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
“确定性”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的基础命题，它意味着对具有任意性、解构性特点的“强制阐释”的克服，指向了基于语言社会性的具有客观性、公共性的阐释实践。阐释的确定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对象的确定性与语言的确定性。一方面，阐释想要凝视于“事情本身”，就不能与客观的阐释对象错位与脱节。“阐释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自然的，是阐释借以生存并展开的可能基础与条件。无论何种方式的阐释，皆为确定对象之阐释。强调阐释的约束与规范，最基本的一点，是阐释对象的确定。”另一方面，阐释是语言的阐释，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确定关联，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与公共性为阐释确定性提供了基础，只有把握了语言世界中的确定性规律，才能实现阐释的确定性。
正因如此，包括了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小学”，特别是以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世界为中心的训诂学，就成为中国阐释学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要素。训诂学是一门以经典的解读与阐释为基础工作的古老学问，从先秦到现代，它积累了丰富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阐释实践经验，形成了以文献语义的确证为中心的阐释原理与阐释方法。可以说，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建立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贯穿训诂学历史全程的关键问题，也是训诂学参与中国阐释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的学术起点。
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在中国训诂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起来的。训诂学源自先秦儒学，孔子强调“正名”，旨在构建名实相副的语言秩序，其中蕴含着“因文求道”的语言观。先秦儒家在建立经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早期的训诂传统，这意味着“小学通经学”的滥觞，经典义理可以在语言解释中得以展现。与之不同的是，老庄之学发展出“得意忘言”的语言观，体现出对语言解释的怀疑态度，强调超越语言的体悟性认知。两种语言观针锋相对，阐释的确定性意味着前者对后者的克服。
两汉以来，经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训诂学亦随之大兴。汉儒对各类经典进行训诂，通过师法、家法的不断传承，奠定了中国古典解释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阐释的确定性成为主流方向，它不仅源自经学的崇高地位，更来自经学发展中不断形成的学术理路。简而言之，西汉今文经学盛行，多言天人灾异，强调通经致用，其经典解释常有附会不实之处；东汉古文经学崛起，摆脱了政治与神学的直接干扰，在群经互证中建立“实事求是”的经典解释。许慎和郑玄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许慎作《说文解字》，据“五经无双”以讲解字义，偏重语言文字的形、音、义互证。《说文解字》以部首为枢纽展现汉字形义体系，其训释说解紧密关联、回环互证，构建起以汉字为枢纽的汉语词汇的关联网络。郑玄遍注群经，具有经典互证的高度自觉，偏重于语义和语境的综合解释。他将篇章语境的内证、经典内部的文本互证和以《周礼》为中心的群经互证融会贯通，建立起宏大的经学体系。“许郑之学”是汉学的典范，二者从文字形义和语义语境的不同角度，展现出对汉语汉字与经典文本的意义体系的整体观照，这与两汉经学注重体系性、关联性的思维特点密不可分，构成了训诂学探求阐释确定性的学理底色。两汉是中国训诂学的奠基期，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训诂之作，无论《毛传》《郑笺》、郑玄《三礼注》还是《孟子章句》《楚辞章句》《论语集解》，汉魏古注都是训诂学不断发展与回顾的起点。
在训诂学史上，对汉魏古注的传承与开拓是具有张力关系的重要二维。一方面，南北朝以来形成了“疏不破注”的义疏学传统，对汉魏古注的全面传承与再度论证，成为训诂学家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训诂学也在不断突破传统，在对前代训诂的反思与经典文献的新诠中，保持着学术的推进与发展。可以说，这种“守故”与“开新”的统一，让训诂学兼具文化的稳定性与学术的开拓性。就开拓而言，什么是经典新诠不断产生的历史动力呢？对经典义理的新认识与训诂方法的不断创新是两个根本性的因素。具体而言：
