪礼，注有朝贡礼、禘于太庙礼。礼记注有中霤礼，王居明堂礼；别有奔丧礼，皆逸篇之文。愚尝叹息，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同一为郑氏学，同一见引于经注中，而在礼者，虽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奕代犹知宝之，欲辑为经。而在尚书者，虽卷篇次第确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厭也，岂不重为此经文之不幸哉。
按：艺文志，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氏曰，孔氏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与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说是矣。而孔颖达礼记疏载康成云：汉志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又六艺论亦以孔壁得古文礼五十七篇，皆与今汉志数不合，未知何说，附此以广异闻。
又按：天子巡守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咫。中霤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咫，制丈八尺；禘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巳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徹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弓韣，礼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霤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霤礼云祀中霤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霤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收牛马。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国醵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祖，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一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却误以大戴礼记朝事仪为逸经，亦遗却禘于太庙，逸奔丧及军礼，伯厚谓如断圭碎璧，犹可宝。草庐谓虽片言只字，亦收拾而不敢遗，乃我爱其礼之意，余独惜其读郑注未到尔（当为耳）。
又按：仪礼三百，朱子从汉书臣瓒注指为仪礼，良是。此即礼器经礼三百也。汉人称仪礼为礼经，以别于七十子后学者所录之记。当周公时号文盛，篇凡三百，汉志云，自孔子时而不具。康成云周后世衰，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时在者已重复杂乱，又恶能存其亡者乎？说亦相表里。以臆度之，当或百篇。何则？以尚书百篇藏壁中，出时才五十八篇，则礼记出时五十六篇，推其藏当亦不减百篇。盖古书竹简，未有久置于屋壁不错乱摩灭者。又其篇首标出士冠礼、昏礼之类，所以奔丧、投壶，康成亲见其在逸礼内者，亦标首曰奔丧之礼，投壶之礼，则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犹周官经五篇，皆以惟王建国发端耳。
又按仪礼云者，古行礼者之仪注也。朱子欲分为章段，俾其数可知。可知而后可陈记，临文不讳。何胤曰：临文谓礼执文行事时。可见古人行礼皆执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遗忘及疏忽之处。周官大史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诸侯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贾疏曰：书即上文礼书，若今仪注，诏之使不错误。即其事也。在周公仅为仪注，孔子则尊为经。在当时虽祝史有司之属皆所通晓，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辞奥旨，苦其难读。古今不同如此。余尝谓仪礼直隋志中之仪注篇，周礼直隋志中之职官篇耳。或问：三百固属篇名，三千亦将为篇名乎？余曰：此则指微文小节，非篇名。然亦有在仪礼内者，如冠礼之始加，再加，三加之类；有不在仪礼内者，若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计当时亦必有成书，而不复得见矣！
又按：禘于大庙礼，王肃圣证论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孙。有皆升合于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礼，蔡邕明堂月令论引用云，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虽非当日本辞，亦所谓断圭碎璧者。
阎谓：
愚尝叹息，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同一为郑氏学，同一见引于经注中，而在《礼》者，虽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奕代犹知宝之，欲辑为经。而在《尚书》者，虽卷篇次第确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厭也，岂不重为此经文之不幸哉。
何按：
阎谓“愚尝叹息，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同一为郑氏学。”其意若曰，古《礼》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壁，同为郑注。事实并非如此。古《[礼》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壁不假，但同为郑学则不实。其《尚书古文疏证》第十八条有云：“《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
此段证供再明白不过，即王肃、郑玄及贾、马等所注《古文尚书》非是孔壁《书》，非与《礼》同一古文，其所注《书》“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阎百诗在其第十八条所作之证供，墨迹未干，怎么才过三条，即翻供？百诗纵健忘，其奈白纸黑字何？清人孙星衍辈，怎么不仔细读读《尚书古文疏证》，拾百诗余唾，搞出一本《今古文尚书疏证》？真所谓否定之否定，阎若璩否定了贾、马、郑、王所注之《古文尚书》为孔壁《书》，孙星衍否定了阎说，认其为真孔壁《书》。然而从唐孔颖达至于清之阎百诗，皆肯定马、郑等所注之《古文尚书》不过是“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字虽古文，《书》则今本，欧阳、夏侯三家《书》已湮于魏正始间，郑等注已逸于五代、北宋间，何来《今古文尚书》？
阎谓：“同一见引于经注中，而在《礼》者，虽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奕代犹知宝之，欲辑为经。而在《尚书》者，虽卷篇次第确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厭也，岂不重为此经文之不幸哉。”
阎氏此篇之文，可谓无话找话，与《书》相关者，不过“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四句，关于此，余在《评十三》中作过评述，不赘。
人事演进，周公所制之礼，早与时代脱节，其繁文缛节，早已权宜、变通，历代有所增减，如“饮至“之礼，三《礼》不载，最早见于《左传·隐五年》。至孔子，已有礼崩乐坏之叹喟。《礼》纵诸儒不乱，早为人事所乱，至今则“扫地无余”，成为化石矣！
《书》诸儒何曾乱？伏生《书》有三家之学，两汉四百年间立于学官。孔壁《书》出，虽本比伏《书》善，篇比伏《书》多，传比三家优（至少不用谶纬），但未立于学官，才真正被三家学所屈厭，一直在民间流传。然“物竞人择，优胜劣汰”，孔传《书》至东汉末终于走出低谷，至魏晋而成官学，至南北朝而流行，至唐宋而大显于世，流传不衰，至于今日。三家学，郑学，相继湮灭于数百年乃至千数百年前，早成明日黄花。
尽管今《书》有阎氏之披磔，他人之攻讦，企图屈厭；然今《书》将不可替代，屹立不倒。阎辈费尽移山心力，不过一场笑话。
所引《礼记》之文，与《书》无涉，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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