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二

——是真学者能千古

 

何焱林

   阎文：

第二十二  言书传用毛诗传

诗有四家，鲁齐韩毛，三家皆立于学官，而毛诗颇晚出且微。自苌以下，四传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废。及中兴后始大显，讲授训故，日以加备。殆与古文尚书等。史称安国为申公弟子，则所受盖鲁诗也。今尚书传如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在心为志，宝贤任能，皆诗序之文。尧典言昊天元气广大，大禹谟仁覆愍下，谓之昊天。益稷刊槎其木，赓续也。禹贡九州之泽已陂障。伊训汤有功烈之祖，故称焉。泰誓上、中二篇，泽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陈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讲德习射。皆毛传之文。尝考西京诸儒，非无兼通五经者，而独于一经之内，分门颛家，莫肯他从。如刘向受谷梁，子歆以左氏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歆欲建左氏于学官，与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画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当时董仲舒治公羊，其对策云春秋大一统，即公羊说也。梅福治谷梁，其上书云春秋宋杀其大夫，即又引谷梁说也。以至关雎之诗，一谓佩玉晏鸣，叹康王之后者，杜钦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鲁。谓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齐。商颂不谓作于商，而谓美襄公之世，司马迁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韩。鲁颂不谓作于史克，而谓公子奚斯作，扬雄说也，闻者可亦知其韩。其各有流派，号为家法如此。今安国舍鲁而从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晋间鲁诗已寖微，而毛诗方大显于世，遂不觉出此耶？叶梦得谓，汉代文章，无引诗序，惟黄初四年，有恭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卫宏诗序至是始行，此一切证云。

按：毛诗东汉间未立，范书儒林传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经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细数之却十五，疑有衍文。后云，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立学官。则所衍者毛诗。参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诗三，鲁齐韩氏，应劭汉官仪并同。益决为衍文，孔僖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毛亦衍文。何则？安国未闻受毛诗，疑鲁诗之讹。不然，孔僖以上，有别受毛诗，因传安国，古文尚书遂连类及之，亦古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别名，后汉中始见。故邛都夷传，苏祈叟二百余人。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刘焉传遣叟兵五千。刘璋传送叟兵三百人，李恢传赋出叟濮，张嶷传叟夷数反，武侯出师表宾叟青羌，遍捡史汉西南夷传并无叟字，盖出于明章以后。今安国传于牧誓庸蜀羌髳下曰：西南叟也，岂果武帝时有此称乎？

禹贡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计相去五百余里，史迁多疏略，每以后代地名叙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盖其书下讫麟止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时将四十年，不比安国为博士于元朔仅隔六七年，安国盖所见者也，史迁则所闻者也。所见不容有误。今传禹贡曰，同为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无反承袭史记之误处？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错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于外，当时中国无复四夷，见江统徙戎论。盖西晋时先识远量者特阐明其事。两汉人未之及，仅班书西域传序一及，未详今安国传淮夷、徐戎也却同，得无魏晋是有是议论乎？凡此传为魏晋人假托，皆历有明征，又不独前所论三年丧用王肃说，及此用毛传文而已也。

又按：所谓诗序之文，毛传之文，皆本孔氏疏。虽说以先民，民忘其劳，易兑卦彖传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旧者尔。

又按鲁诗亡于西晋，近代复出。申公培诗说，己未在京师，一徵君著诗论，多所采获。予为证明之曰：班书杜钦传，关雎为叹康王之后。臣瓒曰此鲁诗。谷永传阎妻骄扇，注以为鲁诗，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也。礼坊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郑康成注，记时尚未得毛传，故用鲁诗，曰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刘向列女传正同。盖向家世鲁诗，故今诗说关雎，仍属太姒。燕燕仍庄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与毛诗合，分明是后人袭用毛诗，脱误如此，不待细攻。又一徵君自夸家有世本，未携至京师。予曰世本朱子时已失传，据斑志凡十五篇，见周礼，礼记注疏者有作篇，左传疏者有氏姓篇。史记注者有居篇，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则其伪又不待辩。杨子法言有言，欲伪者必假真，真之不假，伪将安售？吾知其立败尔矣！

又按，郑氏笺毛诗东门之池，序引孔安国云，停水曰池，不知何从得此训。安国生平止传论语、孝经二书，无池字意，是别有训说流（传）东汉，郑玄得之载于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传者于陂字既用毛传泽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郑笺停水曰池，若以自实其语，且反见康成之笺原本于此，心诚苦，学诚博矣，殊胜撰世本鲁诗说者手段。

 