对义理的新认识是“小学”与义理交相推动的结果。训诂是解读经典义理的基础，同时义理的新认识也不断推动着训诂的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阐释范式的重大转型，带动了训诂学的推陈出新——宋明理学对训诂的批判，是反对以训诂障蔽大道的琐屑之弊，而非否定训诂本身；事实上，以朱子为代表的宋明儒者在训诂学上亦有极为精彩之建树。以《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一语为例，郑玄释“费”为“佹”，“言可隐之节也”。按：“佹”有乖戾混乱之义，郑注以“费”为“拂”之假借，“费而隐”为条件句，谓时政混乱则君子可以归隐，故为“可隐之节”。此句承上句“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而来，皆言隐者之义。郑玄身处汉末，时遭乱世，故于《中庸》阐释中特重君子出处去就之道。朱熹释“费”为“广”，谓“费”为用之广，“隐”为体之微，“费而隐”为并列句，言君子之道兼具精微之“体”与广大之“用”。在古汉语中，“费”兼具佹、广二训，郑玄、朱熹的解释皆有语言根据。朱子之所以能突破前说、另立新诠，与对《中庸》义理的深入理解密不可分。在宋明理学中，“体用”是一组非常重要的范畴，朱熹以体用关系阐释“费而隐”，统摄了《中庸》文本中“道体”与“致用”的张力结构，展现出君子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哲学内涵。
训诂方法的不断创新是训诂学自身的研究拓展。乾嘉之学达到了训诂学的历史高峰，这与清代古音学的根本突破和“因声求义”的全面应用密不可分。王念孙曰：“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求本字、破假借的训诂路径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基本范式，解决了大量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以《左传·僖公九年》“以是藐诸孤”一语为例，“藐诸孤”是晋献公对幼子奚齐的称呼，其义难解。杜注：“言其幼贱，与诸子悬藐。”实显牵强。顾炎武释“藐”为“小”，已与杜注不同，然未释“诸”字。王引之《经义述闻》读“诸”为“者”。“诸即者字也，者与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或诸即或者。《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者亦诸也……藐者孤，犹言羸者阳耳。”根据这一解释，“藐诸孤”犹“幼孤者”，其语义始昭然明晰。
在宋学与清学的发展中，经典新诠让训诂学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对经典的不同解释日益积淀，形成了歧解纷呈的阐释面貌，出现了卷帙厚重的“集注”“集说”“集释”之作。以《论语》为例，在《论语集释》和《论语歧解辑录》等书中，几乎每一则都有不同的训诂解释，有的语句甚至出现了七八种释义。经典新诠意味着训诂与阐释的活力，但随着它的过度发展乃至异化，与训诂学的基本理念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疏不破注”让训诂学具有“尊古”之特点。“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由于两汉“小学”的经典性，当它与后出新解发生矛盾时，训诂学家往往会深入辨析其是非得失，对“信今疑古”的态度具有警觉。另一方面，两汉古文经学提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标准，自此以来，“求是”成为训诂学的第一要旨。“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下，对古注和新诠的整体检验，更成为训诂学发展的必然之势。
无论是“尊古”还是“求是”，都指向了对训诂确定性的反复验证，这意味着训诂学传统中蕴含着一种自我扬弃的学术力量。就宋学而言，义理阐释的新范式推动了训诂释义的不断发展，但如果义理阐发带有过强的主观预设与前置立场，属于对经典文本的强制阐释的话，相应的训诂亦难征信。以《论语》“吾与女弗如也”一语为例，孔子让子贡与颜回相较，子贡自谦弗如，孔子则以此回应之。汉儒读“与”为上声，释为表示“和”“同”的连词，孔子安慰子贡，“我和你”都比不上颜回。朱子则读“与”为去声，训为“许”，孔子认可子贡与颜回的巨大差距。一字之差，孔子的教育形象截然迥异，前者春风化雨，后者则不免刚严苛刻。朱子为何要改易前人之训？考诸宋人之说，多以孔子为生而知之者，颜回为学而知之者，由此建立起儒门的境界次第。孔子与颜回层次不同，故必在“闻一知十”之上，不容自谦“弗如”，训“与”为“许”，乃合斯旨。问题在于，这是宋人的义理建构，与孔子所言“我非生而知之者”显然不同。在先秦文献中，“与”表示赞许之义，其后所加的宾语都非常简单，如“吾与点也”“与其进也”之类，并没有“女弗如也”这样结构复杂的宾语。由此可见，朱子之说带有鲜明的理学预设，并不符合先秦的语言实际，故毛奇龄《四书改错》、刘宝楠《论语正义》都对其进行反驳。就清学而言，训诂方法的创新如果毫无节制地运用，很可能会最终走向谬误。乾嘉学者利用“因声求义”之法取得了辉煌成就。到了道咸之际，“破假借、求本字”不断泛滥，出现了大量“本字可通而必求借字”的训诂。清末大儒俞樾是滥求假借的典型人物，章太炎虽为曲园弟子，对这一现象已然不满，“近世作者，高邮王氏实惟大师。其后诸儒，渐多皮傅，观其甚者，虽似涣解，方更诘
