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玉文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爲適應時代需要，北京大學中文系即將創刊《中國古典學》。這裏我截取拙作《漫談中國古典學》的部分内容來與大家交流。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我所理解的中國古典學
我所理解的中國古典，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古代典籍，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分。“古典”一詞是多義詞，詞義有好幾種，我取“古代典籍”一義。典籍，泛指古代書籍，既有一直流傳下來的，也有歷代出土的。商代到西周的出土文獻，受表達需要和存儲條件影響，内容有限，但它對彌補傳世文獻的缺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東周以後的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仍然有若干補充作用。傳世文獻的研究是研究中國古典的大道。
中國古典的範圍和對象是確定的，對它採取有效的科學方法，進行科學研究，就能進入“學”的範疇。中國古典學，是對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當今流傳“國學”這一術語，我所理解的“國學”，跟這裏“中國古典學”内涵和外延一致。我所謂的中國古典學，就是我所理解的國學。
三千多年以來，古人留下的文獻，内容之廣泛涉及方方面面，不僅僅局限于文學、思想、政治等領域，堪稱世界之最。古典文獻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影響至今。對中國古典跟西方古典的研究應有區隔。各代文獻，對前代既有繼承，也有發展。我們可以做斷代的研究，形成先秦古典學、漢代古典學……清代古典學等等。先秦古籍是後代的源頭，不將先秦古典學研究清楚，兩漢以後的古典學研究就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不能以先秦古典學代替中國古典學。我們尤其要研究中國古代典籍中那些屬於經典的内容。古代有些典籍不是經典，但仍不乏真知灼見，也值得重視。
二、古代的經典
各種知識領域都可以有經典。對經典的理解，不能以著作的内容是否科學作爲評判標準，對於何爲經典，還必須有更概括的理解。
經典是一個客觀存在。如何區分經典和非經典，還没有找到一個具有操作性的方案。經典的核心區域是清楚的，“十三經”、《老子》《莊子》是大家公認的經典。經典和非經典，在邊緣地帶頗難劃分清楚。
《現代漢語詞典》給“經典”一詞分了四個義項，頭兩個，一個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一個是“泛指各宗教宣揚教義的根本性著作”。這樣的定義比較概括。“著作”是指用文字形式所表達的意見、知識、思想、感情等的成品，包括單篇文章和裝訂成册的作品。經典既可以是成本的書，也可以是單篇文章，《莊子》是經典，其中的《逍遥游》《齊物論》《德充符》等篇是經典之經典。
這裏的兩個義項，第一個直接點出“傳統”“權威”二詞。傳統，指文化、道德、思想、制度、風俗、藝術、行爲方式等人類創造的世代相傳的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權威，指某些著作中，其言論中有令人信服的説服力和使人敬畏的重要内容。可見經典需要由歷史和社會來認定，需要由時間，由社會共同體來檢驗。因此，一部著作能否成經典，絶不是任何個人能確定的，個人能在推動一部著作成爲經典中起到一定作用，但無法決定它是否經典；如何鑒别一部著作是否具有權威性，這也缺乏可操作性的科學手段。所以，經典的認定，碰到邊緣性情況，有時會見仁見智。第二個含義，用在宗教領域，其實也要求是傳統的。
這裏“權威性著作”“根本性著作”，涵蓋了著作内容本身和社會評價，但仍然很模糊，操作性不强。這就決定了，在邊緣地帶，人們很難將經典和非經典完全徹底劃分清楚。任何經典都有缺陷，因此，個人對一部書是不是經典，看法有時有分歧，但一部著作是不是經典，這是取決於社會共識。
中國古代文獻，由於歷史的删汰，也許確認何者爲經典，何者爲非經典，會相對容易一些。但將國學限制在儒學範圍内，對全面繼承我國優秀文化遺産，發展新文化没有好處，必須重視經史子集等各方面的經典。有人認爲儒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值得商榷。核心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其他部分都圍繞着該事物。儒學文化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多居首要地位，但中國古代文化遠非儒學文化所能囊括。它是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内容是否都圍繞着它，這需要嚴格的科學論證。在一個擁有三千多年古典傳統的國度，如何判定某一部分著作的内容是主要部分、中心部分，其他著作的内容是次要部分、周邊部分，應該拿出切實可行的明確標準，否則其結論難以令人信服。即使認爲儒學是中國古代思想、政治領域的主要部分，也需要嚴密論證。
古代有不少僞書，僞書並不都是非經典。古人作僞書，原因複雜，只要它屬於傳統的權威性著作，也可以是經典。這些僞書，經史子集中都有。例如《列子》，現在大家公認是僞書，但它有不少獨到見解，無疑是經典。
三、爲什麼要研究中國古典學
爲什麽要研究中國古典學，可以從古代文獻的文本本身和當今社會的需要兩方面來談。
