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近日偶得《说文解字的部首排列规律》,其中有结论认为今本《说文》之分篇存在次序错乱乃至某些篇次内容出现错乱。是以区区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说文解字》之部首以求发扬先人真正的造字智慧。另外,由于考古发现的帮助,我们现代人比许慎掌握更多的漢字发展资料,因此,某些部首的构形本义其实也需要重新梳理,这也导致某些部首可能要出现分篇上的调整。
然而,正因为考古发掘的甲金文日趋完备,而且又比小篆(篆文)古老,加上我们文化中潜藏的崇古心理,使得当今有些学者借甲金文的原始构形否定《说文解字》上的很多解释。然而,漢字的发展,不止构形在调整,有些字含义还在使用中(构形的细微调整中)进行着升华。因此,选择一种文体作为构形分析的基准坐标非常有必要。而小篆(篆文)作为漢字发展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种文体,作为基准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详细分析参看拙作《漢字构形分析之基准字形坐标》):
《说文解字》部首分篇梳理第一
由于许《叙》“其建首也,立一为耑(端)……毕终於亥”的存在,《说文》部首之首篇与末篇估计基本保持原貌。
一者,简单的平直一划,正因为简单,所以所代表的构形含义可以很多,训诂派一般认为是算筹。如董莲池等溯源(复古)派认为一二三等的数字,就是积划成字。区区认为,除此之外,平直一划还可以表示诸如地平线,切一刀(一刀两断)等类似分割、分隔意义的事物或动作。
此外,“一”字还有一种异体:写作弌,从弋从一。关于“弌”,王彤伟认为:
如此,异体“弌”暂且不予理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在,“一”是否仅仅是数词,还是可以含有《说文》所谓“道立于一”的含义。
区区认为,若将“一”的最初构形视为“切一下、划一下、地平线”之类含分割、分隔意义的事物,那么“一”除了数字含义,另外还将顺利引申对立统一的含义。
《道德经》有“反者道之动”、“道生一,一生二”之类的话。上面的“一”肯定不是表示数字,其意思大体与“反”类似,可视为独立统一。
再者,从“一”的诸多构形含义,能提炼出独立个体(事物)的共同特征。然而世间的独立个体,至少分两种情况,一种类似顽石,由纯粹的同类物质构成,不惧寒暑乃至时间的侵蚀,近乎亙(亘)古长存;另一种是生命体(类生命体),多种物质构成,不断的保持某种动态的对立统一,直到生命终结。
综上,“一”之构形,最贴切的描述或许该是某种独立存在。因独立性,所以其构形本义是分割、分离。数词“一”是由其表象引申出的含义;而独立统一是其本义所引申出的哲学含义。
如此,则上面的异体“弌”的出现,恐怕就是“一”完成哲学升华之后,“一的”数词含义曾经另造“弌”来表示。联系部件“弋”的含义(挂钩),这种可能性很大。特别是若考古上“道生一,一生二”这类带有哲学含义的“一”没有被替换成“弌”,而仅仅是表数量的时候用“弌”。当然,这种猜测区区目前无法去证实,手头资料过于匮乏。
“二”字在《说文》中属于第十三篇,归五行分篇。其解释为地之数。但在解释所部之字“亟”的时候,又认为“二,天地也。”
而在构形上,“二”从偶“一”。据上文对“一”的解析来看,“二”的构形含义可理解为相互依存但又对立的一对存在,而这种存在的极致形式就是天地。
去掉阴阳术数的羁绊,还原“二”字的本源含义不难,但其分篇归属就有点费考量了:是放在第一还是第二。最后,我认为,还是归于第一篇,因为“一而二,二而一”。
而且,部首“巫”我看不应该独立,且不该从“工”,在篆文中应是从“二”。
甲骨文前期“巫”字构形如下(特别是宾组):
关于此构形,一般认为是巫具,徐中舒認為“甲金文象兩玉交疊之形,玉在古代是靈物,古代的巫師用玉來獻祭神靈。”
然而对比甲骨文“癸”(甲骨文似乎有点少,所以加上一些商代金文):
“巫”与“癸”的早期构形几乎一样,只是方向错开45度,都呈十字交叉。若“巫”是两玉(巫具)相交,那
“癸”又该当何解?