，宜有所杀止矣”。王力更直接批评他说：“俞樾解释《诗·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以为'廛’同'缠’、'亿’同'繶’、'囷’同'稇’，都是束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诗人这样爱写别字呢？为什么这样巧，在同样的位置，一连写了三个别字呢？《诗经》里一共有六个地方用了'亿’字，其余五个地方的'亿’都不当束讲，其他先秦各书的'亿’字也都不当束讲，《伐檀》的'亿’字偏要当束讲，语言的社会性何在呢？”从章黄到新训诂学，妄用假借的训诂倾向得到了自觉反拨。
我们看到，训诂学经历了由“古注”到“新诠”的发展，而推动其发展的历史动力，更因其偏颇与泛滥，再度异化为扰乱训诂学发展的因素，由此导致了进一步的反思检验与定解探寻。这种“古注—新诠—定解”的模式正是中国训诂学的自我扬弃之路，它贯穿了由汉学到宋学、清学的学术历程，既是对老庄一系的语言解释怀疑论的克服，更是训诂学内部的不断自我超越，由此奠定了通往经典阐释确定性的实践方向。在这一过程中，训诂学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经史子集等不同类型的典籍得到全面解释，关于经典阐释确定性的学术原理与判断方法也不断地完善成熟。
中国训诂学在不断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阐释原理，即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经典解释的确定性。如前所论，“许郑之学”已然体现出对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体系与五经文本体系的整体认识，构成了训诂学的学理底色。古文经学注重体系，但其学术表述又多为“权威认证”的方式，简明精准地直陈结论。
某种意义上，唐宋“小学”与义疏学的繁复论证，正是要以文献征引的方式，将汉儒体系性的意义考察充分凸显出来。到了清代，训诂学达到了自身的历史高峰。顾炎武导夫先路，倡导实学，推崇“观其会通，究其条理”的研究风气。乾嘉之学经历了由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到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之发展，根据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史划分，吴派之特点为“尊古”，皖派之特点为“求是”，二者之间的学风转移，让训诂学体现出更为鲜明的科学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正是对训诂确定性的深入探寻。
戴震用“十分之见”来指称确证不移的训诂考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作为乾嘉之学的开山人物，戴震为训诂学提出了根本性的学术标准。首先，训诂的确定性建立在扎实详赡的文献证据之上，不可依赖“孤证”；其次，训诂的确定性不仅是材料的罗列，更基于严密的考证逻辑与理性思维，具备明晰的“识断”“审定”之功。更重要的是，确定性与语言文字的系统密不可分，它不是就事论事的文献考察，而是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地把握语言文字与经典语境的本末源流。余廷灿在《戴东原先生事略》中描述了戴震的治学风格：“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无论是“通贯群经”还是“反复参证”，皆体现出系统性、综合性的训诂学特点。
戴震之后，乾嘉学者全面实现了“十分之见”的学术精神，段玉裁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段玉裁提出“形音义互求”的“小学”理念，“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汉语汉字的形音义关联构成了可资互证的整体，加之古今之变的时间维度，成为贯通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语言文字体系。准确的训诂考证，就是要在体系内部的互求中把握意义的确定性。形音义互求的工作以《说文》为起点，“《经籍籑诂》一书甚善，但如一屋散钱，未上串。拙著《说文注》成，正此书之钱串也”。
《说文》如钱串，历代训诂如散钱，鲜活展现出《说文》在“小学”中的纲领作用——《说文》用本字本义统摄文献语用中的引申义、假借义，把《尔雅》《广雅》等训诂纂集中繁复的训诂材料，组织为秩然有序的语言文字系统。高邮二王更为注重经典语境对训诂考证的整体制约，其论证己说，多言“寻文究理”“寻绎文义”“上下语脉”；反驳他人，多言“文义不合”“文义不伦”“属辞不类”“文不相承”。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将“语境—语义”的综合判断作为第一要义。要之，段氏之学重在《说文》，强调语言文字的系统考察；王氏之学重在解经，注重语义与语境的综合互证。他们从不同路径拓展了“十分之见”的理念，建立起乾嘉学术“自系统以求确证”的研究范式。