首先，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營養，足資後人汲取。歷代典籍汗牛充棟，流傳下來的是九牛一毛，但仍洋洋可觀。它保留了中華民族祖先三千多年來，面對各種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挑戰所取得的認識成果，記載了不少自然、社會現象，以及人們的改造活動，展現了先民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和生活體驗，是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寶藏。其中不免有缺陷，甚至有錯謬，有與當今現狀不合的内容，但它記載着智慧，有着足資後人借鑒、參考的内容，是後人必須批判繼承的東西及發展新文化的一個光輝起點。
出色完成中國古典和當代的對接，是後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不能採取封堵的辦法，將本該爲現代文化建設提供養分的活水源頭人爲截斷，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一堵隔離牆。在完全没有古書閲讀能力的情況下，肆意貶斥傳統，挑起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體現了某些人士缺乏現代科學意識，習慣以情緒代替理性。那樣做不但無法達到目的，而且得不償失，最終受損的是當今的人們、當今的社會。
其次，當今社會需要研究中國古典學。理由之一：中國古典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依歸。一個人、一個社會都必須尋求一種精神依歸，一種精神寄託，才能使自己變得强大，向更高目標邁進。未來是未知，無法作爲依歸，祖先傳下來的東西無疑會是他們極好的精神依歸。
上個世紀有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古典進行了最爲激烈的批判，但無法斬斷人們對於中國古典的情懷。其言論過於偏激，引起了不少學人的强烈反彈。上個世紀一段时期内，中華民族的族群分裂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爲嚴重的，整個民族在很多方面連基本的共識也無法達成。這種族群分裂的現象，影響深遠，有人没有起碼的仁義禮智信，缺乏理想和理性，對業已達成的社會共識展開批判，爲邪惡擺歪理，爲正義唱反調，試圖顛覆人們的共識，最大限度打擊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現象的出現，説明少數人在缺乏精神依歸的情況下，存在數典忘祖的病態心理，也説明我們需要重建社會共識、社會互信。經過幾十年積澱，重建國學，建設中國古典學的追求越來越强烈。這種重視本民族古典的情懷，這種文化尋根的强烈願望，在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更容易變得强大。
理由之二：上述的這種情懷，非常有助於形成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一個民族戰勝任何困難，保衛人民正當權益，昂首挺立於世界，發展文化的重要保證。要形成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需要有能在不同地域、不同時代都能達成共識的東西。中華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已經扎根于中華大地，易於爲衆人接受；它的歷史穿透力，以及它的空間輻射力，形成了巨大凝聚力。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中國的古典，在中國有强大的時空穿透力和民族凝聚力。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意義重大。
近百年來，有人想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毀滅性打擊。由於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缺乏真正的、全面深入的瞭解，對西方文化盲從；加之中西語言文化的隔閡，他們對西方文化也缺乏真正瞭解，因此他們的思想是漂浮的。經過多年的撥亂反正，一些幡然醒悟的人士逐步感受到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凝聚作用，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理由之三：中國古典是後人創造新文化重要的活水源頭。一個民族必須通過自己熟知的東西去認識自然、認識社會，中國的古典是中華民族發展新文化，走向世界的方便法門。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一脈相承，漢字是我們最大的文化遺産，中國古典絶大多數是借助漢字傳承下來的。這是人們熟知的東西。
中國的古典文獻凝聚了不同時期、相當多優秀人才的集體智慧，内容博大精深。建設我們的新文化，離不開它。不同時期的中外人士，曾從中汲取營養，尤其是漢字文化圈的一些國家和民族；人文社會科學如此，自然科學同樣如此；科學研究如此，文學創作、軍事等方面同樣如此。這證明，中國古典文獻的確有值得人們吸收的内容。西方學者研究西方古典學，主要是通過傳揚古典精神救治時弊，跟西方古典文獻的内容豐富程度密切相關；中國古典學研究，我們特别要强調中國古典對於創造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我們對中國古典文獻成果的吸收還有限。以前人們大多吸收其中講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知識，其他方面重視不够，細緻的分析也做得不够。有一些自然科學工作者，他們比其他一些研究人員更多地吸收古書的智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自然科學研究，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從古書吸取養分，將會大大促進他們的研究。在其他方面，還有很多没有過時的東西，還有相當多的内容值得人們吸收，爲創造新文化服務。