    何按

一、阎以孔安国为申公弟子，其所受诗学当为鲁诗，但安国传《尚书》，多《毛诗》之序文，如：“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在心为志，宝贤任能。”皆诗序文。又《泰誓》上、中二篇，“泽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陈也。”等，皆毛传之文。而曰：“其各有流派，号为家法如此。今安国舍鲁而从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晋间鲁诗已寖微，而毛诗方大显于世，遂不觉出此耶？”

（一）、孔安国是在传《书》，不是说所传本经，不是说《鲁诗》，前此之一切文献皆可为用。如某僻字《鲁诗》所无，或《鲁诗》无释，安国传《书》能不释乎？某事，《鲁诗》不载或不说，安国能不说乎？如果泥守本经，只能在《鲁诗》范围内说《尚书》，说天下事。则《鲁诗》必须包罗万象，涵盖古今。鲁诗有此功能乎？毛诗虽于两汉未立学官，但不碍其传，如老墨庄韩诸子之书，虽从未立于学官，亦流传至今。毛诗两汉流传，从未间断，郑玄才能于汉末笺注，康臣于四家诗中，不笺他诗，而笺《毛诗》，固毛诗未立学官，亦因郑以其较他三家诗更有可人处，故笺毛。郑未闻受毛诗而能笺毛诗，郑可笺毛，何孔不能用毛？

（二）、安国非墨守本师者，即阎亦以为安国习伏《书》，则安国于《书》，本师者伏也。其大序有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便是的证。但其不泥守本经，不排斥他说，实事求是，博采众长，故能献壁《书》，传壁《书》，独辟蹊径，开古文一派。是真学者能千古，其学由涓涓细流，终成浩浩泱漭，两千余年，为万方学者所宗，何其美哉，何其壮哉。若其墨守师说，不过伏生之忠徒，今文之卫士，断不能成一代宗师。且《后汉书·孔僖传》有“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之说。阎则疑“毛”为“鲁”之讹，臆曰“安国未闻受毛诗”。未闻“受”，亦未闻不受，何能断其必不受？安国学者，即不从师，《毛诗》自有传说，可无师自通。故范书《孔僖传》：“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信不诬也。

（三）、《诗·陈风·东门之池》序曰“《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笺》：孔安国云：“停水曰池。”阎谓：“不知（郑）何从得此训。安国生平止传《论语》、《孝经》二书，无池字意，是别有训说流（传），东汉郑玄得之载于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传者于陂字既用《毛传》“泽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郑笺》“停水曰池”，若以自实其语，且反见康成之笺原本于此，心诚苦，学诚博矣，殊胜撰《世本》、《鲁诗》说者手段。”

郑玄是严肃学者，安国至康成，不过两百余年，引安国释池字义，当不致误。

古《论语》、古《孝经》、《古文尚书》皆出孔壁，《书》尤重，不仅因其系先王先圣之言，《书》更多于伏生之十六篇，安国既有时间注《论语》、《孝经》，断无不注《尚书》之理。阎“陂池”之说，出《尚书·泰誓》上，其文曰：“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孔传》：“土高曰台，有木曰榭，泽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谓服饰过制。言匮民财力为奢丽。”

试设想，安国要伪造此注，需多少手脚？首先，此孔安国知彼孔安国未受《毛诗》，他必遍读有“池”字之书，于其中找到有孔安国关于“池”字之注，除非他对《毛诗》烂熟于心，读《毛诗》至少要读到《东门之池》，读到《毛传》：“孔安国云：‘停水曰池。’”方才如获至宝。然后考虑将“池”字造在二十五篇之何篇何节恰当，再将所截获之孔安国曰加上去？这要耗几何日月？要将其他的条子加上去呢？不可想象。

“停水曰池。”必附于书，阎既称“安国平生止传《论语》、《孝经》二书，无池字义。”但安国传《古文尚书》，由汉至今，尽如此说。明、清以来，始有梅、阎等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书，《孔传》为伪传。其主要论点为晋室东迁，今、古文《书》皆扫地无余。此一论点既不合情理，亦无史据，纯属想当然！故郑注《毛诗》序，引安国语“停水曰池”必出孔传《古文尚书》，郑笺此条为孔传《古文尚书》为真，铁证矣！

二、阎谓：叟者，蜀夷别名，后汉中始见。故邛都夷传，苏祈叟二百余人。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刘焉传遣叟兵五千。刘璋传送叟兵三百人，李恢传赋出叟濮，张嶷传叟夷数反，武侯出师表宾叟青羌，遍捡史汉西南夷传并无叟字，盖出于明章以后。今安国传于《牧誓》庸、蜀、羌、髳下曰：西南叟也，岂果武帝时有此称乎？