乾嘉之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助力。“小学”本为经学之附庸，章太炎将文字、音韵、训诂统合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让“小学”获得了学科独立；与此同时，他强调“小学”不仅为通经之用，更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在更广阔的学术场域中拓展其应用价值。“小学”的独立之路也是中国训诂学迈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对语言文字系统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奠定了现代训诂学探求确定性的学术原理。章太炎对语言系统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小学”理论的思考，更体现在其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上建立起语言系统的根本依据。在《齐物论释》中，章太炎将庄学、唯识学与传统“小学”相结合，建构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语言哲学。
在他看来，所谓“名映一切”，语言是诸法实相的映照。“一切”不仅指语言能指的周遍性，也蕴含着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华严思想。根据华严宗“无尽缘起”之义，一切法皆非孤立而生。无尽因缘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网络关联，构成了法界的实相与秩序。这是一种基于普遍相关的存在论，世界上并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一切存在都在无尽的网络关联中获得自我定位，并与他者形成复杂关联。语言的系统性正是对普遍联系的“实相”的反映，在这一语言哲学的影响下，章黄“小学”的核心特点体现为“系统条理之学”。在章太炎、黄侃看来，传统“小学”注重材料积累与文献考证，虽然具备一定的“潜理论”，但由于理论意识不足与学术体系的零散，始终无法摆脱“散漫而无统系”的弊病。因此，章黄重新厘定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现代标准：“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现代学术的首要标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养深厚、旁征博引，而是清晰的理论体系与学术方法。在具体研究层面，“系统条理”的训诂学体现为形、音、义综合研究与语言文字古今源流的考察。“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系统”强调共时，“根源”强调历时，探求语言文字的源流脉络和整体关联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核心旨趣。就文献考证而言，章黄之学强调在语言文字系统中把握经典解释的确定性。如前所论，清代后期出现了妄破假借、随意改字的风气，章黄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凡轻改古籍者，非愚即妄，即令著作等身，亦不足贵也。” “考据之学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说，二曰不用单文，三曰不可迂折。” “臆说”指随意通假、轻改古籍，“单文”指偏信孤证、轻率立论，“迂折”则是违反语理、事理的臆测之论，三者皆有脱离语言文字系统之弊。这一反思正是要在语言文字的系统互证中建立经典的准确解释，树立起科学的训诂标准。
由乾嘉到章黄的学术传统，在现代训诂学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语言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不断深入，学者们自觉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路，吸收现代语法学的相关成果，形成了更为周密完备的训诂方法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训诂方法的探讨成为训诂学的重心，围绕着语义、语境的内在系统及其关联，不同的训诂方法被归纳出来。陆宗达、王宁的《训诂方法论》将训诂方法归纳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种，在字义、音义与词义系统的综合考察中把握训诂的确定性，奠定了训诂方法论的基础框架；周大璞、郭在贻等学者提出了“观境为训”“据境索义”“审文例”的方法，根据词所处的语言环境来推求其准确解释，强调在语境对词义的限定关系中进行准确的训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法对训诂的意义也充分凸显出来。