关于“癸”与“巫”,本人在《天干地支在古代的真实含义》中已经提及。当时重点分析“癸”的构形所表达的聚拢含义,至于“巫”则是有限(四边的横与竖,都取的“一”字切断之构形含义)的发散。这种发散,可以是平面四方,但更可能是表达上下之天文地理和古今之前尘后事。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古巫的各种职能被新出现的社会角色取代,关乎日常生活相关的,被“帝”及其政府组织所接手,而关乎历史传承的,史书完成的更完美。所以,进入帝国(奴隶)时代之后,巫的职能,仅剩关于未知与未来的解读。因此,后期的甲骨文“巫”更像是两个“工”字相交(此时为巫具相交):
而篆文“巫”字对之前的构形而言,可说是完全的异体字了。《说文》认为“巫”从“工”,虽然也勉强说得通,但从战国文字看:
简帛文字“巫”明显与“工”无关,反而从“二(古文‘上’)”。因此,我认为篆文“巫”从“二”,表达以舞降神,巫舞以通天彻地,从“二”从“丨”从两“人”。其构形精确的表达进入帝国时代后,巫师所保留的核心社会职能。
上者,古文构形如下:
其初期构形为上长下短之两划,与现行的数字“二”相似。至金文才出现类似现代“上”字构形的写法,如上图。这种明显的变化,很可能源于之前的构形造成歧义。
其早期构形的上面一短横,意为特指。后来为避免与数字“二”发生误解,所以后期的金文在短横旁多加一竖。
“上”能引申为上天的含义,特别是早期的长短两横构形,某种程度可看成“天”的异体。对古文“上”的这种理解,很可能是导致许慎将某些篆书(篆文)中含有类似古文“上”(构形如二)的字误解的原因。
当然,有些即使在甲骨文中其实不从“上”的字,在篆文中也被修改成从“上”。因为时代背景变了,有些字虽然看似一样,但实际已经是异体字。
所谓时代背景的改变,指的是从西周分封制确立开始,神州大地上的政治秩序大框架已经从帝国--方国的关系转化成王国--诸侯国的关系。其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建立了君权天授理论,统治方式从纯武力上升到以文化(攻心)为主。
最明显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或许要数“王”字:
若直接继承甲金文,“王”字完全可以写成上图隶书樊安碑上的那样,然而事实上却是变成三划王,甚至因为构形与篆文“玉”太接近,使得隶书“玉”字被迫加上一点,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说文》中,归属于部首“上”的字有三个:“帝”、“旁”、“下”。不过还有更多含有部件“二(古文‘上’)”的部首:“示”、“䇂”、“言”、“音”、“辛”、“辰”、“龍”。虽然其中不少的字在之前跟之后都不从“二(古文‘上’)”,但在篆文中,都该被解释成从“上”。
“上”部所属字,“帝”字的演化也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最早的帝,很可能是炎帝,而炎帝又称神农氏。这些说法虽然有着神话成分,但“帝”字的出现,很可能就是因为农业的发展。
最初的农业,是刀耕火种式的“游耕”,这其中,烧荒地块的选择恐怕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为此,古巫中分化出专门研究与指导烧荒工作的巫,随着农业越来越重要,这些巫就被冠以“帝”的特殊称谓。这估计是最早的“帝”字构形,从甲骨文“巫”省(去掉上下知天文地理的“工”形,代之以柴垛构形):
古人很可能以此构形表示主持烧荒的“巫”。
后来,神农氏在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此时的“帝”,恐怕是专指炎帝(主持烧荒祭天的人),已经脱去古巫的身份:
再后来,随着农业技术的成熟,人们开始进入定居农业时代,此时,生产工具成为决定农业收成的关键,所以巫师群中研究与生产农业工具的巫就被称为“帝”,从“辛”。因为收割工具“辛”是尽快将成熟粮食收获归仓的关键,否则,再多的粮食若烂在地里或者被鸟兽糟蹋了也是枉然:
之后,农业技术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此时,“帝”成为殷商帝国祖先的代称,其构形也发生异化,“辛”字构形逐渐变成类似权杖的构形:
进入西周,基本政治框架从之前的诸王争霸(帝国-方国)、君权神授(图腾/祖宗崇拜)模式进入到君权天授(王国-诸侯)模式。天之掌权者为“帝”,从“二(古文‘上’)”,下为上图异化的“帝”:
因此,实际上,金文“帝”的构形为上帝,意为天上之最高掌权者。而篆文“帝”基本基础金文“帝”的构形,但由于缺乏更多的古文资料,《说文》认为篆文“帝”从“二(古文‘上’)”,“朿”声。但我认为,“帝”从“朿”也说的通,我们来看看甲骨文“朿”:
目前主流看法认为,“朿”是“刺”的初文。但我认为,“朿”是“棘”的初文,“刺”则是“朿”的分化字或许更为妥当:
甲骨文“朿”从“巫”省(横写的工),其构形表示一直都带刺的灌木。至商代,分化出特指“刺”的金文(见上图)。
而这类带刺的灌木,其枝条基本上都是韧性十足的。因此,篆文“帝”中的“朿”,可引申为皮鞭一类用以鞭策的条状韧物(策字的构件“朿”,也是类似的含义)。所以,篆文“帝”的构形可理解为上帝之鞭,以其指代上帝。
至于“上”部所属的“旁”字,我认为完全与“上”无关,其核心构件是“方”,其所有的古文构形,都表示某事物的一方:
因此,“旁”字以现在的异体“㝑”为正体恐怕更合适:
从“祀”字与“宗”字的甲骨文看,“示”字的甲骨文最初肯定是表示祖宗/神主牌位:
而从“示”字的构形发展看,“祀”字与“宗”字中的构件“示”字有可能仅仅表示神主牌位:
上图框出的三个“示”字异体恐怕才是专指祖宗牌位。当然,也可能是阶段性的分化,后期又重新统一。至于构形含义,最初的“T”字构形,很可能表示祭台,以指代所拜祭的对象,后来在上面加一短横强调拜祭对象。再后来在下面加一点或两点,我想是表示显灵,因为拜祭神灵的行为,从最初的集体精神寄托演变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统治者会借助自然存在的某些异象,甚至人为的制作一些异象来证明或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但若仅从“祭”字甲骨文看,“示”一直都仅仅是表示祭台,但「示」成为「祭」的构件,已经是甲骨文分期的黄组之后,那是很靠后的分期:
因此,甲骨文“示”的构形主要指的是祭台,引申表示能显灵的神灵(牌位)。而到商代末期,至高神灵被称为“帝”(上帝),于是金文“示”仅仅表示祖宗牌位:
商之后,作为独体字的“示”字目前没有发现,但作为构件的“示”则是广泛使用:
从「祭」字的金文演变看,其构件「示」最初也肯定是表示祭台。但拜祭对象神与祖字两字,在甲骨文中几乎不曾存在,所以,「示」、「祖」、「神」三者或许都是早期的甲骨文「示」(又或者现在认为的三种早期甲骨文「示」,根本就是三个字):
独体的「示」字在西周立国之后消失相当长的时间,但出现构形表示祖宗(神灵)显灵含义的「视」字:
表示视察(巡察)含义的“视”字,在古文中其实是见的一种异体(也有认为就是视的):
因此金文「视」的构形无论是祖宗/神灵视察还是看见祖宗/神灵,都可以表示显灵的含义。由此引申呈现之类的含义很是自然。于是
在簡帛文獻中,「示」多寫作「視」,表示顯示,《馬王堆.老子甲本》:「邦利器不可以視人」,《老子乙本》作「邦利器不可以示人」,「視」、「示」古韻相同,《漢書》亦多以「視」為「示」,古字通用。
关于「示」字篆文,《说文》认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𠄞,【𠄞,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其三垂象日月星的说法固然勉强,但大体文理还是说得过去。不过,我认为篆文「示」从𠄞,【𠄞,古文上字。】从「丨」从「八」或许更合适,其构形为上天之祖宗/神灵在下界的分身(可以是神主牌也可以理解成显灵)。如此,可基本与甲金文含义相承。
事实上,漢字之所以传承不绝,其关键是构形随历史发展微调的同时,每个字的核心内涵几乎保持一致。因为漢字如许慎所总结的一样,以部首联系着众多的文字,即使某些部首的构形出现微调,在所部众多文字相互阐明下,各种微调几乎不会产生误解,而这些微调,其实大多都是在更切合时代发展,有助于更明确或更深入的表达书写者想要表达的内容。
「三」字,上承「一」与「二」,最初的构形含义也因袭,可为三种(有机的)独立存在,表示数量三。而这三种独立存在的极致,就是天地人。
但哲学化后,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者,皆独立之存在也,是以万物者,万「一」也。所以上面《道德经》中的两句,其实是相互补充的。于是,「二」者,阴阳也,「三」者,冲气以为和也。
《说文》认为「三」者,天地人之道也,虽嫌粗疏,但也算一语中的。而「三」字后来的构形变化可说是一定程度的迎合了这种说法,从篆文的三划等长,变成下划最长,上划次之,中划最短的构形。因为中划所代表的人虽伟大,但于天地而言还是略显渺小。不过反过来说,人虽渺小,但若在尊重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人可与天地比肩。
如上图,前面曾经提及,「王」字的构形变化与历史发展关系密切。其最初构形表示刃口向下的斧钺:
而且,对比其他武器的构形,「王」字没有柄。综合刃口向下和没有柄两个特征,甲骨文「王」字的构形就是指帝国/方国的最高军事首领象征物,以此指代帝国/方国最高军事首领。中后期的甲骨文「王」字与开始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上面多了一横。这一横,我认为不是饰笔,而是标志着商朝霸权稳固,成为王中之王。
至西周立国,建立分封制,封国的首领不再是「王」,方国变成诸侯国。其首领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这些诸侯国首领,最初很可能统称「士」。《诗.大雅.文王》中有:“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凡周之士,不显亦世”这句,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对爵位世袭的解释,意为周国的这些诸侯国首领(各等爵位),即使能力不行,也该世袭。因为即使“世之不显”,但“厥犹翼翼”。最终结果是“济济多士(本支百世之诸侯),文王以宁”。
至于后来「士」字含义发展转变,就是因为低等世袭爵位者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封地,不得不出卖其武力或智力。最初的武士或文士,都不可能是出身一般的累世平民家庭之人有能力染指的,更别说是奴隶。
分封制下的周王,也基本就是军事首领,封国内部的政治制度是自行设置的。
至西周末,特别是春秋时代,金文「王」字的构形,基本与后来的篆文一致了。说明这时代起,人们对“王”的理解,已经超出军事首领的范畴了。
对于篆文「王」,《说文》引用董仲舒的话解释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因为后来的王者若想自如的行政,须通天时地利乃至人心变化。
综上,「王」字的演化如下,当然,下图方框中的「士」字与「王」字最初的军事首领含义基本没关联了。
「玉」者,天地之精,有如人之王者,皆被认为能沟通天地。其构形可解析为以「一」象之,从「二」从「一」从「丨」。其构形曾一度与「王」字构形接近,后来为了避免混淆,「玉」字被迫加一点为饰笔:
「气」字构形变化如下:
最初写法与现行的「三」字相似,其构形含义估计与后来张王气学(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不谋而合,指的是充斥天地者(气也)。后来为避免误解,抽象事物具象化,写成气雾升腾的构形。
「士」字的大体演化在前面解析「王」字的时候同时已基本解析完成。不过其构形含义基本没展开述说。对比西周的「士」字与「土」字,该时期的「士」字很可能从「一」从「土」:
该时期的「士」字,上面的一横与底下一横相比,多数比较短,或者是接近等长,即使长一些的,也不会长的像现在这样,上面的一横比底下一横长的比较明显。而到了春秋中期往后,就再也没有上面一横较短的「士」字了:
「士」的构形从「一」从「土」该怎么理解?关键在「一」字。前文分析过,「一」字含义切、割之类的含义,那么从「一」从「土」,那就是诸侯裂土封国的含义了。就算是将「一」理解成独立个体,从「一」从「土」也可解析为独立疆土之封国。而在周代谁能裂土封国?那只能是身负爵位的诸位公侯了。
《诗.大雅.文王》中有:“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结合「士」字从「一」从「土」的理解,上面几句中的「士」字,就更可能是西周的诸侯国首领(各等爵位)。
至于「士」字篆文,《说文》认为“事也。數始於一,终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也算勉强说得通,但却完全割裂了「士」字的发展历史。
而且从春秋时期的「十」字构形看,春秋时代的「士」字也明显不从「十」:
因此,“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句是否真的孔子所说其实疑点颇大。
若沿用金文的构形含义,从西周时拥有独立封国的公侯之造字本义,可引申出某领域有杰出才能之人的含义,如相士,术士,武士,方士、谋士、策士等等。再后来经历广泛使用,「士」的称呼犹如现在的“帅哥”“美女”一类的称呼,变成泛指而非特指。
因此,篆文「士」也可认为是从「一」从「土」(省)。由裂土封国之公侯本义引申出某领域有杰出才能之人。
关于「丨」,我认为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正解》已经说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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