不同國家對於中國古典文獻成果的吸收程度不一。要創造新文化，中國古典將會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研究課題、思路、方法、靈感。由於自身的優勢，中國學者應爲此做出更多努力。因此，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大有可爲。中國古代文化既有優秀傳統，也有劣質糟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優秀傳統剔發出來，對劣質糟粕進行批判，對於克服個人局限和時代局限，創造新文化有極重要的意義。
四、應該如何研究中國古典學
這裏主要就當今研究過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提出個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大多是老生常談，但還是值得提出來討論。
（一）必須具備堅實的古漢語基礎。古書的釋讀是研究中國古典學的基礎工作，離開了這項基礎工作而建立中國古典學，不可能有穩固的根基。
古漢語和漢字發展到今天，既有古今相承的一面，也有古今不一致的一面。一般人不經過一定的訓練，就不可能讀懂古書，對古書的釋讀必然大量失真。因此對古書做正確釋讀顯得尤其重要，字詞句應落到實處，要準確把握古人的言外之意。這要求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者具有扎實的古漢語的基礎。歷史上，有人就輕視語言文字。戴震曾經在寫給段玉裁的信中批評這種惡習：“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值得我們警醒。治中國古典學要有扎實的古漢語基礎，這怎麽强調也不過分。無論你研究中國古典學的哪一個分支，古漢語的基礎必須打牢。
（二）必須打好古文獻學的基礎。古代文獻汗牛充棟，没有版本、目録、校勘、辨僞諸學的幫助，我們就無從知道各種古書講些什麽内容，無從知道資料的真僞、如何找資料、如何利用資料、如何選擇可靠的版本，等等。研究中國古典學，就必須打好古文獻學的基礎。
必須選擇可信的版本作研究的依據，盡可能全面佔有材料。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説：“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打好古文獻學的基礎。
以上强調：準確釋讀古書，一是要打好古漢語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基礎，一是要打好版本學、目録學、校勘學、辨僞學，也就是古文獻學的基礎。其中，文字、音韻、訓詁尤其是基礎之基礎。這是由古書的性質所決定的。書籍由語言文字記録，中國的古書主要由古漢語記録下來，没有古漢語，没有漢字，就不能有中國的古書。一切古書，都以漢語、漢字來記録，文本的分析、比較以文本的釋讀爲基礎，版本、目録、校勘、辨僞學的進展，又以古漢語研究爲基礎。
（三）必須充分重視出土文獻，處理好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關係。儘管出土文獻的傳播廣度遠遠比不上傳世文獻，但其中也有相當豐富的内容。必須關注、重視出土文獻，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有機結合起來，真正解決好求真的問題。
（四）必須分清讀進去和讀出來的關係。讀進去，就是要設身處地，讀懂古書的原意；讀出來，就是要有破有立。没有真正讀進去，没有充分理解古書、古人，就跳躍到評價古書、古人，這在相當多的中國古典學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不少評價、不少斷言，都難免有隔。今後中國古典學的研究，這是必須克服的研究局限。
（五）必須理順分析和綜合、具體考證和理論探討的關係。離開微觀性的基礎研究，片面追求綜合研究，其結果必然是流於空疏、平庸；片面追求微觀的分析研究，不跟綜合研究結合，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分析和綜合研究相結合，這是最佳選擇。
（六）必須解決好述和作的關係問題，要重點發掘、利用前人没有發掘出來的問題、没有有效利用的文化成果，服務於當今的新文化建設。
要想今後從古書中發掘出更多的科學有用的知識，有更多的有述有作的研究，甚至作大於述的研究，就要解放思想，既吸收西方，又不爲西方既有的成果和框架所囿；多多利用我們的優勢，從古書中尋求突破口。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任重道遠。
作者簡介
孫玉文，男，1962年生，湖北黃岡市黃州區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硏究基地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修辭學會副會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音韻學硏究會理事。主要從事漢語史硏究，側重漢語音義關係和上古音硏究，發表論文二百餘篇，出版《上古音叢論》等專著多部，其中《漢語變調構詞硏究》1999年被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辦評爲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漢語變調構詞考辨》2015年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奬一等奬，2016年獲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奬。
來源：《中國古典學》第一卷
（引用請參照本文原始出處）
審核：李成晴、杜以恒
校對：周子涵
編輯：劉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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