在语言学中，语境（context）包括语言内部语境（指单词、短语、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和语言外部的情景。语法即属于前者。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建立初期，杨树达即将“文法学”与训诂学并立，作为经典解释的“车之两轮”。“余生平持论，谓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词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通训诂者，昔人所谓小学也；审词气者，今人所谓文法之学也。” “审词气”源自二王之说，他实际上是将传统“小学”中偏重语义和语境的两种路径，分疏为“小学”和“文法之学”的古今之别，从而彰显后者的重要性。
语法学充分推进了“语境索义”训诂方法的发展，郭在贻、王宁、蒋绍愚、苏宝荣等学者都探讨了训诂与语法的关联，强调将训诂结果纳入语法体系加以检验。杨逢彬更吸收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的“分布”理论，将其作为训诂确定性的验证原则。“分布”是一个语言成分所出现的全部环境的总和，在他看来，词进入语言组合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条件，不同的词义训诂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分布，因此，可以通过考察词汇的分布条件来把握它在文中的确定意义。“每一词义，每一词，每一句法结构，它的出现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上下文条件（或可称之为语境，或可用专业术语称之为'分布’）；既然如此，考察其上下文条件为何，也就锁定了究为哪一词义、哪一词，或哪一句法结构。”杨逢彬的相关研究，代表了自语法以通训诂的最高成就，让经典文本语境的考察具备了严密可信的语言规则。
当代学者对训诂方法的归纳与界定，延续着戴震、段王以来的“语义—语境”综合互证的整体方向，让中国训诂学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确定性的理念得到了更为科学化、精细化的落实，这是训诂学现代转向中的重要成果。综合运用这些训诂方法，可以对历史上聚讼纷纭的经典阐释进行准确检验——现代意义上的训诂方法论是实现确定性阐释的有效工具，也是训诂学历史悠久的扬弃之路中的最新成就。以《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为例，此语颇有法家愚民思想之嫌，故历代注家多立新解，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1）调整分章，重新解释其句意所指。如刘宝楠将此句与上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合并，谓“民”指弟子而言。（2）重新断句，赋予新解。如宦懋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孔子之意为民众所认同者，则任其为之；所不认同者，亦将使其知之。强调民之可否即“舆论”所在，赋予其近代民主思想的色彩。（3）破读假借，另立新解。如廖名春读“知”为“折”，释为阻止、挫败、折服。“孔子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阻止、挫折。这是正视民众力量而得出的民本学说，又何来愚民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些新诠恰恰体现出“民可使由之”的异质性——正因为它呈现出与儒家思想“不同”的面貌，才引发了历代解释者的种种辩护。与之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采取了直接的批判态度，如钱锺书认为此为孔子的“愚民之说”，杨树达认为孔子此语有轻视教育之病。两种阐释方向形成了鲜明对照，如何把握“民可使由之”的确定性内涵？我们需要立足先秦典籍语义、语境的整体特点进行考察。
自语义言之，“由”与
、抽、迪、导、牖等字同源，其古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引导”的词义内涵。《说文》：“
，随从也。”《段注》：“谓引之而往也。”《说文》：“抽，引也。迪，道也。”皆为引导之义。《大雅·板》：“天之牖民。”毛传：“牖，道也。”郑笺：“王之道民以礼义。”据此，“由之”为引导民众之义。《郭店楚简·尊德义》此句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按“由”古音为喻四、幽部；“导”古音为定母、幽部，二者极近，更为“由”释为“引导”之铁证。自语境言之，君子引导民众，必依大道而行。《说文》“由”本字作“邎”，许慎释为“行邎径也”，即“由道”之义。在先秦文献语境中，“由”与“道”“路”往往相配。如《论语·学而》：“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雍也》：“何莫由斯道也？”《孟子·离娄上》：“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孟子·离娄上》：“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此，“由之”即“以道导民”之义，与《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千乘之国”“忠告而善道之”意旨相类。自语法言之，根据杨逢彬的考察，《论语》《左传》《国语》《孟子》中共有1683例“可”字，极少有主语后直接接一“可”字做谓语者。即使偶有个例，也没有主语接“可”字表示认可、同意者。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实不可取。管如此，“不可使知之”亦非轻视教育之意。