余以为，叟在其初，当泛指指西南某一片地区，故安国《传》称：“羌在西蜀叟”，而 以叟为族名。余料，此一地区相当广大，一部分与今西南官话区相重叠，包括今之桂、黔、湘西、巴渝、川西南、滇西北、陇南、川西北等地，统称此一地域为叟，如一段时间川西人统称西北人为老陕，重庆人统称苏、浙、赣等地人为下江人。故孔称羌在西蜀叟。古羌族分布区域相当广大，称其在西蜀叟，宜也；后始以叟称其地某具代表性之民族。叟之称当时史传不载，不等于其时未有，如前所谓“老陕”等。窃以为此地当时虽无正式官称，但其来有由，极可能是安国从司马相如处获知。阎以此条证《孔传》晚出不确。

三、阎谓：禹贡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计相去五百余里，史迁多疏略，每以后代地名叙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盖其书下讫麟止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时将四十年，不比安国为博士于元朔仅隔六七年，安国盖所见者也，史迁则所闻者也。所见不容有误。今传禹贡曰，同为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无反承袭史记之误乎？

何按：此段阎之述有些含混，其意若曰：《禹贡》河入海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决瓠子始注入渤海。认为孔安国误在用史迁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误在于阎未细读《书》、《史》，下析之。

（一）、《书·禹贡》称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处。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北过降水，至于大陆（降水，水名，入河。大陆，泽名），又北播为九河（北分为九河，以杀其溢，在兖州界），同为逆河，入于海（同合为一大河，号为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为功，故叙之）”。括号内为孔传文，余为经文。

无论经文抑注文，均无河经碣石入海之述。阎之说乃误读“夹右碣石”所致。《禹贡》述禹治水勘行各州时有“夹右碣石，入于河”之文。阎遂以禹治水自碣石入河，则禹贡河自碣石入海。如是夹右二字多余。

 “夹右碣石”，安国注“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孔颖达疏：“《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骊城县西南，是碣石为海畔山也。……《传》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当以此海为名。计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河入海处远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盖远行通水之处，北尽冀州之境，然后南回入河而逆上也。‘夹右’者，孔云‘夹行此山之右’，则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夹右’也。顾氏亦云：‘山西曰右。’郑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尽冀州之境，还从山东南行，入河。’郑以北行则东为右，南行西为右，故夹山两旁，山常居右，与孔异也。梁州《传》云：‘浮东渡河而还帝都，白所治也。’则入河逆上，为还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势，计其人功，施设规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并作，还都白帝所治。于时帝都近河，故于每州之下皆言浮水达河，记禹还都之道也。冀、兖、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扬二州不言河耳。”

郑玄注非。如郑说，河在碣石之东入海，沿碣石南麓傍海而行可达，何须绕一大弯？再，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近秦皇岛，其主峰海拔695米，周围地势隆起，黄河不可能由冀中平原升高河床，远达昌黎，傍碣石东入海。

孔说是：夹读挟，有扶着，依傍义。古人坐南向北，西常称右，东常称左。“夹右碣古”即傍碣石之右而行。北上冀州，折而西南行抵河。碣石不过是叙事地标，如太行之东，王屋之阳。

（二）、据今人研究，汉及前古河道有三：

（1）、《禹贡》河：即《书·禹贡》所述之河，其曰：““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伾亦作岯，”在今河南浚县，河经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沿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即大陆泽。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西来漳水，北过大陆泽。九河则指黄河下游在冀中平原紊流形成之多股河道。逆河是潮水倒灌时呈逆流之势之河口段。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2）、《山经》河：《山经》中不见河水径流记载，近谭其骧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所载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至今河北深县，分道北流，合虖沱水，北流至今蠡县南，合泒水、滱水，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亦不经碣石。

（3）故渎河：《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之河水，即《水经·河水注》之“大河故渎”。胡渭称：“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复东北径黎阳县南，径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其具体径流：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同，自宿胥口东北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过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而东经高唐县南，再折而北至东光县西合漳水，复下折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黄骅县为渤海边城市，界于京、津间，不近碣石。

又元光三年，河决瓠子，瓠子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为河夺淮入海第一遭。“汜郡十六”，入海口更远离碣石。历二十余年，至元封二年其决始塞，复归故道。

（三）、《史记·夏本纪》称河：“东过洛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史记》关于河下游及入海记录，与《书》大体一致，入于海并未明指其入渤海，河非内陆河，必入于海，入于黄海可，入于东海可，入于渤海亦可，迁说无误。安国称河入渤海，史迁未称渤海，谈不上安国抄史迁，安国与史迁同代人，迁可向安国问故，安国亦可向迁问故，论上古黄河水道，即使安国用史迁说，何错之有？

（四）、《书·禹贡》确有“至于碣石，入于海”之说，但为导山，《书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说太行、恒山绵延而东，至于碣石山，余脉东入海而尽，沿此诸地标之水，禹亦依次而治，非指河至碣石入海。

阎说河于碣石入海，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