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新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博得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和赞美，本来，我以为赞美它的文章只有一篇唱片公司的公关稿已经足够了，未曾料到看到许多篇彻心彻肺、狗血乱喷的溢美评论，甚至有评论者已将这张唱片与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和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提并论，并由此将汪峰称为“中国摇滚新天王”。个人听过后认为，无论从音乐还是歌词内容上，《信仰在空中飘扬》都是一张平庸乏味、不值一提的唱片，但它却被人们真诚地捧到天上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自奥运以来汪峰陡然直升的知名度，令他得以进入主流视野。其实，中国现在做摇滚乐的，老百姓能叫出名字的有几个呢？除了旧天王崔健之外，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天王汪峰，中国诺大的摇滚舞台上只站着如说对口相声般的两个天王，却不见一个天兵天将，真是奇景一幕。摇滚乐在中国一直半死不活，有人认为这跟摇滚乐不适合中国传统审美有关，这种说法太荒唐了，难道Hip-Hop和肯德基就适合中国审美了吗？有趣的是，去年奥运期间，《怒放的生命》、《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我们的梦》等汪峰歌曲在北京大街小巷，各大赛场里被反复播放的原因之一，正是它们的流行摇滚风格更接近欧美年轻运动员的音乐审美。
别说欧美年轻运动员，中国当下青年对所谓的摇滚风格——假如是指配乐里有电吉他，唱歌时嘶哑着嗓子的话，也并没有多少抵触情绪，从迪克牛仔到萧敬腾，他们的粉丝都无边无际，在这些粉丝眼里，摇滚乐只是一种纯粹的音乐形式，并不暗藏者什么思想、文化、价值观上的指向性。事实若果然如此，一直以来，摇滚乐在中国就不会遭到自上而下的抵制和敌视。虽然摇滚乐在1950年代刚诞生时确实只是一种音乐形式，但随着它在196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运动，以及在随后西方一次次各种政治文化运动——譬如1980年代末东欧和平演变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政治文化层面上尖锐的批判性已成为摇滚乐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那么，真摇滚和伪摇滚的区别并不在于谁嘶吼的声音更响亮，而是谁具备陈恳而有力的批判精神。
而当这种批判精神过于有力，甚至如朋克摇滚里，这种批判已迹近疯狂，直似破口大骂时——正常、文雅、谨慎的大众对这种批判不但毫无兴趣，甚至充斥着反感，因为谁也不愿意被批判，特别当这种批判无比正确之时。但与此同时，人们又不能总是去消受那些甜腻平滑、废话成堆的流行歌曲，死水最爱微澜，无聊的大众希望能听到一些带刺的、有点刺激的东西——这里不是指审美，而是指歌曲内容，或者可以说其为批判力。力度的大小非常讲究，你要挠到听者的痒处，同时绝对不能弄疼他，这会令他无比舒服。《信仰在空中飘扬》正是这么一张力度恰到好处的唱片，这是它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所在。
其实，国内出版的比汪峰这张更深刻，更具批判精神的摇滚唱片并不是没有，但一来这些无名氏做的唱片很难被人们听到，二来这些无名氏的批判过于刁钻狠毒，不够温柔。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奥运会汪峰被大众认识并接受，于是这张唱片一发行就受到了注意，注意的人成日泡在甜歌蜜曲中，太久太久没有接受过汪峰歌曲中的所谓“批判精神”，而这些小毛刺又将听众挠得非常舒服，由此，唱片就被大夸特夸了。
汪峰一直熟练使用着各种陈词滥调，用来励志和煽情，这种一贯作风在这张新唱片里并没有得到改善。他这张里的批判，除了耻笑明星的无聊生活（《名利场》）和谩骂基于金钱的爱情（《蹩脚的爱情》）之外，大多都是出生于1971年的汪峰对中年危机的体会，对青春的向往，以及非常文艺腔的，对所谓中年沧桑的显摆，《春天里》、《光明》、《如果风不再吹》、《信仰在空中飘扬》、《再见青春》等都是这个调调。所以，称这张唱片为“中年危机分析与中年沧桑显摆”很恰当。
这么说来，唱片得到了许多中年人的吹捧恰在情理之中，而这些中年人恰好正在掌握了话语权的年纪，这是报刊网络等喉舌老爷们抒发对这张唱片溢美之词的另一个原因。譬如呼吁大家多去关注摇滚乐的中年人白岩松对唱片的评价，令人鸡皮疙瘩一身身起：“《信仰在空中飘扬》在刺中现实，也被现实刺痛。在把伤感都变成呐喊的过程中，汪峰孤独却坚定地向前迈出一大步。让今年的乐坛，即使只有这一张专辑，也算有不错的收成。它是一张时代之歌，他发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时代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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