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可……不可……”是一个由肯定句与否定句组成的特殊句式，共12例，其中的“可”为“能够、可行”之义，属于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不可”是难于实现，而非不需努力。孔子基于先秦的历史环境与教育程度，强调教育民众之难，这本为“有教无类”中的甘苦之言，与轻视教育的愚民思想并无关涉。严复指出，“章中'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他虽未进行严密的语法分析，却着实把握了“不可使知之”的词气所在。
综上可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孔子以道教民的思想完全契合，其中虽蕴含着对民众缺乏教育的无奈，但从未否定教育本身。因此，将其阐释为愚民思想是不可取的，那些破读改字、调整章句的回护之说，则违反了训诂与语法的规则。在这一案例中，经典的解释不是孤立与任意的，而是在“语义—语境—语法”的关联互证中得到框定，这种关联互证是实现阐释确定性的基本方式。
对经典阐释确定性的探寻贯穿于中国训诂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是它的核心主题。这一历程是对老庄一系的语言解释怀疑论的克服，更是对训诂学自身发展中异化趋势的克服。正因如此，阐释的确定性不是前置的理念，不是空洞的保证，而是建立在坚实而丰厚的训诂实践上的、符合汉语言文字客观规律的学术传统。由汉唐到乾嘉、章黄，再到现代训诂学的建立，训诂解释的确定性与科学性大幅度增强，无论训诂考证还是训诂检验，都立足于对语言文字系统的整体把握——训诂不仅是个体性的字词、文句解释，更要在每一个解释的背后都建立起语言系统的整体支撑。经典阐释的确定性也不仅是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单线关联，而是阐释者基于语言文字网络对阐释对象的全息定位。可以说，语言解释只有是系统性的，才是社会性的；只有是社会性的，才是公共性的；只有是公共性的，才是确定性的——阐释的确定性与公共性不是所谓的“权力问题”，即使是“权力”，也是社会性的语言系统对个体性的文本认知的制约。这种基于语言的“权力”，是任何一个文明都具备的普遍规律。
训诂学的确定性传统，是它参与建设中国特色阐释学体系的学术起点。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开启了西方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从哲学视域理解阐释的性质成为阐释学的主流方向。存在论阐释学前所未有地拓展了阐释学的研究视野，将阐释与人的生存融会贯通，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洞见。与此同时，随着存在论阐释学不断“激进化”，也导致了阐释的解构与虚无。激进阐释学的工作“就是让胡塞尔的世界毁灭性、宇宙构成的脆弱性以及流动的不可还原性的思想保持开放……就是要在游戏中坚持游戏，打破束缚游戏的企图。它的工作——这或许是最不恰当的表达——就是向神秘开放”。当阐释指向了“游戏”的任意性和不可知论的神秘深渊，也就走向了难以克服的流弊。因此，中国阐释学强调以方法论为重。正如张江所言：“方法论阐释学具有更直接的实践性和普遍有效的实用性。从学科发展来说，本体论阐释学固守哲学范畴，重在形而上的纠缠，难于超越学科界限，方法论阐释学以有效方法实际运用，具有明显的超学科性质，为多学科研究提供范式基础，乃至可能引发范式革命。”需要强调的是，阐释学的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复古”甚至“降维”，这不是让阐释学回归于解经技艺——在中国文化的整体视域中理解训诂学，它也并非像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仅仅是文献考据之学，甚至是零散琐屑的饾饤之学——而是要在方法论阐释学中开启新的哲学思考与阐释原理。只有走进了同样的深度，才能实现深刻的转型。就此而言，训诂学及其背后的语言哲学与阐释传统，恰可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在语言哲学层面，如果说，存在论阐释学的阐释开放性意味着对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突破的话，那么，基于“无尽缘起”的、语言系统中的确定性也不是对本质主义的回返，而是在普遍相关中重建理解真理的思想向度。从“本质中心”到“普遍相关”，这正是存在论在未来的拓展方向。海德格尔将对存在的先行“领会”作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认为它是由有意义的世界和境遇塑造的、先于理解的领悟，这也是伽达默尔“前见”的思想来源。问题在于，根据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塑造“领会”与“前见”的视域恰恰是语言世界，这是“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内涵所在。如此，语言的系统性也就为阐释的“前见”赋予了公共性与确定性的维度。
与此同时，基于训诂学的阐释确定性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在数千年的经典阐释中形成的实践传统。这种立足经典世界的实践方向，是阐释学转向的深厚根基。阐释学是哲学的，但这不意味着它要一直停留在某种“真理观”与“存在观”中。穷极高明的哲学探求不等于“阐释学的终结”，而是要开启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因此，中国阐释学的自主道路在理论反思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深入阐释实践之中，深入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之中，通过具体的实践让学理思考具有现实性。中国阐释学不能走凌空蹈虚之路，而是要在实践中形成独立的阐释范式和阐释原理，这就更要吸收训诂学的学术资源。正如王宁先生所言：“西方的解释学属于哲学范畴，而中国从训诂学发展出的解释学或传意学，仍然是从语言解释或传意角度来立论的。这个解释学的新角度，不但对训诂学的发展有所推动，对哲学解释学也有所丰富和补充。”可以说，中国训诂学基于语言文字系统的确定性探寻，为克服不可知论的、解构性的阐释学倾向，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支撑。
还要强调的是，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结合的起点，而非终点。经典阐释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阐释的唯一性，更不意味着阐释的固化与停滞。确定性不是“一步到位”的标准答案，而是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形成的阐释传统——对语言文字系统的把握难免有谬误与偏差，阐释者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思想背景也会将阐释引向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偏差可以得到纠正，新诠需要不断验证。正是在训诂学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中，形成了确定性的原理与方法。因此，阐释的确定性是一种绵延不息的历史向度，而不是固执封闭的单一结论。它对不可知论的克服，并不意味着必然可知的绝对自信。就其本义而言，“训诂”是一个动词性的存在，只有它作为实践性的运动之时，才能具备确定性的内涵。如此，阐释的确定性与开放性亦不矛盾。一方面，在追求确定性的阐释传统中，由于视域、方法、引据上的不同，形成了丰富的阐释积淀。以聚讼纷纭的“格物致知”为例，从两汉到清代一共出现了近六十种不同的训诂释义，构成了训诂中微观的儒学史。面对这样的解释传统，确定性的阐释实践不是严判对错、非此即彼，而是要为理解历史提供清晰的坐标。郑玄、二程、朱熹、王阳明、颜元等学者对“格”的训诂皆不相同，在差异纷呈的语义解释中，蕴含着经典阐释的不断发展与儒学范式的历史转型。训诂学的理论与方法，正是我们辨析这一历史轨迹的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哪怕是那些任意性、无序性的阐释，也无法摆脱文本语言自身的规律，依旧可以纳入以确定性为基点的判断之维。在中国历史上，训诂考证的确定性与义理阐释的开放性之间，呈现出交相推进的关系。语言世界是经典阐释的起点，循名以责实，据实以解名，解释者通过训诂方法让经典的语义解释得到确证，为义理阐发建立确定性基础，没有一个学者会认为自己的阐释工作是基于语义的误解或错谬。与此同时，义理阐释的突破又以语义的新解释为前提，这是经典新诠不断出现的基础环节。而对经典新诠的创造与检验，更意味着训诂确定性的实践深入。借用《春秋》学的术语，确定性是“经”、是“常”，是阐释的基点；开放性是“权”、是“变”，是阐释的全程。当我们面对经典阐释的历史传统时，不是用“常”来否定“变”，也不是用“变”来解构“常”，而是要在确定性与开放性的坐标关联中，将原义性阐释和创造性阐释纳入更为完整的历史脉络之中。只有把握了二者之间“相挟而变”的历史规律与“动态互证”的研究视角，既探源溯本，不断探寻经典思想的真实面貌，又沿波讨流，全面理解经典阐释的发展轨迹，才能通向完整的、历史性的经典世界。究其实质，确定性与开放性是阐释的一体两面，是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实践“选择”了前者作为基本方向。这一选择方向与中国哲学颇为相似——万物皆有生灭，但中国古代哲人却独重“生生”、不求“寂灭”，皆体现出中华文化昂扬自信的、肯定性的精神气象。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